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到清，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曾经登过场并留下名姓的各类政权多如牛毛，其中被正史所承认的也有70个左右。有句老话叫“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那么这70个政权或者王朝曾经存在以及消失的理由是不是也应该各有不同？
按照史书中的说法，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绝大部分是毁于内乱，如果被武力推翻可称之为内战，如果未使用武力和平交接便可美其名曰禅让，实际就是篡位；少部分是亡于外夷入侵，若是汉人政权收复故土则可称之为光复，典型的如明朝，隋朝的情况也类似。唯一的奇葩就是五代十国期间的吴越，选择了不战而降宋，几乎是史上唯一的例外。
这算是外因。那么内因呢？这回史书上的说法几乎是千篇一律，国兴则源于庙堂上君明臣贤，朝亡则都怪朝廷里充斥着昏君佞臣。
这个说法你信不？反正我是不信的。
中华民族是人类所有文明中唯一有重史传统的民族，因此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才能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巨变而从未断绝。而且我们的先辈对于述史的态度是极端的严肃且负责的，无论是晋董狐笔、齐太史简还是司马迁铁笔铮骨垂青史都为历代史官所垂范。但从私史到国史、从史官到王朝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所以由此为出发点修纂而成的史书，事实可能确凿无误，但观点就难言客观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学界公认修撰得最仓促、最粗糙，当然屁股坐得也最歪的《宋史》。在这部几乎完全由朱程理学信徒所把持的史书中，将两宋所有锐意改革、坚决主战却损害了保守派士绅利益的如章惇、曾布、吕惠卿、韩侂胄、贾似道等人统统打入《奸臣传》，使其千年来饱受诋毁和唾骂。而且《宋史》位列二十四史之一，是正统嘛，所以这种观点还特别深入人心。以至于前段时间我写了篇小文试图替贾似道喊两声冤枉（详见贾似道的毛病不少，但说他是奸臣就昧良心了 ），结果就被骂了个狗血淋头——舆论如此汹汹，以至于我后来连那些能把人气得直乐的评论都懒得删了。
貌似话题又跑偏了？其实并没有。说回到那些王朝兴亡的原因，跟那些庙堂之上的大人物有没有关系？当然有，但那只是果，而不是因。一个王朝要亡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没救了，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秦皇唐宗再世、萧何诸葛转生也没辙。
别以为这是我们这些后人的马后炮。我们的祖宗先贤也不是傻子，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这才有了“桑弘羊之问”，也就是如今经常被经济学家提及的“桑弘羊陷阱”。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场在当时并不怎么引人瞩目的会议在西汉的京师长安召开。与其说这是一场会议，不如说是一场漫长且乏味的辩论，而且足足从当年的二月开到了七月。辩论的主要议题是“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汉书·卷七·昭帝本纪第七》），双方辩友分别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和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说白了就是儒生。
而桑弘羊的法家名头虽然不怎么正宗，但在经济政策上是如假包换的法家拥趸。难道这又是一场儒法大战？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这事的起源要从西汉立国说起。想当年，老泼皮刘邦可是打着诛暴秦的旗号发家的，所以在他的大汉朝最大的政治正确就是“非秦”——凡是暴秦提倡的就必须反对，反之暴秦反对的那就必须得大干特干。不过甭管始皇帝有多么的暴戾残酷，但人家定下来的那些典章制度不但好用而且非常利于帝王统治，所以老刘也只好厚着脸皮偷偷照搬，仅在名义上改头换面、打着黄老之道的旗号吆喝而已。
不过在某些方面汉初的政策确实与秦时背道而驰，比如对待商人的态度。在秦朝商人就是下三滥，是人人都能收拾几下的倒霉蛋。而汉初时商人的地位仍然不咋地，但起码官府不再严苛限制和干预，使得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也是在文景时期大汉朝迅速发家致富的原因之一：
“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不过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很快就跟匈奴人大打出手，而且一打就是40多年。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刘彻虽然没有大炮，可是照样花钱如尿崩，所以很快就搞出了财政赤字。这可咋整？没有钱粮，仗自然就打不下去了，可是刘彻这个战争狂人不甘心，所以必须得想着搞钱。
先是用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增税。等到增税的速度赶不上卫霍等将军花钱的速度了，老刘干脆丢掉脸皮搞出了个“武功爵”，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等把达官贵人搜刮殆尽了，他又将一个叫卜式的家伙树立为标杆典型，号召老百姓为国捐款。再等到有觉悟的老百姓腰包都比脸都干净了，刘彻还是觉得钱不凑手，还得继续搞钱。
这时桑弘羊想出个主意“笼盐铁”，也就是盐铁专卖。不过这可不是老桑的首创，而是法家一直大力倡导的“富国之策”，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就搞过“官山海”，商鞅变法时强调控制山泽之利，其实统统都是在搞盐铁等物资的专卖。而且在法家看来，由官府垄断经营盐铁等民生必需的物资不但能获取巨利，而且由于寓税于价，不仅规避了直接征税带来的抗拒情绪，还使得百姓几乎无法逃税，简直是一举数得的富国良方。
不过只要啥玩意被官府垄断经营了，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效率下降、价格飙升以及贪腐丛生等一大堆副产品，然后会导致商业萧条，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并随之怨声载道。不过刘彻要的只是快速搞钱，其他的事情他才懒得去操心。
战争就是个吞金巨兽，哪怕刘彻与桑弘羊等君臣绞尽脑汁榨干了帝国最后的钱粮，可到最终还是打不下去了。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被迫下《轮台诏》宣布罢兵止战，重拾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这下不用打仗了，老百姓可以歇口气了，可是有人依旧不满意。
这类人主要是商人和儒生。商人不满并不奇怪，因为与民休息这一国策主要针对的是农桑，但不包括商业。当年的那一系列针对商人的战时经济政策如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货币官铸、酒榷等等一样都没取消不说，桑弘羊还变本加厉的坚持富国强兵政策，主张再开屯田、增强国力。尤其是他大力加强了官营政策，几乎将所有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宗物资全部纳入国家垄断经营，完全控制了生产和销售市场，搞得商人几乎没生意可做，要不恨死他就有鬼了。
至于儒生反对桑弘羊更是顺理成章，儒法之争嘛。刘彻虽然搞了一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帝王之道在于平衡，他还是重用了一批诸如张汤、赵禹、宁成、义纵、减宣、杜周、王温舒之类的法家人物。桑弘羊虽然并非是个纯粹的法家，但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有着强烈的法家色彩，自然也被传统的儒生视为异端而大力抨击。
其中儒生最看不惯的就是盐铁专营，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当然，指望儒生就事论事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表面上抨击的是武帝时期执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真正的目的还是直指桑弘羊本人。毕竟随着刘彻的死去，法家也逐渐失势，就剩下老桑这么个残渣余孽还在垂死挣扎，儒生们自然要痛打落水狗，以实现儒家一统天下的目的。
而儒生的这个目的，与大将军霍光不谋而合。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在位55年的汉武帝刘彻驾崩，临终之时他指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一起辅佐时年仅8岁的汉昭帝刘弗。
由于刘弗年幼且早死，因此其在位13年间实际上是由首席“顾命大臣”霍光秉政。这就引起了上官桀和桑弘羊的不满（金日磾在刘彻驾崩一年后就去世了），于是二人联手与霍光争权，双方矛盾日深，能给对方添堵的事当然都没少干。
从政治理念上，霍光是刘彻的坚定拥护者，所以桑弘羊搞的富国强兵那一套他并不反感。但同时老霍也认同武帝一朝征战过度，需要休战恤民以蓄养国力，所以他不介意借用儒家之手打击一下桑弘羊。
所以正当桑弘羊遭到围攻、焦头烂额之际，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霍光授意心腹杜延年谏言“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汉书·卷六十·杜周传第三十》），然后顺势诏令三辅、太常各举“贤良”2人，各郡国察举“文学”1人，总共召集了60多位来自民间的“贤良方正”（主要是儒生）来跟桑弘羊打擂台，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之议。
前边说过，这场漫长的会议或者说是辩论其实非常的无聊。为啥？就因为作为反方辩手的是儒生——听他们辩论，还不如去听和尚念经更提神。
嘴和笔是儒生最犀利的武器，所以他们非常擅长在辩论中发现和攻击对手的破绽、弱点。但相对于都是实干家的法家，儒生大多是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的废渣，因此他们只会提出问题，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就算是有方案，也是能把人气得发疯的方案。
比如在盐铁会议上，所谓的“贤良方正”们一上来就集火攻击盐铁专营，明确指出了这一政策是祸国害民的恶政。比如官营制度形成垄断，货物质次价高，而且还强买强卖；比如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导致百姓生活困苦、商人无利可图；再比如官营制度的真正受益者唯有权贵，制造了一个依靠贪腐和假公济私的食利阶层等等。
自己力主的盐铁专营政策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桑弘羊却不为所动，开口就是一连串的王炸：
“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盐铁论·卷一·本议第一》）
老桑并没有直接替他的盐铁专营政策辩护，而是提出了三个问题——要是没有官营制度带来的收入，大汉朝日益庞大的财政赤字怎么解决？一旦遇到战争和灾害如何应对？怎样压制地方郡国的不臣之心？
这就是著名的“桑弘羊之问”。许多文章写到这里时，都曾描述过“贤良方正”们的反应，大体都是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之类，其实纯属是鬼扯。要是老桑二话不说拎着把大刀一通猛砍，儒生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更大的可能是哭爹叫妈着狼狈逃窜。可桑弘羊既然选择了以嘴炮迎战嘴炮，儒生就算心服也不能口服，当然要反击回去：
“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引用同上）
看到没，都仁者无敌了，你老桑还满嘴铜臭，真是夏虫不可语冰，法家的垃圾就是不可救药。
所以在这场长达5个月的辩论中，桑弘羊与儒生争辩的焦点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到对外政策，从治国理念到义利之争，几乎无所不包。不过只要前者一提差钱，后者就大讲仁政；前者一提强兵，后者就高呼以德服人；前者再提富国，后者就大声疾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
这样的会议别说才开了5个月，就算再开上个5年，儒法之间也是各吹各的号、各跑各的调，根本就是鸡同鸭讲，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一方被说服。
当然，霍光借此打击桑弘羊的目的也无法达到，所以他叫停了这场无谓的争吵。不过作为大汉朝实际上的掌舵人，他必须对这场已经引起注目的会议给出一个态度。于是不久之后，霍光下令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但儒生们坚决反对、桑弘羊力主坚持的其他经济政策统统得到了保留。
话说无论古今中外，但凡“禁酒”的最终无不沦为笑话。此时大汉朝地方上的酒业官营早就形同虚设，霍光此举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至于关内铁官，一来规模不大，二来有地方铁官支援中央，废除官营的影响几近于无。
由此可见，霍光是个极其务实的政治家，决不允许因私人恩怨影响国政。哪怕在一年后他就杀掉了桑弘羊，但依旧杀其人而不废其政，直到东汉变盐铁专营为征税制为止。
此后，有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会议记录进行整理改编，撰成了《盐铁论》一书，合计10卷60篇。不过桓宽也是个儒生，所以就甭指望他的屁股坐得有多正，于是出现在《盐铁论》中的“贤良方正”大多是正义凛然、忧国忧民的形象，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员们则动辄一脸窘态，或默然不对、或勃然作色、或怃然内惭，反正都是一副反派丑角的模样。故此，《盐铁论》也被后人戏称是一部“对话体的历史小说”（郭沫若语）。
事实上，“桑弘羊之问”是中国古代辩论中常用的一种诡辩术。
盐铁专营政策固然能为国敛财于一时，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于儒生的质疑，桑弘羊不但无力反驳，而且也提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可是桑弘羊并不打算屈服，于是便采用了一个在当时很常见的辩论技巧，那就是偷换概念并混淆视听——他回避了儒生的问题，而是直接扯出皇权、家国和民族大义来做挡箭牌。
你们儒家不是最讲究忠孝节义吗？我老桑搞盐铁专营就算是搞出了一大堆问题，但倒霉的是卑贱的庶民和商人，好处却全被皇帝拿走了。你们想批倒搞臭我老桑，岂不就是替那些平头百姓代言，捎带着想挖空皇帝的墙角？
此言一出，儒生们就统统懵逼了。
桑弘羊公然主张搜刮天下以满足皇帝之欲，这种论调其实并不新鲜。事实上法家在主张富国强兵的同时，始终也在极力鼓吹限制民众的权利、千方百计剥夺民众的利益，以达到“弱民”的目的。为啥要弱民？因为在法家看来，国与民是一对矛盾体，此强则彼弱，二者不能共存：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第二十》）
所以史上唯一坚定践行法家理念的秦朝才会被称之为“暴秦”，并被历朝历代竖为反面典型。
作为法家的对头，儒生们自然要大唱反调，“爱民”就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但甭管法家的“弱民”思想有多反动，但起码人家言行一致，不装那个啥……而儒家在嘴上把“爱民”的口号喊得越大声，心里就越不把老百姓的死活当回事。
对他们来说，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功名和利禄。而能给儒生这些的唯有皇帝，所以他们一切主张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取悦和讨好皇帝，为此儒生根本不在意吆喝几声“爱民”。
可如今桑弘羊阴险向他们刺出了最狠的一剑——当君与民的利益截然相悖时，你们怎么选？
儒生不出所料的怂了。因为老桑给他们出了一道送命题，无论怎么选，下场要么是灰头土脸，要么是自绝于君王。
于是他们只好有样学样跟着偷换概念，拿“仁者无敌”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混淆视听，并顺利的将一场国策之争引入到了哲学讨论的范畴之内。
在当时，所谓的“桑弘羊之问”可能就是老桑的灵机一动，用来打脸儒生的一个小手段或是恶作剧。但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桑弘羊当初提出的“三问”却不断成为困扰历朝历代的大难题，于是又有后人将其称之为“桑弘羊陷阱”。
为啥？因为历朝历代的兴亡表面上看可能是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或者是民族问题，但归根到底还是经济的问题。
比如唐朝的开元盛世，诗圣杜甫笔下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不过是肉食者炮制出来的虚幻图景，掩藏其后的是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在饥寒交迫、在哀鸿遍野。而大规模土地兼并产生的最大恶果就是均田制的崩溃，随之大唐王朝赖以横扫天下的府兵荡然无存，就算跳出来发动叛乱的不是安禄山，也必然有张禄山、李禄山；而南宋能以半壁江山力抗武力强大的女真人和蒙古人百五十年不倒，靠的就是八千万的人口基数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财富支撑，说白了就是拿钱砸得胡马不得南下。而后来南宋垮掉，也不是因为蒙古人突然间脱胎换骨，而是持续的战争拖垮了经济。尤其是权贵地主疯狂兼并土地财富，导致民不聊生，在籍纳税的人口就剩下了千万出头，再也不足以支撑这个庞大的帝国抵抗外敌了。
所以“一代奸相”贾似道才大搞改革，先后推出了“公田法”、“打算法”等法令试图彻底整顿财政。不过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于是老贾被群起而攻之，被彻底打上了奸佞的名号遗臭万年。
改革失败，经济没救，南宋也随之完蛋。
话说但凡是正经王朝的正经皇帝，都是需要经过系统完善的教育的，因此“桑弘羊之问”揭示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帝王而言并非是什么秘密。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在不断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大多数所谓的治世、盛世都是当朝君臣不断努力搞钱才搞出来的。毕竟只有身家厚实了腰杆才够硬、拳头才够大，才能震慑打压外患或是内乱，才能保住太平；比如要尽可能的削弱潜在反对者的的财力，像是宗室、勋贵、士族、豪强都成了历代帝王不懈打击的对象；再比如要适当展现实力，像是出门打打蛮夷啦、修建几个形象工程啦之类的，总之财不外露对于一个帝国而言是要不得的，必须广而告之才能震慑不臣。
而桑弘羊坚持的盐铁专营作为搞钱的不二利器，自中唐以后就被历代王朝持之以恒立为国策，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可是问题找到了，也是试图解决了，那为何朝兴国替依然不绝如缕 ？
答案很简单——只要是农业社会，社会财富的增长就必然缓慢，因此任一王朝的财富积累都是漫长而且低效的。偏偏这种缓慢的财富积累是十分脆弱的，往往因为某个君王的意志转变而付之一炬。文景之积被武帝一朝打光并非孤例，刘宏、元宏、杨广、李隆基、赵佶、朱翊钧和爱新觉罗·弘历等著名的败家子甭管出于什么目的，花钱的速度都不比刘彻慢。
等他们把钱败光了，帝国也该夕阳了。
于是又有人觉得，钱这么不经花，一定是因为钱搞得不够多。于是就有了北宋这个史上最能搞钱的王朝——北宋将官营制度扩大到了极致，不仅盐、铁、酒、茶这类基础性必需品由官府垄断，只要在市场上发现啥玩意赚钱，就全部抢过来设立官署专卖（比如明矾）。同时对商人征收重税，使得在北宋的财政收入中，商税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然而终北宋一朝都笼罩在财政危机的阴影之下，“三冗”问题始终无解，最后不得不任用王安石实施变法。而老王的变法几乎是全盘照搬了千余年前桑弘羊的经济主张，结果却是然并卵。
于是“桑弘羊之问”依旧无解。无数人明知道这是个坑，却依然不得不闭着眼睛跳下去，因为这个陷阱避无可避。
对于现代人而言，所谓的“桑弘羊之问”根本算不上什么难题，更不是什么陷阱——“桑弘羊之问”本来就是个伪命题，纯粹是被狡猾的老桑带跑偏了话题而已。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经济主张，本质上就是“与民争利”四字而已，儒生的指责本身无错。可是与民争利的本体并非桑弘羊，也不是法家，而是帝制时代皇帝无法抑制的欲望。
帝王的欲望看似偶尔可以抑制，比如汉初的什五税一、唐初的三十税一以及清朝康熙年间的“永不加赋”。但这并非意味着当时的帝王有多高的觉悟，而是迫于现实的政治需要而做出的妥协，用暂时的“与民分利”换取臣服和安定。一旦现实的威胁消除以后，田赋不好增长就加丁赋，丁赋也不够用了就设立新的收税名目，反正不把百姓搜刮干净皇帝哪有钱为所欲为？若不能为所欲为当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而且帝王干点别的事总会有人反对，唯独加税是个例外——唯有朝廷的钱多了，大家才有动手脚的余地嘛。即便是当不上官的士绅，也早盼着百姓被赋税搜刮得破产，这样他们才能大肆兼并土地。
就算是一心为国者，也不会觉得钱多烧得慌吧？而除了零星的几个“青天”以外，历史上的万千为上位者可能经常把“民心”挂在嘴边，可谁真正在乎过百姓的死活？
所以“桑弘羊之问”响彻了两千年，大家都说这是个无解的大坑，只能闭着眼睛往里跳。事实上古人也不是傻子，明白人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明白归明白，想让帝王、官员、士绅从自己身上割肉再让利于民，那纯粹是痴人说梦。
于是千百年来，他们统统揣着明白装糊涂，让老桑鬼扯出来的这个“桑弘羊之问”，成了千古未解的难题。
同理还有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史上每次打着“为民减负”旗号的税制改革以后，百姓的税负水平反而变得更高了：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要实现君与民利益的和谐，要么就将财富的蛋糕做大到二者都能得到满足，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纯属做梦；要么就得限制皇权有所节制、不得为所欲为，这就更是胡扯了，让人连做梦的欲望都产生不了。
于是所谓的“桑弘羊之问”就成了一场闹剧——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却都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拿一些权宜之计来糊弄事。因为对这些帝王权贵而言，想把他们拿到手的利益再分配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相对于什么桑弘羊还是黄宗羲，我想他们更欣赏的，应该是这句蓬巴杜夫人的名言。
尽管在他们眼中，甭管路易十五还是蓬巴杜统统都是些不知所谓的蛮夷。但同为上位者，本质上就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