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无法选择原生家庭，我们只能尽量让自己活得更好，更快乐些。”
这段时间，电影《我的姐姐》获热议，并引发了一系列“重男轻女”、“被迫扶弟魔”等讨论。
我们由此检索到许多有着类似境遇的“深漂姐姐”，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从弟弟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被要求懂事顾家，奉献和牺牲没有边界。在她们看来，不管是物质上还是心灵上，父母都或多或少地向弟弟倾斜。
我们采访了其中三位姐姐，她们在家里沉默地充当着懂事的角色，在外面沉默地独自背负下所有。
需要时“工具人”，不需要时“局外人”
孙莉 25岁 在线教育
“人类在某些情况下是：只要这个人存在，就足以对某人造成伤害。”今年25岁的孙莉再次提到这句话时，已显得淡然许多，只是脸上仍有些痛苦的神色。
13年前的夏天，孙莉正在上小学6年级。她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无云的早晨，妈妈突然从东莞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刚好满月的小孩。她不认识他，后来才知道，他是“弟弟”。
那个早晨， 她从一个孩子、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姐姐。也是在后来，她才知道“姐姐”这个词的背后，需要承担怎样的重量。
妈妈变得很暴躁，她从未接触过这样易怒的大人。有时她好好儿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妈妈会猛地冲过来掐她的脖子——妈妈好像看一切都不爽，却只拿她撒气。
那会儿，她还不知道什么叫“产后躁郁”， 妈妈过激的行为让孙莉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过得“神经兮兮的”， 有时两个不熟的同学吵架，她也会觉得是自己的错。
孙莉和弟弟相差12岁，与其说是姐弟，不如说孙莉是弟弟的免费保姆。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弟弟洗一整天的尿布、吐奶吐脏了的围兜和出汗打湿的衣服。“夏天还好”，孙莉笑了笑，又叹口气，“冬天我的手会生冻疮，洗东西特遭罪。”
到了放假，妈妈会直接把弟弟“扔”给孙莉，出门打牌。孙莉是湖南人，和爷爷奶奶住一起。爷爷奶奶种烟、种玉米、种花生......每天忙不完的农活儿，没有人可以帮上孙莉。
她在12岁的年纪，就学会了抱孩子、哄孩子睡觉，给孩子泡奶粉、喂奶，帮孩子换尿布、换衣服。通过弟弟的一个皱眉，她就知道他要拉粑粑，然后给弟弟端屎端尿。 提起这些，孙莉说她很庆幸那个年代的小学生没有现在这么多作业，不然她在家受够了折腾，回学校还得面对老师的诘难。
她给我看她脸上那些小小的“坑”：“都是我弟小时候抓的。这是最灾难的部分：在孩子心中，姐姐和妈妈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妈妈可以轻轻拍拍孩子的背，就止住他的哭声，但姐姐不行。”
“人类在某些情况下是：只要这个人存在，就足以对某人造成伤害。”当年12岁的孙莉在书上读到这句话时，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怎么也止不住。因为弟弟的出生，她要承担妈妈产后躁郁情绪的结果，还要为她分担带孩子的责任。
她和弟弟并不亲近，而升学之路也让她离家越来越远，直到大学她考去北京。当年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亲情成本”，已经逐渐剥落了，但与此同时，似乎亲情本身也在消褪。
去年春节，她们一家人在东莞新买的房子过年。她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家庭：摆放在液晶电视旁的相框里，镶嵌着爸妈与弟弟的合影；三室一厅的格局，爸妈睡主卧，弟弟睡次 卧，她睡客房。“我好像是一年来家里串一次门的亲戚。”
从影视剧里的樊胜美到苏明玉，从新闻里“姐姐一条命，弟弟一套房”的杭州洛洛、到一人养三个弟妹不堪重负跳河轻生的20岁云南女孩，看到这些，孙莉总是会感到格外难过。“这个年代了，真的不希望再看到姐姐们在被需要的时候是‘工具人’，不被需要时就是‘局外人’。”
原生家庭无法选择，尽量过好自己的人生
林漪 28岁 跨境电商
相比于孙莉，出生于潮汕的林漪要承受的亲情成本，是身体和物质上的双重压力。
林漪出生于1993年，只比弟弟大两岁。小时候，弟 弟跟同学打架被投诉，回到家妈妈抄家伙追着他就一顿打。林漪正 在隔壁写作业，妈妈拿着棍子跑过来喊一声： 你也是！ 也揍了她一顿。 晚上妈妈给我弟擦铁打酒，擦完后把药瓶扔给林漪，让她自己解决。林漪 的手脚都是一条条紫黑紫黑的印记。
长大后，林漪努力工作，拼命赚钱。去年她生意好些，整年给了家里十几万，妈妈只字不提。弟弟过年时给家里拿了一万块，妈妈就到处跟亲戚讲，“我儿子好孝顺”......
但在谈到“姐弟关系”时，林漪还是表现出些许的欣慰。她说弟弟这两年懂事了，“周末我们一起回家看爸妈，他会记得我喜欢吃什么，会绕路给我买。”
她对弟弟的帮助很大。弟弟高中毕业后就不想再读书，成天在家躺着，不想去找工作。她看不下去，就刷信用卡送弟弟去培训学校学设计，毕业后在深圳很顺利就找到了工作。薪资不算高，但足够养活自己。
林漪大学毕业后，妈妈在潮汕给弟弟买了一套商品房。她那时一个月才5000工资，每月需给妈妈2000还房贷，还要给弟弟还信用卡。钱不够她就去兼职，摆地摊、代抢票、代运营淘宝店铺...啥都干。
现在，她在东莞投资了两套房，深圳也有一套小产权，每个月的供房压力很大。即便如此，她还是经常给家里钱。而弟弟从来不给，给了妈妈也不要，会说他在外面租房有花销。妈妈似乎没有考虑过，女儿在外面也是要租房、也是要吃饭的。
工作以后，林漪每周会回家一次，弟弟2-3周回一次。妈妈嘴上会说林漪更孝顺些，但她回家跟弟弟回家，妈妈煮的菜有明显餐标的不同。弟弟回去有各种海鲜餐、煲鸡汤，而林漪有次生日回去，妈妈就煮了个汤粉、放了个鸡蛋。
这些事情旁人听着心酸，林漪却看得很开。“帮衬家庭，是传统美德和身上的基因决定了的。但是还是得先爱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每个人都无法选择原生家庭，我们只能尽量让自己活得更好，更快乐些。”
弟弟们被养“废”了，但姐姐们逐渐觉醒
张敏 33岁 电影宣发
“这个年代里走出来的姐姐，都是像房似锦那样，内心有一条清晰的底线，越界了就会冷酷无情。”张敏在影视行业工作了一些年头，提起近年影视剧中出现的那些在重男轻女家庭里成长的女性，她表示除了《安家》里的房似锦，其他人物设定都不太符合逻辑。
“《我的姐姐》里的安然不应该有所犹豫， 一个被长期压榨的人感受到温情，第一反应是警惕——这是不是索取的新手段？ 《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她太依赖别人了，处理家里的问题时也没有底线，削弱了姐姐的身份。 ”
她顿了顿，又说到 《安家》，“房似锦有一个不计较她家庭、真心爱她的男人，现实情况其实更残酷：姐姐可能什么都没有。”
张敏出生于1988年，在湖北，某个将“生儿子”奉为圣旨的农村。她出生时，爷爷听说生的是女儿，当即便沉下了脸。等到她满月时，才去看了她一次。
过了两年，张敏突发心肌炎，进了ICU。爷爷特别高兴，催促她的爸妈赶紧申请生二胎的资格。他们如愿以偿。1995年，张敏大病初愈，也迎来了她的弟弟。
奶奶直接住到了家里，专心照料弟弟；爷爷几乎每两周就会从老家挑着扁担长途跋涉去她家，带上现宰的鸡、现捞的鱼、新鲜的土鸡蛋、现割的牛肉，兴高采烈地“看孙子”。
上学以后，只要没考满分，张敏就会被爸爸用拖鞋打脸，因为她是作为弟弟的榜样存在的。 “从小都夸我是个好姐姐，谁想当个好姐姐啊。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父母长辈的关注、才能有夸奖。但弟弟只需要不做坏事就能有夸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谈到姐弟关系，张敏说，照顾弟弟从情感上是应该的，而付出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弟弟的品行。“我弟这种啃老族，不愿意出去工作，每天和爸妈吵架，还埋怨我不管他。不管我是他的什么人，我都不想搭理他。”尽管话这么说，爸妈给弟弟在市里买房，她还是帮着还了一部分房贷。
采访结束以后，张敏给我发来了一段话：我感觉，大部分姐姐都是后知后觉的。小时候其实不懂什么，甚至觉得这样是对的。直到长大了，接受教育、走出家乡，才明白不是这样的。弟弟们被养“废”了，但姐姐们逐渐觉醒。
都说深圳女孩爱搞钱，但有的女孩搞钱，却并非为了自己。
她们看起来都离开了家，在遥远的城市里生活，体态轻盈、英姿飒爽，像只离开了牢笼的小鸟。但这种逃离很多时候注定是失败的，来自原生家庭的桎梏从未解脱，就像一个紧箍咒，时时提醒她们往日的疼痛，还有来日无尽的苦辛。
在全民二胎甚至要开放三胎的年代里，“生育观”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些叫“招娣”的女孩有了弟弟就变成“扶弟”，没有弟弟就必须“胜男”，重男轻女并非大家口中的传统观念，而是今天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地区依然占据主流。
我的姐姐，她身份不只是“姐姐”，更不应该只是“我的”。“我的姐姐”，首先是她自己。
备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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