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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侯马:七年离奇的“股权”纠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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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瞭望 2021-04-15 21:22

文 / 杨晨功 陈剑

一事生发出两案之诉。本案所涉“股份”是否实际出资?其所诉“股份”又从何形成?一直是扑朔迷离。本案到底又该如何审查与审理?从跑贷款到索要好处费再到拿“股份”,其行为性质怎样认定?其诉讼行为又是否合法?此乃是本案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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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两诉讼,一个被驳回一个获支持

2013年11月,原告段某钰在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法院起诉称,要求确认原告享有被告山西省侯马市绿洲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30%的投资权益并判令被告李国宝承担诉讼费用。

除原告段某钰外,本案涉及被告绿洲公司、被告李国宝(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第三人段某钢(经审理查明,段某钢系临汾市××区法院庭长,是原告段某钰的胞兄),还有一位张某(身份系×单位公务员)。

本案的起因是2005年山西省侯马市绿洲食品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拍卖,李国宝于同年7月以1680万元的报价中标竞得了绿洲公司的国有股权,李国宝担任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原告段某钰主张其共同参与了出资竞拍,并有被告李国宝、绿洲公司出具的股份“承诺书”和退股“协议书”。

而被告李国宝、绿洲公司主张是李国宝独自一人报价中标而获得了竞拍,原告自始未参与,被告也不认识原告,更不可能发生和达成由原告段某钰共同参与竞拍的事实和行为。所谓的股份“承诺书”、退股“协议书”,是在本案第三人段某钢利用各种借口诱骗下写的,实际是段某钢高息借贷给李国宝百万元资金,并利用其法官之人脉关系帮助李国宝向金融机构贷款,以助李国宝竞拍和交付拍卖费用,而向李国宝索要绿洲公司出售后净利润30%高额回报的好处费。“承诺书”“协议书”上“段某钰”的名字是段某钢改的,并非是其真正实际上的公司出资股权。

2014年9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了原告段某钰享有绿洲公司30%投资权益、案件受理费和诉讼保全费合计27800元由被告李国宝承担的(2013)侯民初字第996号民事判决。

李国宝、绿洲公司不服,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提起上诉。本案后经上诉、再审和发回重审审理。

发回重审时,临汾市中院再审认为:本案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归属发生的争议,应核查清实际出资人及股东出资的事实,围绕该诉讼请求,应查明段某钰投资的事实,以及绿洲公司的经营状况。原审事实不清,裁定发回侯马市法院重审。

在侯马市法院重审仍认定段某钰享有绿洲公司30%投资权益的情况下,2020年6月8日临汾市中院又经审理,驳回了原审原告段某钰的诉讼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而在段某钰诉讼案当时进入再审期间时,本案中的张某在侯马市法院另提起了请求判令被告李国宝向原告张某支付退股金200万元之诉。

侯马市法院审理认为:李国宝与张某及段某钰所签订的协议从本质上讲是股权转让协议,根据法律规定,要享有股东权利必须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原告张某是否出资是认定原告是否为公司股东的前提条件,本案原告自认并未在绿洲公司出资,不享有公司股东权利;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因与事实不符,该协议应属无效协议。故作出驳回原告张某诉讼请求的判决。

对此,侯马市法院在接到发回重审时,其重审判决结果仍与上述原审判决一致。但令人意外的是,张某又上诉后,临汾市中院撤销了侯马市法院的判决,全部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即判令李国宝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张某退股资金200万元。

公务员违法违纪玩手段,被告直陈真相

“同一个案件事实,却在二审中院同一个审理法官处作出两种结果?”李国宝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因段某钢是临汾市××区法院执行庭庭长,又是段某钰的胞兄,就罔顾事实作判。”

李国宝直陈:2005年7月我以1680万元的报价中标竞得了绿洲公司的国有股权。由于资金有缺口,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临汾市××区法院任庭长的段某钢。段某钢讲他与××区信用社领导关系很好,可以通过其帮我贷款,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给他绿洲公司出售后净利润的30%好处费。由于急于用款,迫于无奈的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2005年—2011年,段某钢数次以各种理由索要走我公司20余万元好处费。其间的2010年12月,段某钢来公司找我讲“我要在北京买房需在信用社贷款,你得给我出具一份绿洲公司有我30%股份的手续,证明我有偿还能力”。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彼此间也曾有过经济往来(我投标购买绿洲公司国有股权时,段某钢夫妇高息放贷给我120万元,竞标完成后,我还清了全部本金,还支付了高额利息),加上他并没有在公司投资一分钱,我公司在工商机关登记及我公司章程上都没有他,他及他的家人也从没有参加过我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我就未多考虑,按着他的意思写“承诺书”:证明段某钢在我公司有30%的股份。但段某钢又讲:你写的不行,我是公务员,不能写我的名字,写我弟弟段某钰。我讲:我不认识你弟弟,怎么能写他名字?段某钢说:老兄,就是帮个忙吗,没有别的意思,又不是真要你的股份,只是给信用社证明我有企业、有偿还能力。在段某钢的哄诱下,我真认为他就是为了贷款需提供一份证明不会有其他目的,于是就按他的要求另写了“承诺书”——“证明绿洲公司有段某钰30%的股份,但必须依照国家法律履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后一句话是我为了预防他段某钢以后以此承诺为证据要挟我而加上的)。

2011年10月,段某钢给我打电话讲:老兄帮个忙,我刚双规出来,开个烂车不好看,我和你把车换开一两个月就给你。但他把我本田雅阁车开走后,我数次催要,却至今不予归还。

2012年1月13日,段某钢带人来侯马,并先打印好了一份所谓退股份的“协议书”,要求我给他段某钢和张某560万元(段某钢与张某每人各280万元),就算了了当初的约定(绿洲公司出售后净利润的30%好处费)。

作为一介草民,我善意地认为只要以此形式给了他钱就没事了,谁知他在那份退股的“协议书”上把自己的名字“段某钢”全部改为了“段某钰”。以退股名义的“协议书”签字后,我借了钱先给付了段某钢、张某各80万元,并按段某钢要求由其弟段某钰打收条把款转到段某钰账户。此后,段某钢又多次给我打电话,还多次到我公司要钱。由于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公司卖又卖不掉,实在没有能力再付钱给他,他又数次发短信恐吓我(均有证据)。

2013年7月20日上午,段某钢、段某钰兄弟二人纠集社会无业人员及部分刑满释放人员三四十人,用五六辆车堵住我公司大门,私刻我公司印章,冒用公司名义贴整改通知、客户通告,强行登记出入车辆及人员信息,致我公司无法正常经营,一直到7月22日晚被110 驱赶走。7月29日、30日,段某钢又带了5人在公司大门口堵门、贴通知,干扰公司正常经营两天,后被侯马公安驱离。

2013年11月16日,其弟段某钰在侯马法院起诉我及绿洲公司,要求确认其在我公司30%的股份,段某钢出庭作伪证,颠倒黑白。此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其虚假手段多变,以达强索公司股份利益的非法目的。

虽然,我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多次陈述我公司发生的所有事情经过,且是段某钢而非段某钰,要求法院移送立案,但未获支持。段某钢以己便利和影响力身份,在法院系统利用人脉活动,多个法院领导明知段某钰实为段某钢、且明知他们均没有公司出资而出面找我谈话说情。而审理判决中,却仍置他们根本没有在我公司投资分文的事实而不顾。我无奈,便向当地纪检司法机关对段某钢伙同其弟段某钰等人合谋涉嫌敲诈我公司钱财索取“干股”的行为予以举报。

无出资索要干股,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抗诉

在诉讼中,李国宝、绿洲公司的观点是:

一、判决认定主要事实错误。

(一)李国宝与段某钰在绿洲公司股权转让前并不相识,判决认为“2005年7月,段某钰、李国宝与张某三人相约并达成口头协议,三人合意竞标临汾市商务局转让绿洲公司国有股权”。这是极其错误的。段某钰是段某钢的胞弟,在此阶段李国宝并不认识他段某钰,更不会与其达成口头竞标绿洲公司股权协议的事情。

(二)段某钰并没有向绿洲公司投资一分钱。法院认为段某钰在绿洲公司股权转让阶段筹集120万元就是投资,是在履行口头协议。这更是错误的。前期的120万元都是上诉人的实际出资,与段某钰没有任何关系。

(三)李国宝写的“段某钰”是绿洲公司股东之一的书面材料,以及与段某钰及张某三人退股“协议书”,都是在段某钢撒谎和诱骗下出具的。因其违反了法律规定,都是无效的。

首先,股份只能由股东持有。公司本身不存在股权也就不可能让段某钰持有30%的股份。绿洲公司章程证明,公司注册资本为917万元,股东有3位,其中,李国宝出资915.8万元,持股99.84%;张某轩出资1万元,持股0.11%;刘某鸿出资0.2万元,持股0.05%。本案段某钰及张某既没有出资,也不是股东。如果判定段某钰占公司30%的股份,那么其出资就应当是275万元,但判决只认定“原告筹集款项120万元”,岂不自相矛盾,掩耳盗铃?其次,既然段某钰、张某不是绿洲公司的股东,也就不存在让其退股的问题。段某钰、张某从未依法取得绿洲公司的股份,所谓退股“协议书”同样是无效的。再次,这份“协议书”与段某钰、张某提供的“承诺书”书面材料相矛盾。“承诺书”书面材料是证明段某钰持有绿洲公司30%股份,而“协议书”则是由公司股东李国宝给段某钰、张某二人退股。绿洲公司股东张某轩和刘某鸿证明,公司股东从来没有转让过股权,也没有就此问题开过股东会。还证明既不认识段某钰、张某,他们也没有向公司投过资。法院以段、张提出的两份无效证据,判决段某钰享有绿洲公司30%的投资权益和认定支付给张某200万元退股资金,既违背事实,也违反法律。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只有在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委托代持股合同后,实际出资人才可以在发生争议时主张权利。本案中,段某钰、张某从未向绿洲公司实际出资,也从未与李国宝订立过委托代持股合同。法院判决对“原告作为隐名股东,其股份由被告李国宝代持”的认定,实属错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二、应当依法追究段某钢索贿的责任。

段某钢作为临汾市××区法院庭长、公务员,在李国宝投标购买绿洲公司国有股权时,曾帮忙借给过钱,李国宝也多次向其夫妇高息借款120万元,竞标完成后,不但还清全部本金,还支付了高额利息(有收据为证)。投标成功后,段某钢向李国宝索要公司的“干股”,无奈只好同意。但段某钢深知自身身份关系,将“承诺书”写成在其弟弟“段某钰”名下,玩偷天换日之劣术,对抗和逃避组织追查。之后,段某钢多次向李国宝索要钱财未果,又以退股名义的形式索要560万元(张某及虚设的段某钰各280万元)。第一次退股“协议书”上写的是段某钢,段某钢说他的身份出来做生意(指凭其身份帮忙贷款竞拍后要好处费回扣)不合适,让写其弟弟“段某钰”名代替。“协议书”签订后,李国宝给了“段某钰”“张某”各80万元。一审开庭时,这个问题已经向法庭说明,但判决只字未提,这是明显地包庇段某钢。同时为了保护段某钢的名誉,在判决书列明当事人的情况信息中都隐去了段某钢的实际身份,且不表述庭审陈述的事实与事发经过。

三、段某钰、张某各拿到的8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应依法返还李国宝。

段某钰、张某不是绿洲公司的股东,更没有出资,但凭借其段某钢是法官的权力,先是索要干股30%,再以退股的名义索要560万元,现在二人各得到80万元。《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一审李国宝曾提出反诉,但法院为了偏袒对方,没有受理。

四、判决李国宝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于法无据,属于程序错误。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在段某钰的《民事起诉状》中有两个被告,一个是绿洲公司,一个是李国宝。对绿洲公司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原告段某钰享有绿洲公司30%的投资权益”。这是一个具体的诉讼请求,与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相联系,也与诉讼费用的承担相联系。而对李国宝的诉讼请求仅仅是“承担诉讼费用”。这个诉讼请求是依赖于其他诉讼请求的,不能独立提出,因此它不属于具体的诉讼请求范畴。对于只让李国宝承担诉讼费用的起诉,人民法院不应当受理。在开庭审理时,段某钰的诉讼请求仍然只要求李国宝承担诉讼费用,对此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法院判决竟然就这样支持了段某钰,真是天大的笑话!

此外,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本案中,段某钰的具体诉讼请求是“确认原告享有绿洲公司30%的投资权益”,法院判决全部支持。那么绿洲公司就是败诉方,就应承担判决的义务。根据上述规定,诉讼费用就应当由绿洲公司承担,但判决却让一个不承担判决义务的李国宝承担,违反了法律规定,也不符合诉讼程序。

五、绿洲公司1700万元的银行贷款,都由李国宝一个人全部承担归还,段某钰、张某对此也根本没有承担。

六、张某不是合伙人或股东,其并未实际出资而不具备退股的法律基础,法院仅以实际履行为由认定三方签订的退股协议有效,没有审查协议书签订的法律基础是否合法,认定显属错误,且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参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先审查合同效力。但法院未审查而以第55条之撤销权消灭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另外,只有实际出资才可确认其享有股权,但张某没有出资,仍确认其股东资格,又属适用法律错误。

由于本案的事实及实际出资人、股东出资等事实审理不清,绿洲公司、李国宝至今对此不服。

“2021年初,我已向检察机关提起监督(抗诉)申请,已被受理。”李国宝告知媒体说。

本案最终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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