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发射现场，工作人员都在鼓掌欢呼，只有一位白发老者，躲在角落里悄悄抹泪。
这一幕，恰好被摄影师拍下来。照片中的老者，就是我国航天领军人孙家栋。
他的眼泪，饱含着航天科技工作者的多少欣慰和艰辛。
回想往事，孙家栋很感慨：小时候想当一名土木建筑师，上了大学想成为一名汽车设计师，没想到因为一块红烧肉去苏联学习飞机设计，然而回国后一天飞机制造也没搞过，一毕业就加入导弹研制大军，搞了9年的导弹，却又与卫星结下终身的情结。
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我国航天事业经过37年的发展，终于获得首次探月成功。
时年78岁的孙家栋，又马上投入北斗导航系统的开发，准备开拓另一个新领域。
如今92岁的孙家栋，依然奋战在我国航天事业上，是3位“两弹一星元勋”仍健在的科学家之一。
从导弹到卫星，从北斗导航到探月工程，他领导下发射的卫星，占了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这位总设计师，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和辉煌，为了国家的强大，他一直默默地奉献自己。
聂元帅钦点，转行搞导弹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导弹火箭研究院正式成立，开启了我国航天梦的征途。
研究院里只有一个专业人才，那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他被奉若上宾，可独木难成林，搞导弹火箭得有一批专业人才。
聂荣臻知道后，就去找刘亚楼要人。
刘亚楼为难了，自己的空军队伍也是刚组建不久，派去苏联学习的23位留学高材生刚回国，还没落进自己口袋，聂帅就来抢人。
聂帅单刀直入：“我要最优秀的人才！”
刘亚楼心疼地诉苦：“聂帅，这23位都是当年从全国300位军人中优选再优选出来的状元，你来要人，我不敢不给，但怎么也给我留三分之一吧？”
看着刘亚楼苦兮兮的惨相，聂帅哈哈大笑：“好，给你留8个人，其他我要了！这都是为了国家，现在我们不仅要在航空上发展，还要争取在航天上一鸣惊人。”
看完23份档案，聂帅圈了一个人的名字，再看一眼，又划了一圈，此人必去国防部五院！
他的成绩表太亮眼了：苏联留学期间，门门学科满分，7年成绩全优，获得“斯大林金质奖章”，这份荣誉，全校一年只有13人。
这位入聂帅法眼的小伙，就是29岁的孙家栋。于是，学了7年飞机设计的他，被转去研究导弹了。
其实，这不是孙家栋第一次“转专业”。
13岁时，他考上哈尔滨专科学校的土木系，想着学好一门技术，以后修大桥、建高楼。
1947年辽沈战役后，孙家栋失学了，但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汽车系预科，想着以后搞汽车也不错。
当时哈工大实行苏式管理，一年后，他熟练掌握了俄语，为日后留学苏联打下根基。
1950年元宵节，孙家栋准备午饭后去哈尔滨的姐姐家，听说晚上学校饭堂有他最爱的红烧肉，于是改变主意，决定吃完晚饭后再去。
晚饭时，播出了一则通知：“新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空军，要在我们这批学生中挑选人员，有意者可立即报名接受挑选。”
孙家栋想着：“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只有9架飞机，周总理让其飞两遍。国家的空军需要人！”血气方刚的他立马就报名了。
他当场填报从军申请后，凭借1米8优秀的体格被录取。他来不及去姐姐家，当晚坐上列车，就前往空军第四航天校区沈阳报到。
一夜之间，孙家栋从一名预备大学生，变成了一名精神抖擞的军人。他放弃自己的理想，为了国家的需要毫不犹豫从军，成为国之脊梁的一员。
师从钱学森，一切从零开始
航天学校的教官都是从苏联请来的，孙家栋凭着流利的俄语，马上被派去当授课翻译。
自此，孙家栋优秀的才华开始显山露水。
1951年7月，经过多轮考核、层层选拔，他以优异的成绩从300名军人中脱颖而出，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院学习飞机设计。
这23名优秀“状元”，被委以国家厚望。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国家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套质地最好的毛呢军装、一个上乘的牛皮行李箱和牛皮书包。
这个牛皮箱和牛皮包，孙家栋一用就是70年，至今仍当作贴身宝贝，提醒自己代表中国军人形象，要为实现国家理想而奋斗。
七年后，孙家栋学成归国，准备在空军施展拳脚，不料却被聂帅钦点，“抓去”搞导弹研究。
本想大展宏图，却要搞零基础的专业，他说：“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干。
钱学森在中国航天初创时期，毅然回国为国家为民族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影响着孙家栋。
听说要跟着钱学森搞火箭搞导弹，他既激动又担心，自己学的是飞机专业，对导弹一点底儿都没有。
钱学森安慰他：“这里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就是没有学导弹的，你的航空理论，算是与导弹专业最接近了。”
钱学森待人亲切和蔼，给孙家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让他深刻难忘的，却是钱学森严谨的工作作风。
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后，我国自行研制了一种新型火箭，准备发射前，按照惯例，要将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高精度陀螺试装，再运往发射基地。
试装时，车间师傅向孙家栋说：“这4个陀螺都是同一批次的，时间紧迫，第一个能装上，是不是不用再装其他了？”
孙家栋觉得有道理，于是同意了。没想到在发射基地安装时，有一个陀螺怎么也装不上，急得他团团转，只得向钱学森报告。
钱学森听了后，没有批评他，而是让他把装不上的陀螺仔细研磨再试装。
加工研磨时，钱学森亲自跑来，仔细查看故障现场。精细研磨耗时间，孙家栋和师傅从下午一点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装好，钱学森一直不肯回去，陪着他们完成工作。
孙家栋对此非常感慨：钱学森的教诲无声胜有声，身体力行，既保护了自己的自尊心，又严谨地解决了问题！
从此，孙家栋把钱学森当成自己人生的标杆，追寻着他的人生追求和思想境界。
在钱学森的培养和关怀下，孙家栋从一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成长为航天事业的栋梁之才。
9年里，孙家栋参加了全部导弹的研制工作，从导弹总体设计员，一直干到总体部副主任，成为钱学森的接班人指日可待。
钱学森力荐，转行搞卫星
1967年夏天，孙家栋正在办公室进行导弹设计，国防科的汪永肃参谋，没有提前通知，突然就闯了进来：“上级决定，调你去负责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原来，钱学森独具慧眼，一眼看中孙家栋稳重的性格和出色的能力，向国家推荐他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孙家栋对导弹研究了9年，终于熟悉了，并取得一定的成就。现在说换就换，没有一点儿情绪是不可能的，但自己的前途重要，还是国家的前途重要？他想了一夜，选择了后者。
就这样，38岁的他，又一次“转专业”从零开始。这一次，他一干就是54年，没再离开。
虽然又是一片空白，但孙家栋已经是钱学森的得意弟子了，师承钱老的严谨和担当，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为了我国第一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的人造地球卫星，作为技术总负责的孙家栋，没日没夜地呆在基地研究。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环绕太空、响彻全球！
钱学森高兴地说：“看来，把孙家栋找来是对了。他确实敢干事，也确实会干事！”
然而，发射入轨不容易，卫星返回更艰难。会干事的孙家栋，也有经历失败的时刻。
1974年11月5日11时，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矗立在发射台上，即将点火发射。这时突发情况出现了：卫星没有按照设定的程序转入内供电状态！
如果继续发射，意味着运载火箭，只是将一颗不能正常供电的无用废铁发射到太空。
千钧一发之际，孙家栋大喊一声，命令停止发射。
按规定，停止发射程序要逐级上报，孙家栋将个人置身事外，冒着极大的承担风险，下了这个命令。
发射停止后，他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一度晕厥过去。醒来后，他马上带人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当日15时30分，再次发射时，火箭因故障启动自毁程序，几年来的心血付之一炬。
在那个年代，我国经济并不发达。一颗卫星，背后凝结了万千国人的汗水，为了迎头赶上发达国家，一切可以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都会倾向于航天事业。
孙家栋痛心疾首，花一年时间攻克困难，于1975年11月26日，将这颗里程碑式的卫星成功发射到太空，我国自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从地球轨道回收卫星的国家。
自此，孙家栋深深感到：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而强者往往是敢于担当责任的人。
北斗之父，独当一面
1984年4月10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二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
第二天，孙家栋刚离开发射中心，问题就出现了：轨道上的卫星“发高烧”了！
他通过监测数据发现：装在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偏高，超出设计指标的上限，如果不调整，这颗卫星危在旦夕……
此时，孙家栋像一名主治医生，召集技术人员开会商讨解决办法。很快，他想到了一个“治疗”方案：将卫星调整5度，改变太阳辐射角，最大限量增加电池放电量！
这一方案也是需要层层上报指挥部才能执行，时间来不及了，指挥员要孙家栋签名自己承担责任，才肯执行。
“孙家栋”三个字落笔不久后，卫星“退烧”了，正常环绕在轨道上。
一次次，正是他不顾个人得失的大义凛然，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敢于担当，成就了这位航天界的奇才。
60年里，他将45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这些人造卫星不限于军事应用，还有测地卫星、广播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载人卫星等，实现了国家自主控制卫星信号的权利。
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此，他说：“在信息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我们一定要掌握自主可控的权利，才能保证国家信息的安全。”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他的人生选择从来都服从国家的利益：只要国家需要，他就干！
他爱一行干一行，干一行爱一行，把生命中所有的热情，投入到国家需要的工作上。对于自己获得的成就，他只是说：“我们那一代科技工作者，都是为了国家埋头苦干的人。”
鲁迅先生说：“自古以来，我们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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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野百合】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