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5日，北京大学的大礼堂内坐满了兴奋的学生，这些学生也许当时都没想到，他们将亲眼目睹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哲学的顶级辩论，这场辩论，规格之高，内容之深，足以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学生亲眼目睹了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页，但是当时，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意义，只是单纯的陶醉于两位导师的人格和学识，甚至有学生认为，这场辩论是实现安排好的双簧戏。
这场哲学辩论的主角，就是胡适和梁启超。
胡适认识梁启超的过程非常的有意思，他是梁启超的顶级粉丝。1904年春天，胡适来到上海的梅溪学堂读书，老师给他出了一道简单的作文题，题目就是“日本”二字。可怜胡适来自穷乡僻壤的徽州，哪里听说过什么日本，根本不知道日本是什么东西。
回到家完不成作业，都快急哭了的胡适，很快就见到了自己的救星。那就是哥哥带回来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这张报纸，不仅仅是帮胡适解了燃眉之急，更是让胡适大大的开阔了眼界。在这张报纸上，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哲学，知道了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和康德。
最让胡适感到震撼的文章，是梁启超主笔写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胡适读的如痴如醉，可惜，这本书才写了几篇，就断更了，这让胡适非常怨念，就这么望眼欲穿等了好几年，可是梁启超就是不更新，也许他早就把这事给忘了，于是胡适暗暗发誓，等到有朝一日我学问有成，我就自己写，把这本书写完！
1917年8月，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被聘请为北大教授，教授的便是中国哲学史。胡适在自己讲学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终于完成了多年前的心愿，这本书让胡适名声大噪。
出名之后的胡适，朋友圈自然也今非昔比，交往的都是文化界的名人，这也让胡适终于有了可以和梁启超见面的资本。1920年3月21日，胡适应林长民（林微因的父亲）的邀请，前去做客。在林宅见到了梁启超，和自己多年以来心中的偶像见面，胡适心中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但是当晚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初见粱任公，谈”
1918年11月，胡适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和他再次见面详谈，结果梁启超因为忙碌巴黎和会的事情，无暇和胡适见面，等到巴黎和会的事情处理完毕，他回国的第一件事，便是约胡适见面。
梁启超阅读了胡适的新书“墨辩新诂”，还把自己的新书《墨经校释》交给胡适审阅，并诚恳接受了胡适提出的意见。这一切都显示了两人的交往颇具古君子之风。
然而，事情到了1922年，梁启超在北大的讲学掀起了轩然大波。
梁启超这次讲学的题目是《评胡适的<哲学大纲>》，我们讲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多年心学的结晶，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是他的成名之作，而梁启超却毫不客气的指名道姓的公开在北大开课评论，并且是批评，这让胡适接受不了。但是，这就是梁启超的人，涉及学术问题，就是这么坦坦荡荡。
胡适心中也对梁启超的这个做法非常的气恼，于是公开表示不会去听这个讲座，并且明确对外表示，这是梁启超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他不会和梁启超一样见识。
梁启超的这个讲座，分为两天，第一天是表扬，第二天是批评。第一天的表扬，一上来就是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成就，梁启超说：“这本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能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梁启超第一天的演讲大获成功，在整个北大都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认为梁启超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非常到位，这就更加集齐了北大师生们的好奇心，既然已经这样夸赞了，那么明天梁启超会怎么批评这本书呢？人们都在纷纷议论这件事。
本来心中气恼，不愿去听讲座的胡适都听到这些说法了，因为听讲座的学生纷纷把梁启超的原话说给胡适听，这让胡适听了也极为感动，认为梁启超是真正懂自己的人。但是这些话也极大的勾起了胡适的好奇心，他也很想听听梁启超明天是怎么批评自己的。于是在友人的怂恿下，第二天来到了大礼堂听课，也许他自己都没想到，哲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天就要诞生了。
梁启超一上来，就提出了本书有“偏宕狭隘”的毛病，“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人生观方面，什九有很浅薄或谬误。”第二是本书的脉络是时代的变迁，但是对于划分颇有错误之处，第三是用今人的观点去看古人的观点，并就古人的观点展开批评，这是不对的。
胡适当场对观点进行了辩驳。他说：“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观点不嫌多”，“我希望多得许多不同的观点，再希望将来的学者多加上考虑的工夫，使中国哲学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见遮蔽了。”
现场短短四十多分钟的辩论，却是当时中国两个最伟大的哲学头脑的猛烈碰撞，现场的学生听得酣畅淋漓至此，这场辩论在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