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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四百年:崔浩膨胀惹来灭门之祸,高允秉直而言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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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映香 2021-04-14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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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长篇系列文章《激荡四百年》的第345篇

拓跋焘能在文治武功上取得非凡成就,崔浩居功至伟,几乎每次军国大计他都能给出最正确的意见,堪称北魏第一智囊。然而,随着地位的提高,崔浩也开始恃宠而骄,专制朝政。

有一次,崔浩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的几十个士人直接做郡守。太子拓跋晃反对道:“之前征聘的人才也是作为州郡官入选的,辛勤任职已久,一直没得到朝廷的酬答,应该先补任他们,让新征聘的人担任郎吏。而且,守、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

但崔浩固执己见,坚持派这些人就任。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听说后,对东宫博士管恬道:“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崔浩该如何保全自己呢?”

戎马倥偬之余,拓跋焘以崔浩监秘书事,让他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指示道:“一定要根据事实撰写。”

主持此事时,崔浩有两个助手,著作令史闵湛和郗标,他们性情乖巧,为人奸佞,很受崔浩的宠信。

崔浩曾经注解《易经》、《论语》、《诗经》和《尚书》,闵湛和郗标为了讨好崔浩,上疏建议道:“马融、郑玄、王肃、贾逵等人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准确有深度,恳请陛下没收他们作注的书,颁布崔浩的注本,让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还请求陛下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以使后人能看到正确的释义。”

崔浩也极力推荐闵湛和郗标有著书立说之才,而他们又建议崔浩把正在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此显示作者的秉笔直书。

高允听说后又对著作郎宗钦道:“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差错,恐怕会给崔家带来滔天大祸,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幸免。”

而崔浩竟然采纳了闵湛和郗标的建议,把他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坛东侧,占地一百步见方,共使用劳力三百万。

在公开发表的《国史》中,崔浩对北魏祖先们的事迹写得既详细又真实,南来北往的路人都引为谈资,北方鲜卑人无不愤恚,纷纷向拓跋焘进献谗言,认为他在大肆张扬祖先的过错和污点,有损国体。

拓跋焘大怒,派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崔浩和其他秘书郎吏的罪,高允果然被牵连其中。

当时,拓跋焘派高允教授拓跋晃经书,听说崔浩被捕入狱,拓跋晃连忙召见高允到东宫住了一夜,高允免于被调查审问。

第二天一大早,拓跋晃与高允一同入宫朝见,走到宫门时,拓跋晃对高允道:“拜见主上时,一旦主上问什么,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回答。”

高允问道:“出什么事了吗?”拓跋晃道:“你进去自然就知道了。”

拓跋晃先去拜见拓跋焘道:“高允做事小心审慎,而且地位卑贱,人微言轻,一切都是由崔浩主管制定的,请您赦免他的死罪。”

拓跋焘召见高允,问道:“《国书》都是崔浩一人写的吗?”高允如实回答道:“《太祖记》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和《今记》由臣和崔浩共同撰写。崔浩事务繁忙,不过总揽大纲而已,并未亲自撰写多少,具体工作,臣做得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焘勃然大怒:“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要严重,岂能不杀!”拓跋晃大惊失色,连忙道:“陛下天威严重,高允被您吓得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儿臣曾经问过他这件事,他说全是崔浩所为。”

拓跋焘又质问高允道:“真的如太子所言吗?”高允坚持道:“以臣的罪过应该灭族,不敢欺骗陛下。太子因为臣一直在他身边侍奉讲书可怜臣的遭遇,想要放臣一条生路。实际上,太子并没有问过臣,臣也没有对太子说过这些话,臣不敢胡言乱语欺骗陛下。”

拓跋焘回过头对拓跋晃道:“这就是正直啊!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但高允却能做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不改变自己说的话,这就是诚实。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应该特别免除他的罪行,作为榜样褒扬他的品质。”于是,赦免了高允。

拓跋焘又召见崔浩亲自审问,崔浩因为恐慌迷惑回答不上来,而高允却将每件事都讲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

最后,拓跋焘命高允撰写诏书,想要诛杀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都夷灭五族。

接到命令,高允犹豫许久,不敢下笔,拓跋焘多次派人催促,高允恳求再晋见一次,然后再写诏书。

拓跋焘命人将他带到面前,高允道:“崔浩被捕入狱,如果还有其它别的原因,臣不敢多说。如果仅仅是因为冒犯了皇族,罪不至死。”

拓跋焘大怒,命令武士逮捕高允,拓跋晃再次为他求情,拓跋焘的怒气这才稍稍平息,对拓跋晃道:“没有高允,就该有几千人被处死。”

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六月初十,拓跋焘下诏,诛杀清河崔氏老幼以及同族,不管血缘关系远近,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被诛灭全族,其他人只诛杀罪犯一人。

严格来说,这是一次文字狱,是文化上的专制主义。

押送刑场时,崔浩被放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押送士兵纷纷在他头上撒尿,崔浩悲惨地大声呼叫,路人听得清清楚楚。临近斩首时,宗钦感叹道:“高允近乎圣人啊!”

几天后,拓跋晃责怪高允道:“人应该知道见机行事,我想替你开脱死罪,已经有了好的开端,可你却始终不照我说的去做,使主上气愤到那种程度,现在回想起来令人心有余悸。”

高允道:“史官记载人主善恶,作为对后人的鼓励或劝诫。因此,人主心生畏忌,行为举止都十分小心谨慎。崔浩辜负圣恩,私欲盖过了廉洁,个人爱憎好恶遮住了公正秉直,这是崔浩的责任和错误。至于记录主上起居,谈论朝政得失,这是史官的职责,不能说有多大罪过。臣和崔浩实际上是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的,生死荣辱,在道义上不应该不一样。臣接受殿下再生之恩,但如果要臣违背良心求得幸免,非臣所愿。”

听到这番话,拓跋晃为之动容不已,赞叹不绝。

崔浩之死,固然是拓跋焘的暴虐之举,但他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身为臣子,头上必须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且,他的膨胀不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北方世家大族。

相比之下,高允更像一个智者,不管何时何事都秉直而言,所以才能赢得他人尊重,也避免了灭门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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