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这位曾写下许多精彩杂文，著有小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的作家，于1997年4月11日早逝，年仅45岁。
今天是他逝世24年忌日，我们依然怀念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今天中国仍然需要更多可以特立独行的人。
王小波的思考从七十年代的狂热中走来，途经八十年代的意识大解放，又在九十年代的思想退潮中沉淀。他尖锐，但不刻薄；他理性，但不教条；他清醒，但不冷血；他独特，但不孤傲；他深刻，但不深沉。
他拥有诗意而有趣的灵魂，他用文字对抗虚无，并甘愿战斗到死。我们怀念王小波，不是对他的个人崇拜，而是对他的精神充满敬意。他就像沙漠中的胡杨林，是这个思想沙漠时代中的绿洲。而我们读者，是这片沙漠中的旅行者，虚无的沙子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王小波这片绿洲就是一处必不可少的精神栖息地。
纪念王小波 | 我们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去世，距今整整24年过去了，王小波影响了很多人，他用举重若轻的写作方式和特立独行的头脑，行走于这个世界之上。
他不告而别的方式，更像是一个尘世挽歌，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他还在活着？会怎么样，会写出怎样的作品？会不会影响更多的人？毫无疑问，众多的人都会拜在他的门下。
而现在特立独行的头脑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而有趣的灵魂依然只能独行。谨以此文纪念王小波，并试图在24年后的今天，捕捉一点他的影子。
从小到大特立独行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四岁过后，天真可爱逐渐从他脸上消失。
九岁时，他就大概长成了岳母李克林口中“小波实在太丑了，我拿不出手”的样子。从那以后，岳母与孔孟一样，被列入到他小说里经常调侃的对象。
王小波从小就喜欢发呆沉默，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篱笆下面呆呆地往外看，一蹲就是半个钟头，也因此常被人怀疑脑袋有问题，连他的姥姥与母亲都管他叫“傻波子”。
王小波虽然相貌却长得很丑，内心却充满才华。他知道自己长得难看，曾幽默的自嘲说：“我远看不像个好人，近看还是个好人。”
13岁时，王小波开始跟着哥哥到父亲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父亲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
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计》，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
柜子是锁着的，哥哥对他说，“我去捅开，你去承认，你小，身体也单薄，爸爸不好意思揍你。”
偷出书来两人一起看，挨揍却是他一人。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王小波也不后悔。
1968年，17岁王小波还对这个世界没有清楚的了解，莫名其妙的就被装上了火车，经长途运输送到了云南的一座农村。
在云南兵团劳动的他，开始尝试写作。这段经历成为《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也是处女作《地久天长》的灵感来源。
刚到这儿的时候，王小波眼中的天空是湛蓝的。
站在小竹楼里面往下看，四处的竹林翠绿又苗条。天上的云彩洁白而丰腴，缓缓地拂过。
文革背景下，人们早晚背诵语录，除此之外脑袋空空。王小波觉得生活不该是这个样子。
在插队时，他喂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别的猪都默默接受了人们的安排，唯独那只猪，一直反抗。
大家因此都痛恨它，想尽各种办法逮住它，但谁也办不到这件事。
那只猪依旧我行我素，春天到的时候还要谈谈爱情。
多年后，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成了他永久的想念，成为了他的精神向往与自况。
在他的记忆中，这一段别人心中无法抹去的灰黑色时期，却被他称为自己的黄金时代。
他拥有诗意的世界
1973年，王小波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忽然感到烦闷疲惫，不像是二十一岁的人。
他走在大街上，汇入滚滚的人流。那一刻，他想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很快就会变老。
傍晚时分，他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
当时王小波是个年轻人，他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他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1978年，文革的阴影逐渐褪去，国家恢复高考。26岁的王小波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并被顺利录取。
在高考之前，小波面临选科的问题。一般人多半没有这个问题，大家或者擅文，或者擅理，可以择其擅者而从之。而小波两者都擅长，且两者都喜欢，怎么选就很伤脑筋。
当时小波已经在和李银河处朋友，银河认为小波在文学上有极高天赋，力主他学文科，甚至跟他说“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
但这一主张违背王小波的家训。他父亲王方名郑重地告诫孩子们：如果不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尽量离意识形态远一点。
后来小波去征询哥哥王小平的意见，哥哥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如果得了假传，在万卷书间忙得屁滚尿流，还要当一辈子糊涂人。无论什么时候，理工科的东西基本上属真传，而文科则未必如此。
现在看来，王小波当时的选择不无道理，倘若他入了文科，毕业后会一路进到文坛。
像他这样的“文坛外高手”，一旦被放到文坛内栽培，以他的心高气傲，恐怕会觉得很不自在，也许会像鲁智深上五台山出家，动不动拿狗腿往和尚嘴里塞，有时候再玩一出醉打山门，没准会惹是生非。
王小波仿佛能看到自己的未来，总之，他最终选了理科专业。什么样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养料，越悲怆的时候人就会越想嬉皮。而书便是王小波灵魂的全部养料。
之后的他，远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的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教技术型的课程。1992年9月辞去教职，正式开始做自由撰稿人。
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王小波自嘲：“我40岁突发奇想要正儿八经写小说，中国的作家里没有这么晚开始写作的。”
写作的人是孤独的，王小波的孤独来得更加冷冽。
写作与孤独，形影不离，影子或许成为主人。王小波时常会听到黑暗时期的记忆与伤疤在召唤，有时沉默，有时叫喊，往往没有回声。
远行与回归，而回归的路更长。他在沉闷的现实中找寻着有趣的生活：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王小波看起来不修边幅，背有点佝偻，头发总是那么乱，可是他的头脑是性感的。
他试图在黑暗中寻求自由，进而捍卫这种自由，让身体与灵魂得到解放，洗去贫乏。
爱你就像爱生命
如果聊王小波，就绕不开李银河，这是一个想抽烟，根本离不开打火机的问题。聊李银河，时间要退回到王小波考上大学的前一年，1977年。王小波回北京之后，写成的第一篇小说，是《绿毛水怪》。
当时的李银河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胸大有脑，前程似锦。而那时王小波只是一名街道工人，说“前者居庙堂之高，后者隐市井之巷”一点儿也不为过。
当年，25岁的王小波下乡回城已经五年。先后在仪器厂和半导体厂做了五年的工人，但心中那股子写作的欲火却从未熄灭。
那时，李银河刚刚失恋，恰好看到王小波写的小说，她心里想：“写作手法虽然稚嫩，但却有什么东西深深拨动了我的心弦。”这成了两人见面并最终恋爱的一个契机。
两人第一次见面结果比较悲惨，王小波的相貌与那性感的文字之间实在大相径庭。李银河后来回忆说：“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么丑。不但丑，丑中还带着凶样。”
借着聊文学的理由，王小波主动上门创造第二次见面机会。他顺便问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
李银河当时刚分手不久，只能如实相告：“没有”
王小波接下来一句话，生猛了得，几乎是吓了李银河一跳，他说：“你看我怎么样？”
自那之后，李银河就不断收到王小波寄来的情书，文字是写在五线谱上的：
“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五线谱上的每一个字，都撩动着李银河的少女心。
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小波所写的每一封情书，都习惯以“你好哇，李银河”开头，充满仪式感。
过了一段时间，李银河终于被王小波的真诚和才华所感动，两人在一起了。
王小波在《爱你就像爱生命》中写道：
“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总够了吧？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你在，我就敢。”
1980年1月21日，王小波和李银河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决定将彼此的勇气放在一起，向世界发声。
他们没有办婚礼，也没拍结婚照，两家人各自请了一桌饭，就算是结婚了。给了五百块钱，算作彩礼，完全不注重形式。
不难想象，他们两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着极其丰富、极其高尚的精神生活。
结婚两年后，李银河到美国留学，王小波自费陪读。两人靠李银河每月400美元的奖学金勉强维持生计。最后实在熬不下去，就一起去餐馆打工。
李银河不想让小波的文学创作受到影响，于是对他说：“我不能让你去洗碗了，你安心在家写作吧。”
妈妈知道后，责怪李银河：“这哪儿行？”
李银河笑着说：“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文学是他的生命。我们对生活要求不高，我一个人工作够用了。”
在爱人的理解与支持下，王小波静下心来踏实写作。那段艰难的时间里，他写下《红拂夜奔》《黄金时代》等书的初稿。
在我们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幸运的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就遇到了这份可遇不可求的了解。
虽然生活拮据，但两人省吃俭用存下一笔钱，买了一辆老旧的福特车，开始自驾游美国。
他们在萨瑞索塔的海滩捡海螺，在迪士尼乐园欢乐的像个孩子。在行走的路上，他们在精神上汲取了养分，共同走过的城市，成为一生的念想。
1996年秋，李银河被邀请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机场临别时，王小波将爱人紧紧地抱住告别。
那时的李银河，不会想到这一别，便是永别。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去世前9天，落魄的王小波给好友李静看刚办好的货车驾驶执照，说：“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干这个。”
李静后来回忆说：“我看见他走路的脚步很慢，衣服很旧，暖瓶很破。”
王小波留下一个寂寥、孤独而决绝的背影。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没有惊动周围所有的人，默默离开。
而李银河怎么也想不到，那个说要陪她一辈子的男人就这样走了，甚至在王小波离开人世的前一刻，她还在英国访学，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她多想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不要害怕，有我在。”
李银河独自去给王小波选骨灰盒，选着选着回头随口问了一句：“你喜欢哪一个？”
好像他从未离开。
至此，一个有趣的灵魂在尘世间烟消云散，他的离开给中国文坛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作为一个有趣的男人，他是雌雄同体。
他写下的作品被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视为精神食粮，反复咀嚼阅读，自命为“王小波门下走狗”者，成群结队。
只因好的文学作品，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他们有个共通点，就是描写了恒久不变的人性。
现在有很多人说，李银河在消费王小波。如果王小波还在的话，也许会说：
“真的吗？银河，想到我死了之后还能被你利用，我突然没那么怕死了。”
我们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90年代文学，是从80年代的理想主义高潮跌落下来的一个年代。
王小波在他的知青文学《黄金时代》中，写下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这其中既有琐碎滋生的孤独，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别人眼中的沉默与执拗，却是王小波孤僻的个人英雄主义。
所有人都在过着慢慢受锤的生活，还有谁记得云南农村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呢？
王小波去世后，催生了名声，一直“成长”到现在。他的书，不停地出版、重出，还被称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
死亡才能获得认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哀。
他的存在，让我们会谈论文学，谈论一个离我们有些久远的年代。
王小波已经离开24年了，我们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否已经被生活锤得不再反抗？
此刻，我们怀念王小波，也是在怀念过去那个生猛的自己。与其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不如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吧。
在一个信念分崩离析的语境中，与其跪拜先驱，不如与他同行，为爱与尊严，为自由与理性勇敢地生活。
就这么活下去吧，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生命里最年轻的黄金时代。
附王小波经典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
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
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
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
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
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