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婷婷
近日，一本新书《休战》陷入了舆论旋涡。豆瓣上有网友指出这本西班牙译著“机翻痕迹严重，糟蹋了Benedetti（原作者）的作品，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并打了两星差评。
对此该书翻译者回应：“‘机翻’属于职业道德问题，逐字逐句认真翻译，反复修改的书稿被说‘机翻痕迹严重’，感觉挺糟心的。我觉得这和‘翻译不好’不是一个概念，近乎人身攻击了。”
“机翻”是机器翻译的简称，一般指通过翻译软件进行翻译,与其相对的是人工翻译。评价某本译著为“机翻”则指翻译文本表达僵化，句子不顺畅，翻译者水平差，读者难以忍受。
事情后面的走向有点出乎意料。《休战》翻译者的一位朋友为其打抱不平，将一封举报邮件递到了上述豆瓣网友所在学校，校方找到该网友谈话，最后该网友发了一则“致歉声明”。
邮件举报行为引发了大家的愤怒，网友随后在豆瓣上掀起了对《休战》打分的 “一星运动”。目前豆瓣关闭了《休战》的评分，关于“机翻”的讨论也随之消失。
机翻争议
“机翻痕迹”就是“翻译差”的代名词吗？未必如此。
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张卜天看来，翻译一部著作时，机翻可以作为翻译的底本。
“但是，用机器翻译之后，不改是不行的。假如机器翻译能替代80%，剩下20%就是考验翻译者的，一本书翻译得好坏，拼的就是这20%。”
（张卜天，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图/受访者提供）
张卜天曾主编并翻译12册《科学源流译丛》和18册《科学史译丛》等系列经典著作，其中半数以上在豆瓣获得9分以上评价。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有的读者一听说以机翻为基础会义愤填膺地觉得不可容忍，其实大可不必。技术发展到现在，有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继承利用呢？别瞧不起机翻，市面上有一些译著，水平还不如机翻，有些错误机翻是不会出现的。”
翻译著作分为很多领域，普通读物的翻译，机器翻译是可以作为主要参考的。但是，一些需要极高文学素养和深度专业背景知识的原著，机翻连基础工作都没办法代替。
去年，张卜天开始翻译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原文为拉丁文。在对照两个英译本和一个德译本的翻译过程中，他留意到有一个词拉丁文原文为studio，两个英译本分别译成了 study（研究、学习）和efforts（努力、费力），德译本则译成了studium（研究、学习）。
为什么另一个英译本译成efforts（努力）呢？他于是查了拉丁原词的意向，发现译成“费力”才准确。按照原文语境，笛卡尔在讲人的天赋观念，是指“不费劲就能轻松拥有”的意思，张卜天分析道，“不通过费力就能得到”明显要比“不通过研究就能得到”更准确，译成“研究”就有些做作了。
这样的思考求证过程，机器翻译显然不能代替。
（雷立柏谈传教士与儒家历史。图/中国新闻图片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雷立柏（Leopold Leeb）是奥地利人，在母语德语之外，精通中文和英文，教授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在中国生活与工作二十余年，对翻译有独到见解。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诗歌、宗教领域的著作，就很难靠机器翻译：“如果没有知识背景，译作肯定很差劲。比如翻译古罗马的诗歌，如果没有学过西方的神话学，不懂意大利的地理、希腊的历史、英雄的传说，机器根本不知道怎么翻译。”
负责任的翻译者会使用机器，而不是被机器左右。而这样的翻译者本身就很少，很不好找。
翻译者难找
李霞从事学术出版工作多年，寻找翻译者对她来说虽然是多年来驾轻就熟的工作内容，但仍然常常出现找不到合适的翻译者的情况。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已出到850种。图/受访者提供）
在“汉译名著”系列工作中，商务印书馆采取的方法是，先找了解著作所属学科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再锁定通晓源语言的翻译者。如果著作学科专业性不那么强，在专业领域找不到翻译者，也会从通晓源语言的人中寻找合适的翻译者，但会要求翻译者了解专业翻译规范。
近年来，虽然翻译的“学术共同体”已经随着懂外语的翻译人才的增多而变大，但是寻找翻译者这一环节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一个问题是，小语种的人才很少，在涉及到学科专门领域，能够找到的翻译者范围就更小。
另一个问题是，一旦译著涉及的学科冷门，专门研究者本来就少，在此前提下再找有语言基础且有时间的翻译者就更难。虽说有一些有英译本，但是从源语言翻译更准确，用最初版的语言进行翻译可以相对减少信息的误译和流失。
（李霞，人类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审。图/受访者提供）
李霞所在的商务印书馆寻找翻译者的体系是行业内比较完善的，都常常找不到合适的翻译者，更别提其他出版社了。
前不久，李霞遇到一本研究中世纪基督教的译著，翻译者需要对中世纪宗教有足够的了解，同时还要懂拉丁文，这样的翻译者显而易见非常少。虽然这本书译著在整套丛书的规划里，即使出版社有很好的眼光引进，也只能暂时在尘封中等待合适的翻译者。
翻译者困境
翻译对翻译者的专业能力和态度都是极大的考验，为此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却很少能有与之匹配的回报。
大部分翻译者的稿酬很低，翻译成为了类似于公益行为的事件，翻译者多数靠兴趣爱好支撑，有钱有闲的又符合要求的才是翻译者的理想人选。
“阁大学士”公众号的作者朱大学士就曾直言，二十多年来见过的译作中，过半英文不好，中文表达也差，中英文俱佳还肯来翻译书的是做“大慈善”：“因为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健康上考虑，翻译书对他们都是弊远远大于利的。身体倍儿棒、钞票倍儿多的，才应该是出版社重点开发的译者。”
文冤
翻译者的稿费机制有两种。一种是单次千字固定稿酬，另一种是版税制稿酬。单次稿酬是一次性买断，常见的稿酬范围是千字50到90元。版税制无基础稿费，翻译者按照书定价的5%-15%获得版税。比如，一本书定价50元，翻译者版税为10%，那么每卖出一本书，翻译者可取得5元的报酬。在出版社与翻译者的合作中，版税制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选项。
对出版社来说，译著与非译著的关键区别在于，译著的国外版权占据很大一部分费用。李霞分析：“普遍来看，译著定价并不比非译著定价高，但成本上却多了国外版税，这部分常常占据定价的10%。”版税制让出版社和翻译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出版社不用一次支付大笔的稿酬，译著如果反响好、比较经典、，翻译者也能够拿到更大比例的回报。
长销
（张卜天部分译著。图/受访者提供）
如果是翻译小众冷门领域的作品，翻译者也可以选择一次性稿酬制。张卜天在最初翻译的二十多本科学史著作中，都只能选取一次性稿酬制，千字大部分在50-80元。一本30万字的译作，能拿到两万元左右的稿费。张卜天回忆当时的情况：“那时硕士博士在读，好在有一腔热情。能给我出书，跟大家分享，我就很满足了。有一台好一点的电脑、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行了。那些辛苦已经不觉得了。”
虽然很多翻译者不会把稿费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但翻译一本书还会遇到其他障碍。
能够胜任的翻译者，有相当一部分在高校担任教职。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大多数情况下，纯粹的译作不是评职称所规定的学术成果种类。李霞在寻找翻译者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翻译者当时更紧迫的任务是完成学术论文和专著数量，因此不得不把翻译工作往后放。
即使是对于在学生时代已经有很多优秀译著出版的张卜天来说，他也要一边满足在大学任教的相关考核标准，一边专心踏实地投入翻译工作。
如今，热爱翻译工作的张卜天仍然觉得，只要没人打扰他，能让他好好地翻译一本喜欢的书，就如同放假过节了。
但是有一些现象令他感到不平：“有的出版商出的译著质量很差，但经过抖音、微博、公众号带货，很差的书也能卖得很好。许多读者买了也不怎么看，而且没有能力判断质量。”
翻译对于一个文明的进步和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正如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所说：“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必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
现在翻译者的困境却显而易见，低稿酬、译著难以参与到学术评价体系、出版市场营销不与译著质量成正比。大部分翻译者的成就感只能靠自己在精神层面寻找。
（雷立柏编写辞典书影。图/受访者提供）
雷立柏（Leopold Leeb）说：“我喜欢翻译，因为翻译强迫你把一本书从头到尾一句一句地读，一句一句地懂。翻译完这本书后，这本书就变成你的了。这就是翻译的快乐。”
在雷立柏（Leopold Leeb）看来，好的翻译会唤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是对语言的反省，也是对历史的传承。好的翻译能让读者产生多学几种语言的欲望。“荷兰的高中生，必修五门外语，在荷兰语之外，还要学习德语、法语、英语、拉丁语、西班牙语。在中国也应该强调，不要满足于学习英语。比如，从译成汉语的英文或者德文入手，会发现其中很多来自希腊语、拉丁语，有更深层的意思，这段历史了解起来就变得立体、有脉络。”
前不久微信公号谷雨实验室的一篇文章《文洁若：93岁，独自老去》中写道：“如果以稿费来计算的话，作为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她的稿费是千字80元，这一天8小时的翻译，一共收入32块。”
“算钱就没意思了。”这位93岁的翻译大家这样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