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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桑弘羊之问”,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闹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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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的历史观 2021-04-13 16:45

从秦到清,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曾经登过场并留下名姓的各类政权多如牛毛,其中被正史所承认的也有70个左右。有句老话叫“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那么这70个政权或者王朝曾经存在以及消失的理由是不是也应该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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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史书中的说法,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绝大部分是毁于内乱,如果被武力推翻可称之为内战,如果未使用武力和平交接便可美其名曰禅让,实际就是篡位;少部分是亡于外夷入侵,若是汉人政权收复故土则可称之为光复,典型的如明朝,隋朝的情况也类似。唯一的奇葩就是五代十国期间的吴越,选择了不战而降宋,几乎是史上唯一的例外。

这算是外因。那么内因呢?这回史书上的说法几乎是千篇一律,国兴则源于庙堂上君明臣贤,朝亡则都怪朝廷里充斥着昏君佞臣。

这个说法你信不?反正我是不信的。

中华民族是人类所有文明中唯一有重史传统的民族,因此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才能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巨变而从未断绝。而且我们的先辈对于述史的态度是极端的严肃且负责的,无论是晋董狐笔、齐太史简还是司马迁铁笔铮骨垂青史都为历代史官所垂范。但从私史到国史、从史官到王朝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所以由此为出发点修纂而成的史书,事实可能确凿无误,但观点就难言客观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学界公认修撰得最仓促、最粗糙,当然屁股坐得也最歪的《宋史》。在这部几乎完全由朱程理学信徒所把持的史书中,将两宋所有锐意改革、坚决主战却损害了保守派士绅利益的如章惇、曾布、吕惠卿、韩侂胄、贾似道等人统统打入《奸臣传》,使其千年来饱受诋毁和唾骂。而且《宋史》位列二十四史之一,是正统嘛,所以这种观点还特别深入人心。以至于前段时间我写了篇小文试图替贾似道喊两声冤枉(详见贾似道的毛病不少,但说他是奸臣就昧良心了 ),结果就被骂了个狗血淋头——舆论如此汹汹,以至于我后来连那些能把人气得直乐的评论都懒得删了。

貌似话题又跑偏了?其实并没有。说回到那些王朝兴亡的原因,跟那些庙堂之上的大人物有没有关系?当然有,但那只是果,而不是因。一个王朝要亡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没救了,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秦皇唐宗再世、萧何诸葛转生也没辙。

别以为这是我们这些后人的马后炮。我们的祖宗先贤也不是傻子,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这才有了“桑弘羊之问”,也就是如今经常被经济学家提及的“桑弘羊陷阱”。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场在当时并不怎么引人瞩目的会议在西汉的京师长安召开。与其说这是一场会议,不如说是一场漫长且乏味的辩论,而且足足从当年的二月开到了七月。辩论的主要议题是“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汉书·卷七·昭帝本纪第七》),双方辩友分别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和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说白了就是儒生。

而桑弘羊的法家名头虽然不怎么正宗,但在经济政策上是如假包换的法家拥趸。难道这又是一场儒法大战?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这事的起源要从西汉立国说起。想当年,老泼皮刘邦可是打着诛暴秦的旗号发家的,所以在他的大汉朝最大的政治正确就是“非秦”——凡是暴秦提倡的就必须反对,反之暴秦反对的那就必须得大干特干。不过甭管始皇帝有多么的暴戾残酷,但人家定下来的那些典章制度不但好用而且非常利于帝王统治,所以老刘也只好厚着脸皮偷偷照搬,仅在名义上改头换面、打着黄老之道的旗号吆喝而已。

不过在某些方面汉初的政策确实与秦时背道而驰,比如对待商人的态度。在秦朝商人就是下三滥,是人人都能收拾几下的倒霉蛋。而汉初时商人的地位仍然不咋地,但起码官府不再严苛限制和干预,使得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也是在文景时期大汉朝迅速发家致富的原因之一:

“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不过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很快就跟匈奴人大打出手,而且一打就是40多年。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刘彻虽然没有大炮,可是照样花钱如尿崩,所以很快就搞出了财政赤字。这可咋整?没有钱粮,仗自然就打不下去了,可是刘彻这个战争狂人不甘心,所以必须得想着搞钱。

先是用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增税。等到增税的速度赶不上卫霍等将军花钱的速度了,老刘干脆丢掉脸皮搞出了个“武功爵”,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等把达官贵人搜刮殆尽了,他又将一个叫卜式的家伙树立为标杆典型,号召老百姓为国捐款。再等到有觉悟的老百姓腰包都比脸都干净了,刘彻还是觉得钱不凑手,还得继续搞钱。

这时桑弘羊想出个主意“笼盐铁”,也就是盐铁专卖。不过这可不是老桑的首创,而是法家一直大力倡导的“富国之策”,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就搞过“官山海”,商鞅变法时强调控制山泽之利,其实统统都是在搞盐铁等物资的专卖。而且在法家看来,由官府垄断经营盐铁等民生必需的物资不但能获取巨利,而且由于寓税于价,不仅规避了直接征税带来的抗拒情绪,还使得百姓几乎无法逃税,简直是一举数得的富国良方。

不过只要啥玩意被官府垄断经营了,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效率下降、价格飙升以及贪腐丛生等一大堆副产品,然后会导致商业萧条,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并随之怨声载道。不过刘彻要的只是快速搞钱,其他的事情他才懒得去操心。

战争就是个吞金巨兽,哪怕刘彻与桑弘羊等君臣绞尽脑汁榨干了帝国最后的钱粮,可到最终还是打不下去了。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被迫下《轮台诏》宣布罢兵止战,重拾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这下不用打仗了,老百姓可以歇口气了,可是有人依旧不满意。

这类人主要是商人和儒生。商人不满并不奇怪,因为与民休息这一国策主要针对的是农桑,但不包括商业。当年的那一系列针对商人的战时经济政策如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货币官铸、酒榷等等一样都没取消不说,桑弘羊还变本加厉的坚持富国强兵政策,主张再开屯田、增强国力。尤其是他大力加强了官营政策,几乎将所有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宗物资全部纳入国家垄断经营,完全控制了生产和销售市场,搞得商人几乎没生意可做,要不恨死他就有鬼了。

至于儒生反对桑弘羊更是顺理成章,儒法之争嘛。刘彻虽然搞了一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帝王之道在于平衡,他还是重用了一批诸如张汤、赵禹、宁成、义纵、减宣、杜周、王温舒之类的法家人物。桑弘羊虽然并非是个纯粹的法家,但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有着强烈的法家色彩,自然也被传统的儒生视为异端而大力抨击。

其中儒生最看不惯的就是盐铁专营,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当然,指望儒生就事论事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表面上抨击的是武帝时期执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真正的目的还是直指桑弘羊本人。毕竟随着刘彻的死去,法家也逐渐失势,就剩下老桑这么个残渣余孽还在垂死挣扎,儒生们自然要痛打落水狗,以实现儒家一统天下的目的。

而儒生的这个目的,与大将军霍光不谋而合。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在位55年的汉武帝刘彻驾崩,临终之时他指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一起辅佐时年仅8岁的汉昭帝刘弗。

由于刘弗年幼且早死,因此其在位13年间实际上是由首席“顾命大臣”霍光秉政。这就引起了上官桀和桑弘羊的不满(金日磾在刘彻驾崩一年后就去世了),于是二人联手与霍光争权,双方矛盾日深,能给对方添堵的事当然都没少干。

从政治理念上,霍光是刘彻的坚定拥护者,所以桑弘羊搞的富国强兵那一套他并不反感。但同时老霍也认同武帝一朝征战过度,需要休战恤民以蓄养国力,所以他不介意借用儒家之手打击一下桑弘羊。

所以正当桑弘羊遭到围攻、焦头烂额之际,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霍光授意心腹杜延年谏言“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汉书·卷六十·杜周传第三十》),然后顺势诏令三辅、太常各举“贤良”2人,各郡国察举“文学”1人,总共召集了60多位来自民间的“贤良方正”(主要是儒生)来跟桑弘羊打擂台,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之议。

前边说过,这场漫长的会议或者说是辩论其实非常的无聊。为啥?就因为作为反方辩手的是儒生——听他们辩论,还不如去听和尚念经更提神。

嘴和笔是儒生最犀利的武器,所以他们非常擅长在辩论中发现和攻击对手的破绽、弱点。但相对于都是实干家的法家,儒生大多是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的废渣,因此他们只会提出问题,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就算是有方案,也是能把人气得发疯的方案。

比如在盐铁会议上,所谓的“贤良方正”们一上来就集火攻击盐铁专营,明确指出了这一政策是祸国害民的恶政。比如官营制度形成垄断,货物质次价高,而且还强买强卖;比如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导致百姓生活困苦、商人无利可图;再比如官营制度的真正受益者唯有权贵,制造了一个依靠贪腐和假公济私的食利阶层等等。

自己力主的盐铁专营政策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桑弘羊却不为所动,开口就是一连串的王炸:

“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盐铁论·卷一·本议第一》)

老桑并没有直接替他的盐铁专营政策辩护,而是提出了三个问题——要是没有官营制度带来的收入,大汉朝日益庞大的财政赤字怎么解决?一旦遇到战争和灾害如何应对?怎样压制地方郡国的不臣之心?

这就是著名的“桑弘羊之问”。许多文章写到这里时,都曾描述过“贤良方正”们的反应,大体都是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之类,其实纯属是鬼扯。要是老桑二话不说拎着把大刀一通猛砍,儒生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更大的可能是哭爹叫妈着狼狈逃窜。可桑弘羊既然选择了以嘴炮迎战嘴炮,儒生就算心服也不能口服,当然要反击回去:

“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引用同上)

看到没,都仁者无敌了,你老桑还满嘴铜臭,真是夏虫不可语冰,法家的垃圾就是不可救药。

所以在这场长达5个月的辩论中,桑弘羊与儒生争辩的焦点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到对外政策,从治国理念到义利之争,几乎无所不包。不过只要前者一提差钱,后者就大讲仁政;前者一提强兵,后者就高呼以德服人;前者再提富国,后者就大声疾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

这样的会议别说才开了5个月,就算再开上个5年,儒法之间也是各吹各的号、各跑各的调,根本就是鸡同鸭讲,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一方被说服。

当然,霍光借此打击桑弘羊的目的也无法达到,所以他叫停了这场无谓的争吵。不过作为大汉朝实际上的掌舵人,他必须对这场已经引起注目的会议给出一个态度。于是不久之后,霍光下令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但儒生们坚决反对、桑弘羊力主坚持的其他经济政策统统得到了保留。

话说无论古今中外,但凡“禁酒”的最终无不沦为笑话。此时大汉朝地方上的酒业官营早就形同虚设,霍光此举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至于关内铁官,一来规模不大,二来有地方铁官支援中央,废除官营的影响几近于无。

由此可见,霍光是个极其务实的政治家,决不允许因私人恩怨影响国政。哪怕在一年后他就杀掉了桑弘羊,但依旧杀其人而不废其政,直到东汉变盐铁专营为征税制为止。

此后,有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会议记录进行整理改编,撰成了《盐铁论》一书,合计10卷60篇。不过桓宽也是个儒生,所以就甭指望他的屁股坐得有多正,于是出现在《盐铁论》中的“贤良方正”大多是正义凛然、忧国忧民的形象,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员们则动辄一脸窘态,或默然不对、或勃然作色、或怃然内惭,反正都是一副反派丑角的模样。故此,《盐铁论》也被后人戏称是一部“对话体的历史小说”(郭沫若语)。

事实上,“桑弘羊之问”是中国古代辩论中常用的一种诡辩术。

盐铁专营政策固然能为国敛财于一时,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于儒生的质疑,桑弘羊不但无力反驳,而且也提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可是桑弘羊并不打算屈服,于是便采用了一个在当时很常见的辩论技巧,那就是偷换概念并混淆视听——他回避了儒生的问题,而是直接扯出皇权、家国和民族大义来做挡箭牌。

你们儒家不是最讲究忠孝节义吗?我老桑搞盐铁专营就算是搞出了一大堆问题,但倒霉的是卑贱的庶民和商人,好处却全被皇帝拿走了。你们想批倒搞臭我老桑,岂不就是替那些平头百姓代言,捎带着想挖空皇帝的墙角?

此言一出,儒生们就统统懵逼了。

桑弘羊公然主张搜刮天下以满足皇帝之欲,这种论调其实并不新鲜。事实上法家在主张富国强兵的同时,始终也在极力鼓吹限制民众的权利、千方百计剥夺民众的利益,以达到“弱民”的目的。为啥要弱民?因为在法家看来,国与民是一对矛盾体,此强则彼弱,二者不能共存: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第二十》)

所以史上唯一坚定践行法家理念的秦朝才会被称之为“暴秦”,并被历朝历代竖为反面典型。

作为法家的对头,儒生们自然要大唱反调,“爱民”就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但甭管法家的“弱民”思想有多反动,但起码人家言行一致,不装那个啥……而儒家在嘴上把“爱民”的口号喊得越大声,心里就越不把老百姓的死活当回事。

对他们来说,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功名和利禄。而能给儒生这些的唯有皇帝,所以他们一切主张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取悦和讨好皇帝,为此儒生根本不在意吆喝几声“爱民”。

可如今桑弘羊阴险向他们刺出了最狠的一剑——当君与民的利益截然相悖时,你们怎么选?

儒生不出所料的怂了。因为老桑给他们出了一道送命题,无论怎么选,下场要么是灰头土脸,要么是自绝于君王。

于是他们只好有样学样跟着偷换概念,拿“仁者无敌”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混淆视听,并顺利的将一场国策之争引入到了哲学讨论的范畴之内。

在当时,所谓的“桑弘羊之问”可能就是老桑的灵机一动,用来打脸儒生的一个小手段或是恶作剧。但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桑弘羊当初提出的“三问”却不断成为困扰历朝历代的大难题,于是又有后人将其称之为“桑弘羊陷阱”。

为啥?因为历朝历代的兴亡表面上看可能是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或者是民族问题,但归根到底还是经济的问题。

比如唐朝的开元盛世,诗圣杜甫笔下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不过是肉食者炮制出来的虚幻图景,掩藏其后的是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在饥寒交迫、在哀鸿遍野。而大规模土地兼并产生的最大恶果就是均田制的崩溃,随之大唐王朝赖以横扫天下的府兵荡然无存,就算跳出来发动叛乱的不是安禄山,也必然有张禄山、李禄山;而南宋能以半壁江山力抗武力强大的女真人和蒙古人百五十年不倒,靠的就是八千万的人口基数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财富支撑,说白了就是拿钱砸得胡马不得南下。而后来南宋垮掉,也不是因为蒙古人突然间脱胎换骨,而是持续的战争拖垮了经济。尤其是权贵地主疯狂兼并土地财富,导致民不聊生,在籍纳税的人口就剩下了千万出头,再也不足以支撑这个庞大的帝国抵抗外敌了。

所以“一代奸相”贾似道才大搞改革,先后推出了“公田法”、“打算法”等法令试图彻底整顿财政。不过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于是老贾被群起而攻之,被彻底打上了奸佞的名号遗臭万年。

改革失败,经济没救,南宋也随之完蛋。

话说但凡是正经王朝的正经皇帝,都是需要经过系统完善的教育的,因此“桑弘羊之问”揭示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帝王而言并非是什么秘密。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在不断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大多数所谓的治世、盛世都是当朝君臣不断努力搞钱才搞出来的。毕竟只有身家厚实了腰杆才够硬、拳头才够大,才能震慑打压外患或是内乱,才能保住太平;比如要尽可能的削弱潜在反对者的的财力,像是宗室、勋贵、士族、豪强都成了历代帝王不懈打击的对象;再比如要适当展现实力,像是出门打打蛮夷啦、修建几个形象工程啦之类的,总之财不外露对于一个帝国而言是要不得的,必须广而告之才能震慑不臣。

而桑弘羊坚持的盐铁专营作为搞钱的不二利器,自中唐以后就被历代王朝持之以恒立为国策,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可是问题找到了,也是试图解决了,那为何朝兴国替依然不绝如缕 ?

答案很简单——只要是农业社会,社会财富的增长就必然缓慢,因此任一王朝的财富积累都是漫长而且低效的。偏偏这种缓慢的财富积累是十分脆弱的,往往因为某个君王的意志转变而付之一炬。文景之积被武帝一朝打光并非孤例,刘宏、元宏、杨广、李隆基、赵佶、朱翊钧和爱新觉罗·弘历等著名的败家子甭管出于什么目的,花钱的速度都不比刘彻慢。

等他们把钱败光了,帝国也该夕阳了。

于是又有人觉得,钱这么不经花,一定是因为钱搞得不够多。于是就有了北宋这个史上最能搞钱的王朝——北宋将官营制度扩大到了极致,不仅盐、铁、酒、茶这类基础性必需品由官府垄断,只要在市场上发现啥玩意赚钱,就全部抢过来设立官署专卖(比如明矾)。同时对商人征收重税,使得在北宋的财政收入中,商税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然而终北宋一朝都笼罩在财政危机的阴影之下,“三冗”问题始终无解,最后不得不任用王安石实施变法。而老王的变法几乎是全盘照搬了千余年前桑弘羊的经济主张,结果却是然并卵。

于是“桑弘羊之问”依旧无解。无数人明知道这是个坑,却依然不得不闭着眼睛跳下去,因为这个陷阱避无可避。

对于现代人而言,所谓的“桑弘羊之问”根本算不上什么难题,更不是什么陷阱——“桑弘羊之问”本来就是个伪命题,纯粹是被狡猾的老桑带跑偏了话题而已。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经济主张,本质上就是“与民争利”四字而已,儒生的指责本身无错。可是与民争利的本体并非桑弘羊,也不是法家,而是帝制时代皇帝无法抑制的欲望。

帝王的欲望看似偶尔可以抑制,比如汉初的什五税一、唐初的三十税一以及清朝康熙年间的“永不加赋”。但这并非意味着当时的帝王有多高的觉悟,而是迫于现实的政治需要而做出的妥协,用暂时的“与民分利”换取臣服和安定。一旦现实的威胁消除以后,田赋不好增长就加丁赋,丁赋也不够用了就设立新的收税名目,反正不把百姓搜刮干净皇帝哪有钱为所欲为?若不能为所欲为当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而且帝王干点别的事总会有人反对,唯独加税是个例外——唯有朝廷的钱多了,大家才有动手脚的余地嘛。即便是当不上官的士绅,也早盼着百姓被赋税搜刮得破产,这样他们才能大肆兼并土地。

就算是一心为国者,也不会觉得钱多烧得慌吧?而除了零星的几个“青天”以外,历史上的万千为上位者可能经常把“民心”挂在嘴边,可谁真正在乎过百姓的死活?

所以“桑弘羊之问”响彻了两千年,大家都说这是个无解的大坑,只能闭着眼睛往里跳。事实上古人也不是傻子,明白人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明白归明白,想让帝王、官员、士绅从自己身上割肉再让利于民,那纯粹是痴人说梦。

于是千百年来,他们统统揣着明白装糊涂,让老桑鬼扯出来的这个“桑弘羊之问”,成了千古未解的难题。

同理还有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史上每次打着“为民减负”旗号的税制改革以后,百姓的税负水平反而变得更高了: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要实现君与民利益的和谐,要么就将财富的蛋糕做大到二者都能得到满足,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纯属做梦;要么就得限制皇权有所节制、不得为所欲为,这就更是胡扯了,让人连做梦的欲望都产生不了。

于是所谓的“桑弘羊之问”就成了一场闹剧——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却都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拿一些权宜之计来糊弄事。因为对这些帝王权贵而言,想把他们拿到手的利益再分配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相对于什么桑弘羊还是黄宗羲,我想他们更欣赏的,应该是这句蓬巴杜夫人的名言。

尽管在他们眼中,甭管路易十五还是蓬巴杜统统都是些不知所谓的蛮夷。但同为上位者,本质上就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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