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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展为什么规定:大字书法字径不小于1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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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书法老白 2021-04-13 08:20

大字和“小字”除了字径大小区别,创作所需的物质条件、技法要求、审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比如,若书家老态龙钟,就很难有效完成字径6尺见方的超大字书写。无论是大字文本遗存,还是理论阐释,大字书法在书史上基本属于空白。
既然字径不同,导致字法有异,审美感受也有差别,又如何来界定或度量大字“标准”?

今年官方协会主办的首届、第二届“大字书法艺术展”,规定“正文字径原则上不小于15cm”,算是给出了度量“大字”的官方标准,同时也意味着官方或半官方对“大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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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较为理性的“政府行为”,因为“大字”供给严重不足,自然需要“宏观调控”。如各类“国展”的“大字”数量过少,投稿者偏好写小字,只因小字容易驾驭,为了入展,希望功成名就,当然写小字。

避难就易是个体理性,无可厚非。同时,“小字”本来就构成书法史的主流。

对于“大字”即“正文字径原则上不小于15cm”,本文且甘于流俗,沿用此标准,其依据主要来自“国展”生态,可能考虑多数人的书写习惯和展览的可操性,但其学术依据有待深入论证。

比如字径超过1米,“书写性”难以控制,即属于“超大字”了。大字不容易写,尤其字数多的大字书法作品更难驾驭。以前有专家学者在参与“国展”评奖时,就提出“难度系数”概念,如写唐楷的难度就远超屡获国展大奖的“中山王三器”之类篆书。

本来所谓书法“评比”,既反学术,又反艺术。评委们除非‘万能”,否则只能从基础技法上做些不一定全面的判断,而作品实质内容中技法只是浅显的表象部执书法“评比”导致书法“尚俗”。

量化可能是比较科学的方法。

在书法语境里“难度”既是个体感受,也是一个学术概念。但多少字径的汉字对应的难度系数是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字径越大,难度系数越大。书史上大字文本留存不多,尤其在宋代出现挂轴以前。

一是物质条件所限,即毛笔、纸张等书写材料的限制。

二是实用性限制,如文人之间交往的主要媒介为信札、尺犊,尺寸较小,作为信息交流手段和目的,写小字效率当然高写于大字,所以古人手札也如今中小学生作业本大小。

作品展玩欣赏时尺幅也不宜太大,纵1尺左右刚刚好,比如《兰亭序》纵24.5厘米,横69.9厘米;《祭侄文稿》纵28.3厘米,横75.3厘米;《黄州寒食诗》横34.2厘米,纵18.9厘米。

三是审美功能的限制。挂轴出现以前,手札、手卷为书写主流,创作与习欢赏纯属个体行为,‘孤芳自赏”成为文人书斋雅事,是文人们除妻妾之外的心灵尤物。

当然,这种“个体”的封闭性私人行为有利于艺术创作,但不利于书法以及文化的传播和推广。

即便如此,古人书写大字的情形并不少见,甚至曾经成为潮流,这就是题壁书写。纸张出现之前,文人门通过题壁装疯卖傻,抒发感情,甚至完成某种市场交易。

题壁书法的创作有时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现场表演,而留下来的字迹,将面临社会广泛评仇遗憾的是随着时光流逝社会变迁,“题壁”多灰飞烟灭。

“宋江”题壁写反诗,真功夫!
(点击图片,查阅详文)

除了“题壁”,古代商家的招牌字可归于“大字”之列。典型者莫过于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提供的信息。楷书招牌“王家纸马”竖立店铺一侧,高过屋檐。灯箱招牌“十千脚店”尤其醒目,楷书字径约两个成年人头部大小。

此外尚有写着大字“神课”“看命”“决疑”字幅的算命铺子,大字楷书“孙羊店”挂着招牌表明是羊肉店,商铺内有“斤十六足”广告。还有“王员外家”竖匾的旅馆,“刘家上色沉檀拣香”竖幅招牌高达屋檐,布店“王家罗锦正帛铺”单字径超过成人体宽,其对面有一巨型竖牌,可惜字迹模糊不清。“赵太丞家”医铺排列孔幅大字楷书招牌或广告。根据常识判断,招牌字径普遍超过1尺,大者约1米见方。

宋代的各种匾额大字只能在绘画中寻找到,但明清以后却有幸存者,如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巨匾,据史志记载,这五个字径盈米的大字是明朝成化年间的进士萧显所写。

相对于纸本,书法史上室外文字遗存普遍字径大一些。

室外”其实代表了文字不同的应用体系,是社会的、全民的、开放性的,“书法”跳出了文人的书斋,文字更广泛的实用性和社会性传播才得以完成,当然还起到政治需要和大众审美、提高思想认识的作用。

摩崖刻石一般字径较大,南北朝以前多纪功颂德,或刻佛经、佛号南北朝以后,多题咏、题名。东汉《大吉山买地记》,刻于建初元年(76),其字大可盈尺,是汉代石刻文字存世最大者,而汉代碑刻文字一般也谈不上“大”,如张迁碑字径约3.5厘米,碑额篆书字径达9.5厘米,仍够不上“大字”标准。

书史上石刻“大字”仍然稀少但也有字径超20甚至30厘米者,南北朝刻《泰山金刚经》是古代大字书法典型,前人评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清康有为称之为“榜书第一”。清《金石录补》:“泰山御帐坪之南育石经峪,石如平台,旧刻金刚经,字皆经尺。”

当代有名家认为习大字当学此范本,大抵是其既有秦汉古法又得楷法之意。

宋代出现挂轴,是书史上的一次革命,是纸本书写从书斋走向社会空间的滥觞。从理论上看,挂轴欣赏可以挂满整扇墙壁,书写尺寸可任意,只要纸张不受限制。而当代实践中这种情况也不少见。

十五年前孙伯翔先生的中国美术馆书法展,其临写的《始平公造像》几乎占据整扇墙壁,可谓“顶天立地”,目测字径约1米,整幅作品沉雄厚重,得磅礴之气。当时笔者后退至对面墙角才能整体观赏。这是2005年的事情。

当代喜欢写榜书的不止孙伯翔,刘正成喜欢写“泥龟梦蝶”四字,有一幅丈八匹,字径1米左右。沃兴华、王冬龄、曾翔、陈振镰等名家写榜书也不逞多让。

明清以来,书法字径、字幅逐渐向“大”的方向发展。如晚明大草,直径超15厘米者常见。如张瑞图《今春花开七言诗轴》(纵187厘米,横48厘米,朵云轩藏),傅山《草书破书余古香诗》 (纵183厘米,横483厘米,山西省博物馆藏),平均字径约17厘米。

清代流行的对联书法比小巧玲珑的手札字径大了下少,可称大字艺术了。

“大”除了改变视觉经验,还建立了与书斋小字不同的形式美感。这既是书写材料的贡献,也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文人士大夫有条件写大字,展示大字,书法本体的外延和内涵得到扩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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