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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联系是割不断的
全球化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在这个时刻，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应保持理性。中兴通讯曾遭受致命打击，华为正在面临产品进口的封锁，美国这样做的动机，绝不是源于中兴的哪些错误，或者所谓华为的安全性，而是想抑制中国高端产业的发展，而这样利用产业依赖打击一国企业的做法破坏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分工、彼此可以相互依赖的基本信任。
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面，中国不断地融入全球化，通过各种改变来适应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而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他们的姿态都是接纳中国的，愿意把中国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共识，各方才会有诚意。无论是中兴、华为，还是我们的其他一些产业，对西方国家的关键零部件已经形成了依赖。在全球产业依赖的形势下，各国产业相互交叉，人们不会以此为武器来打击其他国家。现在美国以全球产业链为武器来打击中国，就是破坏了大家共同生存的前提。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一旦13亿多人口的市场从全球市场中分割出去，对美国、对世界将产生哪些影响？中国20多年来积极融入世界，形成了产业依赖，现在要独立自主搞一切，苹果系统、安卓系统真的都不用了？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美国破坏全球产业链，用产业作为武器打击别人，这不仅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美国和全球都是打击。大家如果选择孤立主义，成本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双方都应该要有战略眼光。软价值时代不同于农业时代，不是相互独立生产，而是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联系是割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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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这首《题西林壁》，原本是谈游山的体会，但用在对经济周期的感知和预测上也十分贴切。
正如群山从横面、侧面观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多元复杂的经济运行更是如此，没有一种经济周期理论能够与现实世界的运行完美匹配。但周期确实可以帮助人们达到“会当凌绝顶”的效果，脱离出众多微观因素的干扰，从更宏观、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预测未来经济的波动，确实也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从供给结构来看，在成功复制了三次工业革命之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已经趋于成熟、老化。原来先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纺织和服装业、钢铁、冶金、煤炭开采业、铁路运输行业、汽车制造行业、机械制造业、家电行业、石油、化工、电力，以及贯穿中国城镇化进程始终的房地产、建筑、建材行业等，都进入了供给成熟或老化阶段，不同程度上都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明显减弱，给经济带来了一定的下行压力。
部分传统制造业虽然已经开始转型，比如从传统汽车生产向新能源汽车转型，从服装加工向品牌服饰转型，从普通钢铁冶炼向特种钢材研发转型，从传统机械生产向精密仪器制造业转型，等等，但星星之火仍未形成燎原之势。
而新兴产业，如5G、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精密制造等已经显示出高速增长态势，诞生了滴滴出行、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大疆无人机等创新企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中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但新兴行业从体量上和传统制造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能对整体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作用，尚不足以带动中国经济进入上行周期。中国大部分产业尚未进入新供给扩张阶段，经济整体仍处于供给老化的末期。
3
房地产这头“灰犀牛”还在我们身边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除了充当消费品的功能，还具有投资品的属性。在人口红利为正的时候，房地产的大趋势向上，人们购买房子不只是为居住，因为房子还可以保值增值、以房养老、跨代遗传、赚取差价等，因此人们的购房目的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住的需求。同时，房地产的投资品属性催生了大量产业资本流入，从而进一步扭曲了房地产的供求关系。而当房地产趋势向下的时候，其投资品的功能会大幅弱化。房地产作为消费品，其需求是刚性的，人口红利的减弱也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其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也是逐步体现出来的，短期的影响有限。但是投资品的需求变化是弹性的、跳跃的，其对房地产价格的冲击要大得多。
工业化、城镇化产生的居住需求，能够推动房地产价格缓慢上涨，房屋平均的销售价格上涨幅度应该与GDP增速基本相当。而从中国的统计数据来看，从2003年至2018年，十五年间房地产价格经历了三次快速拉升，分别是2005年、2009年、2016年，三次全国房屋平均销售价格的年涨幅都在10%以上，甚至部分城市涨幅超过了50%。在房地产市场这几次快速上涨中，房地产的投资，甚至投机需求的拉动作用远远超过居住需求，推升了房地产价格越来越偏离消费供需的基本面。
目前关于未来中国房地产的走势，有三种声音。
看空派从全球规律和价值两个方面出发，认为房价下跌是必然的规律，而且在造成房地产成为“中国居民资产配置首选”和“中国过剩货币池”的诸多因素中，包括限购之类的调控政策都是形成房价上涨预期的推手，因此一旦上涨预期改变，包括取消限购在内的任何政策都不能阻止泡沫的破裂。
看多派认为，中国与世界毕竟有很多不同，而且在那么多限购政策下房价勉强受控，只要限购政策一放松，房价就会继续上涨。而中间派则认为，中国房价已经形成了“不会再涨”的一致预期，政策似乎也比较满意这种近似于“被冻结”的状态，所以中国房价未来几年会趋于稳定。
实际上，中国房地产周期已经出现了工业化以来的一次重要拐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人口红利带来了房地产几十年的繁荣，房地产新增投资不断攀升，但在2015年第一次出现了拐点，房地产对于经济的正向贡献开始减弱。中国房地产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只是价格趋势还不到变化的临界点，伴随着“房住不炒”的政策让“房价不涨”成为一致预期，这个临界点也已经不远。房地产这头“灰犀牛”可能已经在我们还无觉察之时越来越近，预计未来房地产新增投资将进入至少20年的调整期。
图1 中国的房地产周期出现了拐点
“限购、限贷、限价”政策可能成为压倒房地产价格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的人口拐点决定了房地产价格的大趋势是向下的，这一点很多人已经达成了共识。有争论的地方在于房地产价格以什么样的方式下行？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还不是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冻结交易”的限购、限贷、限价政策使得人们对未来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变化还抱有希望。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房地产市场的“临界点”还没有到来，只要轻轻动一根手指，放开“三限”政策其中的一环，房地产就能凤凰涅槃。房地产调控政策放开真的是“晚年房地产”的灵丹妙药么？
取消“限购、限贷、限价”等调控政策，确实能够释放居住需求。但在房地产市场大趋势已经明显向下的情况下，不能激发投资需求。不仅如此，取消房地产调控政策之后，政策带来的房地产稀缺性消失，人们对于政策的预期兑现，有可能不仅不会激发投资需求，还会加剧投资需求的下滑。
那么，居住需求的释放能否弥补投资需求的下降呢？从中国住房空置率来看，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房屋空置率超过20%，一线城市为16.8%，二三线城市空置率更为严重，分别为22.2%和21.8%”，大幅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2017年香港的住房空置率为3.7%。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8年美国第一季房产自有住宅的空置率仅有1.5%。根据日本2014年全国房屋空置率普查数据，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的日本的住宅空置率也远远低于中国，为13.5%。按照国际一般标准，空置率10%以下为合理区间，10%到20%为危险区间，20%以上意味着房屋库存严重积压。在如此高的住房空置率下，居住需求自身难保，又何以对冲投资需求的下降？
房贷成为银行优质资产是经济持续下行下的被动选择，这种趋势一定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企业经营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也变大，银行的风险和坏账率目前主要集中在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并非家庭和个人住房贷款方面，对银行来说，房贷资产依然是银行的优质资产。银行在企业经济困难，不良率承压的情况下，居民房贷、中小企业贷款等是银行信贷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是被迫的选择。
房贷成为银行眼中优质资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产的硬资产抵押，这也和银行传统的信贷模式有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房地产行业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具有一定安全边际，还存在着一些改善性或者新城镇化过程中的刚性需求存在。但是如果盲目扩大房贷，火上浇油，使得房价大幅偏离合理估值，则需要高度警惕整个房地产的风险。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控制首付比例，还是贷款利率水平，都仅对一部分住房需求有影响，而受到影响的往往是对价格更为敏感的人群。催生房价上涨的投资、投机性因素受房价预期影响更大，对于价格的敏感性则较低，一旦房价形成看空的一致预期，其对于金融机构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中国的房地产还没有软着陆。虽然当前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已经从2010年最高38.2%下降到2018年11月的9.7%，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是，从房地产占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来看，一直维持了20%上下的波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从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来看，最近几年仍然呈现上升趋势，2017年占比为7%，仍处于5%的警戒线之上，未来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还有较大下行压力，未来有可能会加速回落，并最终低于GDP增速。
与此同时，在房地产投资下降的过程中，房价收入比还处于高位。根据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的测算，从房价收入比的变化趋势来看，在30个重点城市中，相比2016年，2017年上半年房价收入比提高的城市达19个。也就是说，超过60%的城市房价收入比还在上升。同期3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成交面积从2016年的2.7亿平方米，下降到2017年的1.8亿平方米。没有成交量和支付能力支撑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很难持续，中国的房地产还远远没有软着陆。
靠房地产发家的李嘉诚，在内地的房产已经所剩无几，王健林也宣布万达要退出房地产，冯仑则说：“如果是捡的钱就买房，如果是挣的钱暂时别买房。”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房地产巨头的纷纷退出意味着什么？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已经接近了“赚最后一块钱”的临界点？
4
传统工业化的“列车”越开越慢
四十年前，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生产和加工环节开始向中国转移，大批农民工进城，服装厂、玩具店、皮具箱包等一个个工厂车间里，排坐着密密麻麻的蓝领工人，每天超负荷工作，一个月只需要千元左右的工资，巨大的人口红利使得越来越多的全球产品贴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
四十年后，当我们还在反思如何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摆脱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粗放型产业时，其实“世界工厂”已经逐渐出现向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家迁移的趋势。就算我们不反思，传统制造业也已经开始离我们而去。
在这四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结构显然是不平衡的，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中部和西部很多地区还相对滞后。中部和西部的工业化进程显然还没有完成，产业纵深还有较大差距，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不少潜力，但是它们能够与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区竞争，承接下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接力棒，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能复写东部昨日的辉煌吗？
很难！从需求来看，传统工业的列车已经开到了山顶，未来再向上冲刺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当人们吃饭的需求满足以后，农业的总量就停滞在那里了；当对汽车、电视机的消费需求满足得差不多的时候，工业产品的增长也就到了极限了。当增量到了极限，而各个要素的生产成本又在上升的时候，传统工业未来的增长空间就被压缩了。
从供给要素来看，传统产业的列车没有办法再开倒车，其中人力成本的上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原材料具有一定的属地特点，但是劳动力在中国是一个近乎全流通的大市场，各地区工资水平还有差异，但是整体用工成本已经水涨船高。越南、柬埔寨这些国家，人均成本千元左右，而中国，外卖小哥的月收入都逾万元，更何况还有一定技能的制造业工人。对日常用品的平均单价在千元左右的制造业来说，要何等的商品单价、何等的高附加值、何等的规模经济才能消化万元/人/月的成本？人工成本是不可逆的，中国经济的列车已经走过了工业化的站点，没有来得及上车的“乘客”，只能等待下一班列车，也许是“互联网+”，也许是“人工智能+”，也许是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或者高端服务业，但不会是又一轮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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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班列车是那些新经济和软产业
从每一次新经济的萌芽时点来看，每一次经济出现严重下行的时候，也是技术创新最密集的时候。
1987年股灾以后，我们就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时代，以新材料技术、生物制药、互联网为代表的十年经济持续增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时候，很多上市公司都跌到净资产以下，但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起步之年，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第一代中国互联网公司，比如腾讯、阿里巴巴等几乎都是在那时候起步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那一年，也是苹果手机问世的元年，之后出现了以智能手机和4G为基础的手机支付、微信等社交平台、互联网打车、共享单车、手机视频等各种创新。
2019年，是中国经济经历连续9年下行后最困难的一年，很多老供给加速走下坡路了，同时是又一轮新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起点。
我们已经走过了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阶段，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才是未来的新红利增长点。沿着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路线，我们可以预见到下一班列车上，满载的是研发、设计、品牌、体验、平台、生态等这些满足人们对品质生活的需要，对终身学习的需要，愉快生活的需要，智能生活的需要的软价值，而生产这些软价值的是新经济，是软产业，包括软性制造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金融产业和高端服务业。
最近任正非先生的演讲我们也在学习，过去某一年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距离20亿光年的地方投一颗“芝麻”，在距离2万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苹果”，距离几千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西瓜”，距离五公里的地方投“范弗里特弹药量”，扑上去撕开这个口子。”总之，就是说，在比较遥远创新阶段投少量的钱，在创新马上要爆发为生产力的阶段，投较多的资金，那么如今那些领域是我们要投一个“西瓜”的地方呢？沿着技术创新的路线，可以看到氢能源、人工智能、5G、物联网、大数据、新材料、3D打印等。这些看起来有些遥远的技术名词，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渗透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以5G为基础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不仅将推动物联网、智能驾驶等进入新阶段，还将带来很多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的新业态和新生活方式。
除了沿着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路线、技术创新路线探寻之外还可能沿着财富流向的路线分布来再造新红利。
几百年前，土地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谁有土地谁就是富人；公元一千五百年前后额上的商业革命时代，谁占领了贸易路线谁就是富人；工业革命早期，谁先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谁就拥有那个时代的“新红利”；在工业社会发展到产品过剩的阶段，谁有稀缺资源，比如煤炭、石油、矿山谁就拥有新红利。
在新经济时代，谁拥有流量入口和较大平台的人，甚至用免费的服务来吸引流量，都可以是新红利的创造者。比如，一个你企业如果能够为几百万人提供免费的服务，它就价值几个亿；如果能够几千万人提供免费的服务，它就价值几十亿元；如果能够为几亿人、十亿人提供免费的服务，它的市值就可以像腾讯、阿里巴巴、goole、facebook，价值几百亿美元。
沿着财富流向路线创造多的还有现代金融，新的时代它们创造信用的能力，创造交易的能力，资源配置的能力，风险管理的能力都足以让他们成为新红利的创造和拥有者。
跨界是新经济必然发生的事情。在传统经济里，所有要素都附着在硬资源上，但是在新经济里，包括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文化经济、服务业经济里，所有的生产要素并不附着在硬件资源上面，而是附着在一些软件上。这些软件可能是平台，可能是俱乐部，可能是品牌，可能是渠道，可能是流量，可能是人群……所以新经济是依托在软资源上。新经济时代是一个软价值时代，所有的财富源泉不以加工自然资源为前提，也不是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人们应该用新的思维打造自身的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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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新红利后，有望企稳的经济增速
中国正处于从供给老化向供给扩张转换的关键时期。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往往是一个“破坏性创造”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老化供给形成冲击。iPhone创造了新的需求，相关产业链拉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而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老供给就面临着退出的命运。同样，当互联网约车等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传统出租车公司的日子就不如以前那么好过了。
北京出租车的牌照限制造成了北京长期以来打车难、打车贵的顽疾，而滴滴出行等新供给的产生，以共享经济的方法调动了车、驾驶员等要素进入城市出行这个市场，解决了打车难、打车贵的问题。可如果又加上了本地户口、本地牌照的限制，就会极大压缩共享经济的供给能力，阻碍生产力的释放。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教训值得高度重视。在上一轮供给扩张周期中，以汽车、家电和半导体为代表的供给扩张行业给日本带来了长达30年的经济上升周期。但是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发展起来时，日本未能及时引导要素进入新供给形成领域，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依赖汽车、家电等老化供给，经济增长难以走出供给老化阶段，目前夏普、东芝等老化供给的代表性企业已经纷纷陷入经营困境，日本经济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前景。
在从供给老化向供给扩张转换的阶段，如果不能为新供给扩张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打破传统产业的利益格局和阻挠，可能会影响新供给扩张的进度。反之，及时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向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产业转移，通过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培育新供给，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才能从根本上使经济进入供给扩张周期。
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增长的本质，是增长条件、增长要素和增长驱动力激发的改革红利、要素红利、技术红利三大增长红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要素成本上升和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完成，三大红利均呈现递减趋势。如果不改变这个状况，不围绕增长的本质，从增长的条件、增长的要素、增长的驱动力入手，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跌破6%，五年内有可能跌破5%，十年之内会跌破4%，不仅高增长再也回不来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都难以维持。反之，如果我们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的矛盾，从增长的本质出发深化改革，再造改革红利、要素红利和技术红利，中国经济则有望企稳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的增速水平。
本文节选自人民东方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的著作《新红利：赢在下一个四十年》，后刊发于国家级期刊《中国经济报告》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