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读后感
经济的主体是人，而资源的根本是土地，在全球化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化转型正在加速发展，而土地资源却越来越匮乏，如何制定好的政策，并引导经济向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华生的这本《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的书便是纵观了人类发展历史，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根据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厘清问题的关键，以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的成因，并对比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改革建议，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观点。原本读这种探讨经济理论问题的书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似乎只有专门研究经济学的人和事关自己的时候才会感兴趣，不过作者却把这样的话题写得十分生动和畅快，把艰深的经济理论写的简洁易懂，把看似复杂的表面现象经过有效的梳理后变得清晰明了，把那些宏观层面上的问题用最具体的生活事例进行解析。
在书里作者回顾了建国以来一系列土地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对老三农、新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对为何要把土地所有权和开发权分开进行了说明，对土地开发和建设中的弊病进行了评判，对小产权房、经济适用房等现象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对一些政策试点后的经验和教训总结，最后也结合国情对土地、户籍、财税、楼市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处处体现了在城市化中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怀。书中所有的内容都是基于大量的理论和实践作出的冷静观察与判断，并以公正而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命题，还大量借鉴与我们有同源文化的近邻国家及周边地区的成功经验作出系统性战略构思，有助于政府参考和制定出有效合理的政策，从而去推动社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一、主要内容：洞见问题，望闻问切
本书的前言与第一章的“引言”，是对土地陷阱的“望”。所谓“望”，便是对土地问题最起码的认知。作者先从中等收入陷阱说起，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并不存在，同时作者认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还是有极大的正向价值。接着作者谈古论今，直言人类跨过的几个发展陷阱。而在引言中，作者则提及了老三农问题，并触及到本书的核心问题——土地产权，从集体制到大包干再到赋税问题，作者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分析之后，作者认为，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所遭遇的其实并不是老的三农问题，而是新的“三农问题”，即“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的问题，而这才是关于城市化转型的核心问题。
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则是作者对土地迷局的“闻”。所谓“闻”，自然是对土地财政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第二章中，作者阐释了土地财政的异化与土地权利的分离，从“中国的土地财政从何而来”进行了现实的发问，并对其中的各种观点、各种分析进行了客观的阐释，对于土地权之争及开发权所有权的分离，也有自己的表述。华生认为，土地开发权是揭开土地迷局的总钥匙。在第三章中，作者则回顾了我国土地财产权与开发权分配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并表示：乱象不可持续，改革不可避免。进入第四章，华生则对政府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并将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抛出来，认为城乡建设用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同地同价”应该成为一种可能，同时要废止农民拥有土地开发权。
本书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则是作者对土地迷局的“问”。所谓“问”，自然是问诊，看看有何对策有何意见。在第五章中，作者以小产权房失控的困境与保障房的弯路来现身说法，作者认为，在现在已经严重分化的社会既得利益的格局下，保障房建设和分配要发挥其设想的社会功能，既需要高屋建瓴的政策，又需要防范政策扭曲的对接措施。而在第六章中，作者以城乡建设用地与成渝地票试验为案例，认为城乡建设用地的政策偏差是并未以农民市民化为根本，而地票的失败则源于本身的缺陷。在本书第七章中，作者着重从土地开发权的分配着手，先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继而抛出了西欧与东亚的经验，即要不断强化开发权管制，最后作者综合了各方观点，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开发权的分配，理应是规划权归政府，收益权由社会共享。
从第八章到第十章，便是作者对当前土地陷阱的“切”。所谓“切”，自然就是开方子。在第八章中，作者讲述了土地征收的法律，其中无论法律如何变化，“公共使用”和“公正补偿”的原则必须坚持，同时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进行了说明。而第九章则是说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转型中，必须坚持人的城镇化这一目的。在第十章中，作者坦言我国实现城市化转型的确有三大不利因素，即利益掣肘、路径依赖和后发劣势；不过作者也表示，我们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即传统财政模式已经摇摇欲坠、土地财政大头用在城市基础建设上和政府已经明确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只要要我们努力与用心去做，土地陷阱便可破解。
正如本书正文最末一句话所言，“当各种不同的认识和利益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推到一个十字路口的实话，让我们祝中国好运。”而本书中作者对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的“望闻问切”，如果能被决策者听到，甚至听进去，那对我国而言，无疑会“更加好运”。
二、论证方法：追史溯源，辩证比较
（一）史料铺垫，数据奠基
首先，在本书中，华生所展现的全局视角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如书中“围绕人类真正跨过的几大发展阶段与陷阱”一节中，作者把镜头拉长，回顾了原始社会的生存陷阱、农业社会的贫困陷阱、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李嘉图陷阱也称工业化起步陷阱、二战结束初期的低均衡陷阱，以及21世纪初世界银行基于东亚经验提出的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跨越的陷阱说。作者通过回望历史说明在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而经济增长的放缓乃至停滞、倒退在不同收入阶段上都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只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所遇到陷阱的一个近似因而并不准确的描述，它不是城市化转型的产物。再比如在本书的第三章，作者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权利法律规定的历史沿革，厘清今天土地财政模式的形成原因和现实困境，进一步突显出土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本书在对既有观点的论点、论据、可行性等细节进行充分考察的基础上，再水到渠成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办法，有理有据，有图有真相。比如在分析“改变用地指标分配机制，实现土地与户籍联动改革”的问题时，作者通过比较中、日、韩城市化高速发展期耕地变化情况发现在城市建设用地在快速增加的同时，农村村庄等非农建设用地也会随农民进城大幅减少，因此在总体上耕地面积可以在长时期中保持稳定不变，所以，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不是建设用地绝对量的短缺，而是如何避免像迄今这样，一面城市扩张不断占用优质耕地，一面由于农民离乡不离土，甚至赚钱后回村盖房又不居住，造成村庄占地不降反增的现象。因此作者提出一个可行的制度设计是，当农民从农村迁出户籍而去异地城镇落户的时候，转为城镇户籍的农民在申请城镇保障房的同时必须处置在老家的宅基地。这是因为一个人不能既在农村享受具有一次性保障性质的宅基地分配，又在城镇二次享有保障房待遇。对于不申请城镇保障性住房的进城落户农民，当然可以同时保有农村的宅基地。但当他们在购买城市商品房后，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及住房，应被纳入拥有的总体房产数交纳相应的不动产税。这样就可以用经济而不是行政手段引导进城落户农民逐步放弃农村宅地。
（二）纵横交错，综合比较
本书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对“孙中山先生100年前对城市土地快速升值让少数人垄断牟利而提出的‘平均地权，涨价归功’”等看似过时理论的参考外，华生还把视野放入到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经验与教训中。城市化过程中楼市政策的中日韩比较、几个专栏对台湾和日本的土地政策分析也具有其本人特色。这让本书既包含了中国城市化转型理论的精要又借鉴了国外城市化发展的实践经验。比如在论证中国需要重新调整分配“土地开发权”问题时，作者旁征博引，从美国的土地公共使用到欧洲诸国的土地公平补偿，从日本的减步法到台湾的区段征收和市地重划，从1580年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的建筑禁令到自由经济旗手哈耶克对土地的不自由看法，充分展示世界各国对“平均地权、涨价归公”、对“土地优先用于公共福利”的普遍性认可、推崇和执行。紧接着，作者紧紧围绕中国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现实困境和转型目标，提出土地与户籍联动改革、土地增值收益回归城市化主体等重要思路，以及以征地财务平衡替代卖地牟利财政、规范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改革房地产开发模式、改变税收调节机制等具体的对应措施。这也为我们揭示了学术研究需要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兼备，理论构建和实践经验并重，只有全局兼顾，方能综合分析判断。
三、观点剖析：针砭时弊，以人为本
层层剥茧式地分析问题使得全书经得住逻辑与科学的拷问。其中，对城市化及其土地政策问题的分析是全书的精要之处。从否定城市化转型面临的是“农村、农民、农业”的老三农问题，到对新三农问题理论――“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的阐述，再最终找出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节点，即土地开发权的分配是解决土地与城市化问题的关键，中国的城市化转型不仅仅转的是“城”而更应该走“人的城市化”道路，这些观点的抛出尽显作者对现实问题冷静细致的思考以及真切的人文关怀。
（一）最大的问题是开发权的分配
当前土地管理制度下，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由政府收归国有之后进行招拍挂的方式变为建设用地，已经引发了非常大的矛盾，钉子户之类的消息常常见诸报端，以此为基础的土地财政更是多受诟病。对这种现象，华生先生并没有站在为农民说话的道德制高点上呼喊土地私有化、农民自主城市化之类的口号，而是在对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台湾的城市化经验进行认真的分析后指出，因为土地的特殊性，以及城市规模经济产生交叉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的分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私人的土地开发权。
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经第二轮土地延包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使中国农民“已经正在拥有承包农用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的完整权利”，这基本上与私有产权等价。但是，因为经济发展、移民就业、政府规划以及用地指标控制等多重因素所造所的土地开发权的巨大增值及其公平分配，本就不可能通过土地私有化得到解决，闹得沸沸腾腾的征地拆迁中的对抗并不会减少，反而会大幅提高城市化的成本。从根本上说，当前这些问题并不是专家所争论的土地所有权或者补偿标准高低的问题，而是土地转用即非农开发后的权利，即附带着巨大财富的土地非农开发权的分配，这才是我们城市化转型能否成功跨过土地陷阱的关键。
（二）最大的难点在于小产权房
在城市发展中，提到征地拆迁，最令各级政府头痛和争执最为激烈的应该算是小产权房。华生先生对于小产权房前因后果以及面临困境的分析很透彻。他驳斥了学界认为小产权房是城郊农民和政府争夺土地增值收益、试图自主城市化的努力的论调，认为造成当前小产权房泛滥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规划不明及法治缺位，是个人抢占社会管理的土地开发权的直接结果，城中村“握手楼”就是最现实的“公地悲剧”。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目前存量巨大的小产权房都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成为兴建基础设施，扩大城市规模的拦路虎，其现状早已难以为继，解决办法分歧极大，简单的进行合法化注定不是解决之道，政府也没有力量全部拆除，那样不但要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还有可能影响政治稳定，这是政府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三）最大的障碍在于户籍壁垒
农民成为市民，面临的最大的政策壁垒就是现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对此华生先生没有专章讨论，倒是在书的附录二中作了论述。华生先生论证道：“所谓只有土地城市化而没有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脱节的结果。”因为户籍制度的垄断和封闭，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因为受到户籍制度的歧视和挤压，他们无法享受到附着于户籍之上的诸多的制度性福利，再加之收入预期和职业安全的不稳定，其居住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需求也是多少受到扭曲和压抑的。而且，“拥有合法的城市户口的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正好完全倒置，是我国经济结构最大的不合理，是国家内需不足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最显著标志和贫富差距拉大占比重最大的因素。”但骤然废除又会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成本，各方面难以承担。所以，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必须改革当前城乡二元分享的户籍制度，实现农村和城镇人口的双向自由迁徒，使两者享受平等的权利。
四、我的思考：脚踏实地做学问，不为理论为理论
华生这本书体现了“不为理论而理论”的学术特色，对书中所涉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剖析之后，都给予了自己深思熟虑后的精确和完整解答，而全部的解决方案都紧紧围绕“人的城市化”这一鲜明主题。从官方立场、学界观点和政策实施成效多方面考察中国土地问题的症结所在，纵向跨越了改革至今的中国农民问题，横向囊括了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点出解决农地非农用利益分配问题和农民工市民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是摆脱中国城市化僵局的可行之道。
华生的务实，体现在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上。这就要求对土地现状的形成原因不粉饰，不遮掩，而是客观指出，合理批判。可以说，如今的土地困局和社会畸形，与历史上的错误政策，僵化体制，扭曲导向，混乱思想脱不了干系。如果现在不承认并检讨过去犯下的过失，走过的弯路，那么将来就要犯更多的错误，走更大的弯路。近年来，虽然中央已经将城镇化建设列为社会改革的主导方向，但依然滋生出野蛮拆迁，赶农民上楼，城市化成本激增，中央令不能行，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可以说就是未能正视过往错误而导致犯下新的错误。华生在书中对此有着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这是一种“见地不见人”、“见利忘义”的做法，其后果可能是将中国带入“土地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只有直面过去的错误，才能面对当前的挑战。
我们在实际做学问当中同样要学习作者的务实精神，我们在写论文，构建理论体系时提出的观点一定要能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是脱离实际。而要做到一个“实”字，首先就要讲究实效，避免空谈。可以说，随着土地问题渐成社会焦点，围绕其的不同观点争论也所在多有。不同的学者也提出过不少“解决办法”。华生与他们的显著不同，就是摒弃空谈，探讨实际可行性。他并不像有些学者一样，对土地产权私有过度神圣化，以为一旦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困境就能迎刃而解，而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某些学者的方案其实是纸上谈兵，缺乏现实可行性。他更以欧美国家的发展为例，指出即使土地私有，其所有权和开发权也是分离的。私人土地的规划开发，也一样要符合公众利益而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总体来看，本书从城市化转型问题出发，以土地开发权作为节点，最终将“人的城市化”作为精神要义。可见，华生作为学者和经济学家，他在冷峻的分析语言之外，热切地关注着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不同利益博弈主体的生存问题，在关注城即物的现代化与转型问题的背后，他更加关注着人的问题――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我想，华生的著述和理论除了为中国现实问题出谋划策之外，其深刻的人文修养和强烈的家国情怀更应该被学界、被社会所称道。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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