1953年10月的一天，秋风送爽，从朝鲜战场归来不久的一一五师师长王扶之神清气爽地踏上了回陕西老家的路。
按照军内待遇标准，上级给王扶之配备有警卫员，也有小车，但是他却执意要自己孤身一人回老家去。
富贵不还乡，岂不是如锦衣夜行？
但是共产党员王扶之显然并不这样认为，18年没有归家的他，还是想要低调一些，莫要惊扰父老乡亲们为好。
当时老家的县城还没有公共交通系统，农村也没有电话电报，无法通知家人去接他。
王扶之在车站下车后，只能步行回老家去。
车站距离老家只有7、8公里，走路两个小时就能到家，这点路，对军人出身的王扶之来说，本来毫无问题。
可是此刻的王扶之脚穿皮鞋，又给家人买了不少东西，乡下没有公路，土路坑坑洼洼的，走起路来，可就不那么轻松了。
因此，走了一段路后，王扶之的脚底板有点受不了了，步履变得沉重起来。
他心想，要是有个顺路的马车牛车搭着坐一下，该有多好。
想睡觉来了个枕头，很快，他听见背后有牲畜的声响，回头一看，一位老汉赶着牛车过来了。
没等王扶之开口，老人就主动问王扶之，要不要坐车？
王扶之也不客气，咧着大嘴一笑，把手里的东西往车上一放，脚一蹬，坐上了牛车。
上车后，他就跟老汉聊了起来。
老汉得知王扶之就是本县人，当年参加了红军，现在已经是一名师长后，长叹一口气说：
“我家儿子当年也参加了红军，解放的时候，听说已经是团长了。”
“后来写信说，要出国抗美援朝了，打那以后，就没有往家里再来过一封信。”
“听说很多将士在那里都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了，还不知道我儿子是怎么回事，揪心呢。”
王扶之心里一咯噔，眼神也迷瞪了：
“大叔，您儿子叫什么？”
老爷子回答说：
“我儿子小名儿叫王硕，大名王扶之。”
王扶之听到这里连泪带汗全都下来了，这才仔细端详起赶车的老汉侧脸，咳，不是自己的父亲又是谁！
他赶紧上前屈膝跪下，紧紧抱住老汉，喊了一声：
“大！”
眼泪便迅即汹涌而出。
亲生父子相见，为什么会认不出来，爷儿俩的模样变化有这么大吗？
如果说老汉年事已高，认不出长大成人的儿子情有可原的话，儿子怎么会认不出老父亲？
王扶之是陕西省子洲县人，出生于1923年9月，参加红军的时候，只有12岁。
12岁的孩子，放到和平年代，还在上小学的懵懂年纪，如果自此远离父母三十年，人到中年才看到已变得苍老的父母，认不出来也是人之常情。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王扶之的家乡陕西也不例外。
除了各路军阀，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匪上百股。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管口号多么华丽正义，行的却总是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欺压盘剥百姓之事。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王扶之的童年生活，同样是不堪回首，5岁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母亲。
现代的人很难相信，他30岁的母亲是被一场感冒夺去生命的。
原因很简单，没有钱看病抓药，给耽搁了。
失去母亲之后，家里的生活更加艰难。同龄人都在父母跟前撒娇的时候，刚满7岁的王扶之，却不得不给地主放牛。
不过放牛是王扶之主动提出的，因为他太想上学了，他要挣钱攒学费，去学校读书。
父亲当时虽然身强力壮，但是上有老下有小，根本就供不起儿子上学。于是王扶之就辛辛苦苦给地主放牛挣钱，然后到私塾读书，钱用完了再去打工。
就这样断断续续，王扶之上了几个月的私塾。
私塾老师姓刘，只有30多岁，学识渊博，思想新潮。
他不教孩子们读四书五经，而是教大家认读白话文，还传授数学、历史、音乐和天文、地理知识。
不仅如此，刘老师还给大家讲时政，比如北伐战争、军阀混战。
王扶之9岁那年，刘老师给孩子们上了最后一堂课，跟孩子们道了别，说以后不再教他们了。
孩子们泪眼婆娑地问他要去哪里。
去哪里？刘老师干脆作答：
“要当红军！”
“老师，您不是说过，天下当兵的跟土匪一样，都是祸害百姓的？”
刘老师：
“有一支队伍，是穷人的队伍，他的名字，叫红军。”
从此之后，王扶之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教书先生，但他幼小的心里就刻下了两个坚定的大字——“红军”。
但凡有外人经过，他必上前询问红军在哪，大人捱不过他硬缠，告诉他红军是在很远的南方，他们都是天兵天将。
于是小家伙就遥望星空，希望有一天，红军能从天而降。
1935年9月，天兵天将般的红军，真的出现在自己的家乡了。
当时只有12岁的王扶之急不可耐，回家告诉父亲：
“大，我要当红军。”
父亲看了稚气未脱的儿子：“你的年龄太小，人家不会收的。”
“那该咋办？”王扶之急了。
“除了撒谎，没有别的什么办法。”父亲无奈地说。
于是，为了当兵，从未撒谎的王扶之就把自己年龄虚报了5岁。
王扶之虽然只有12岁，但个子挺高，还真像十六七的少年郎。
反正那时候户籍制度不健全，虚报也查不出来。就这样，王扶之侥幸“蒙混过关”，成为中国工农红军26军一名红军战士。
当时来到陕西的红军还是比较正规的，15岁到17岁的孩子都被另外编到了一个部队——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少共营。
那时候刘志丹的红军武器装备跟其它地区的红军一样，很差，只有半数左右的战士手里有枪，剩下的人手里的不是大刀就是梭镖、红缨枪。
刚入伍而且分到了少共营的王扶之，不仅摸不着枪，连大刀也轮不到拿。
少共营的标配，就是一根竹子做的梭镖。
即使这样，王扶之也非常满足。
吃过饭后，他手持梭镖，跟小战友们齐齐迈着整齐而坚定的步伐，昂首挺胸走到村外站岗放哨，神气极了。
没过几天，他的热情劲儿就减退了，在操练的时候，冲着排长开始抱怨：
“当兵十来天了，整天不是站岗就是出操，连一次仗没打过，没有听过一次枪响，这算哪门子兵啊？”
排长被逗乐了，哟呵，胆儿还不小！马上绷着脸严肃地说：
“练好杀敌本领，才能上战场立功，不然的话，上去也只能给敌人当活靶子，人都牺牲了，还怎么立功？”
听排长这么一说，王扶之恍然大悟，他在操练的时候更加刻苦用心了。
1935年10月1日，王扶之终于迎来入伍之后的第一场战役，还是一场大仗，红军有三个师（75、78、81师）投入了战役。
这场战役是徐海东、刘志丹指挥的，是一场围城打援的战斗。
战役的规模很宏大，红75师在劳山路东，红78师、红81师一部在劳山路西，他们将劳山包围，作出了夹击攻打的架势，只能等敌人来解围的时候，一举消灭他们。
对面的东北军110师不知道是计策，果然前来增援，一头扎进红军口袋阵。10月1日下午2时左右，一声嘹亮的冲锋号响起，我红75师、 78师、81师一部同时发起攻击，将东北军110师团团包围。
敌110师一看乱了方寸，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冲乱撞。
当时东北军的战斗力在全国各地军队中是有口皆碑的最差，远离故土的他们也没有解决“为谁而战”的心态问题，但是他们的武器装备是最好的，仅次于国军嫡系。
他们刚一开始遭遇伏击时被打得晕头转向，但是很快镇定下来后，他们便占据有利地形进行抵抗。
战斗进入僵持阶段后，东北军的火力给红军造成了很大威胁，如果不能将他们快速打垮，东北军方面还会派援军来，煮熟的鸭子就会飞了，我军还会反受其害。
于是徐海东一咬牙，将原本在外围担任警戒任务的少共营拉了进来，让他们攻打一小股敌人。
王扶之和少共营的200多名手持梭镖，兵分两路配合75师一部，向这个高地上的东北军发起了进攻。
东北军的这些士兵被包围后，本来被吓破了胆，惊恐万状。
这时候当他们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士兵，不但个个手持梭镖，而且人人稚气未脱的时候，全都放松了，他们开始阴阳怪气、大声嘲笑：
“红军这是没人可用了吗？咋还让这些娃娃出来滥竽充数。”
“让这些穿开裆裤的孩子打仗，是来送死的吧？”
“小家伙，赶快回去吧，你妈叫你吃奶呢。”
总而言之，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娃娃兵放在眼里。
可是他们忘了一句话：“初生牛犊不怕虎”。
敌人不叫喊还好，这一叫喊，反把红小鬼们惹毛了，他们浑身来劲，嗷嗷呐喊着冲了上去，嗖嗖乱飞的子弹对他们来说是最动听的音乐。
王扶之怒气冲冲地杀上制高点，看到一个军官挥舞着手枪在指挥，他端着梭镖用尽全身力气刺向那名军官握枪的手，军官杀猪般大叫一声，手枪掉在了地上。
王扶之用闪电般的速度捡起手枪，顶住了军官的后背，吓得那名军官赶紧大喊：
“弟兄们，快投降。”
王扶之身手不凡、首战告捷，受到了上级表彰。
劳山战斗不久，上级将王扶之从少共营调到75师223团，在三营当了一名通信员。
王扶之打仗已经上了瘾，上级却让他当一名通讯员，他又想不通了。
这还不算，1936年2月，团长又跟他谈话，让他去学测绘，王扶之更难过了，噘起了嘴。
团长问他：“你当兵为了什么？”
“杀敌，让穷人翻身。”
团长说：“学好测绘能消灭更多敌人，比用枪杀敌过瘾多了。”
“测绘可以制定为我军行军的路线图，还能测量敌人所处的位置，城堡的高度，为火炮攻击敌人提供数据。”
“测绘员可以让我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能决定我军的命运，他的作用胜过千军万马。你有文化基础，别人想当还不够格呢。”团长说。
王扶之想了想，觉得团长说得很对自己的胃口，转而满腔热情地参加了测绘训练班。
在军团部一起学测绘的同学有个叫马德良的，操着一口东北话，王扶之觉得他面熟，就和他聊天，原来马德良正是劳山战斗中被少共营缴了枪的俘虏兵。
他被红军俘虏后，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就要求留下当兵，不回老家。马德良对王扶之说:"当时，我们在山上往下一看，下面都是些小疙瘩，我们就没有当回事。没想到你们这些小疙瘩不要命，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缴了枪。"
马德良又说:"还真得感谢你，如果不是被你俘虏，我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解放。"
这位马德良后来因为作战勇敢，当上了红军的团参谋长。
从训练班毕业后，王扶之到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当了一名测绘员。
抗日战争时期，王扶之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测绘股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通信参谋，二营六连副连长，师司令部通信股长。
王扶之随其所在的英勇善战的部队，转战在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张店、盯店、两淮等战役和战斗。
解放战争中，王扶之到了四野，担任三十九军三四三团团长。
他带领部队参加了四平保卫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从东北的松花江，一路过关斩将，打到祖国南疆镇南关。
在战斗中，王扶之曾多次立功受奖，在姜家店迫击、攻克锦州、平津战役之攻克天津的战斗中，先后荣立大功三次。
待到全国基本解放以后，人民土豪劣绅被打倒，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王扶之心想，这下子世道太平了，我终于可以抽时间回家看看老父亲，顺便娶妻生子，让老人家享受享受天伦之乐了。
可是没曾想，朝鲜战争很快爆发，毛主席下令我军组成志愿军入朝参战。
王扶之这时候已经担任39军115师的代理师长，立即奉命带领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战场。
115师参加过平型关大捷，以作风勇猛强悍著称，是四野的王牌，战斗力超强。
王扶之到朝鲜战场，将自己的军事才能发挥到极致，带着115师纵横驰骋，杀得美韩军心惊胆战。
志愿军10月19日开赴朝鲜，25日，第一次战役就打响了。
在云山阵地上，志愿军和美军开始了一场生死较量。
此次战斗虽然只打了三天，可结果令人振奋。
39军大挫美军王牌部队美军骑兵第1师，灭了其嚣张气焰，很大程度鼓舞了志愿军的士气。
其中，王扶之115师345团的表现非常抢眼。
1日下午3时，美军骑兵第一师8团已经和南朝鲜军完成换防，同时志愿军侦察兵也发现了南朝鲜军有后撤迹象，便计划提前发起进攻。
按照39军常规套路，115师是一把尖刀，应该是摆在正面，扮演主攻角色。
但115师344团远赴龟城打阻击战，正在和美军24师交锋激战，于是116师、117师成为主攻。115师的343、345团，一个负责阻击美军援军，一个负责切断美军后撤之路。
战斗打响后，负责主攻的116师打得有声有色，将韩军第一师打得满地找牙。
美军骑兵第一师8团3营营长奥蒙德见状惊慌失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随即下达了后撤命令。
这时候，345团的考验到了。
俗话说穷寇莫追；人在逃命的时候，是最不好惹的。
何况当时敌军位于九龙江和南面川交汇处的北岸上，3营M连还驻守在诸仁桥上，正面硬攻势必付出很大代价。
但是这股敌人不消灭，敌人的退路就不能切断。
怎么办呢？
王扶之想到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高招——“改头换面”。
凌晨1点半，美军3营士兵在进行车辆编队时，我115师345团4连的士兵带着钢盔悄无声息随着车辆从南侧过来，衔接得天衣无缝。
美国大兵根本没有检查什么，反而还笑脸相迎。
很快，这支部队大摇大摆跨过了诸仁桥。
可就在部队跨过桥的瞬间，M连傻眼了，这支“韩军”突然翻脸不认人，向他们开火。
霎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美军士兵纷纷倒地。
美国人沃尔特·G·赫娒斯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带有美国陆军官方性质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战史中写道：“中国人好像从天而降，驻地很快就沦陷，他们更是见人就杀……”
在1952年6月22日到7月上旬进行的老秃山战役中，王扶之指挥115师的343团4次攻打老秃山，来回穿插、迂回战，打得敌军晕头转向，一举歼灭美韩军1300余人，并成功拿下老秃山据点。
这场战斗让彭总大喜过望，专门下令志愿军总部到115师取经让全军学习。
为此，《人民日报》特派了记者刘铭来到115师驻地现场观摩，做一份深度报道。
这下子，彭总记住了王扶之，115师出名了。
不过彭老总没有想到，下面发生的事才让他牢牢地记住了王扶之这个名字。
1952年8月2日这天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普通的一天，可是对王扶之和他的3名战友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一天。
这天王扶之和作战科副科长苏盛轼等三人，来到位于梨木洞的指挥所，他们要进行研究，制定作战计划，记者刘铭也到场了，加上两名测绘员，一共七人。
梨木洞指挥所建在一个山坡上，洞上还有20米厚的土层，出口伪装得非常好，安全系数也非常高。
整个指挥所没有人造光源，王扶之他们只能借着靠洞口的上方一个小窗户，透过的一丝阳光，展开地图，研究作战方案。
9点25分，几架美军轰炸机呼啸而来，不由分说投下几枚重磅炸弹后扬长而去。
炸弹将指挥所炸塌，里面的人全部埋在里面。
一一五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程国璠正在驿谷川河边跟工兵连长开会，听到爆炸声飞奔到洞口。
政委沈铁兵沉痛地对程国璠说：
“扶之等同志被压在里面了，完了！我已命人急电志司，同时上报了军部。”
程国璠来不及劝慰沈铁兵，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一看他的心也凉了半截。眼前的土石堆得像一座小山那么高，下面的人怎么可能还有活路。
不过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程国璠还是指挥着工兵们马上开始营救。
彭老总几分钟后也得知了消息，他致电39军军长吴信泉：
“我要你想一切办法，救出王扶之！”
停顿了一会，他语气沉重地说：
“如果不幸牺牲，那么按照烈士礼节厚葬。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可是抢救谈何容易，没有工具进行有效支撑，不能放开挖，担心伤到里面的人。
24小时过去了，救援现场依然没有让人乐观的消息传来。
彭总茶饭不思，一直在关注着营救的进展、
30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这时候，彭总眼眶湿润，他长叹一声，拿起手那支重若千钧的红蓝铅笔，想在干部花名册上标注：王扶之同志，牺牲！
可是他马上又把铅笔轻轻放下，他在希望奇迹出现。
王扶之“牺牲”的消息也传到了妻子曾毅耳中。两人已经结婚一年多了，在一起的时间却还不到10天。
她闻讯后不相信丈夫会离开他，她告诉自己，一定还有希望。
可是当她看到巨大的弹坑后，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
这时候，志愿军司令部安排的几具棺材也运到了。
此刻，王扶之他们还活着吗？
当炸弹爆炸后，苏科长和陈参谋被冲击波震到了洞的最深处，王扶之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三人当时都被震昏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先后从昏迷中醒来。
他们呼唤其他同志的名字，不见回应。
王扶之腿受了伤，参谋长肋骨被砸断两根，苏科长胳膊也受了伤。
所以，相比之下，他们三人是幸运的。
可是在没有脱险之前，一切都充满未知。
洞穴里漆黑一片，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空气也越来稀薄。
三人的手握在一起，相互鼓励。
他们不敢活动，害怕消耗体力和氧气。洞外隐隐传来有敲击的声音，同志们肯定在夜以继日营救。
一定要坚持下去，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土层开始逐渐松动，两只苍蝇从土缝中嗡嗡叫着飞出来，晃动着翅膀飞向空中。
外面挖土的工兵班副班长刘文才首先看到这两只苍蝇，他大声叫喊起来：“快看，苍蝇、苍蝇！里面有空气，师长他们一定还活着！”
四小时后，终于挖通了，王扶之和两名战友得救了。
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在洞里被整整“活埋”了38小时。
他们虽然没有大碍，但是因为缺氧，他们已经气息奄奄，如果时间继续延长，后果非常可怕。
度过大难的王扶之，重上战场，并且再立新功，晋升为共和国开国少将（他也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少将），转业后还出任过山西省委书记。
回到文章开头，王扶之回家探亲，路上相遇的时候，父子分别已经18年。
离家的时候，王扶之还是个12岁的少年，父亲才30出头。18年过去，父亲两鬓斑白，额头爬满皱纹；儿子也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一下子怎么会认得出来？
无论如何，父子重逢，皆大欢喜，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的王扶之老将军已经98岁，身体依旧硬朗，是开国将帅硕果仅存的六分之一（目前一共只剩下6人在世，55年授衔2人，61年授衔1人，64年授衔3人，王扶之为64年授少将衔），我们不能祝愿老将军们长命百岁了，因为，他们大多早过了一百岁！
在这里，还是要祝愿他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