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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历史最大的感慨就是中华民族大概是这个世界里上进心最强的民族，比如，在我们看来“穷则思变”是天经地义的规律——国家积贫积弱，被外族侵略欺凌，总有无数仁人志士站出来想办法找出路，而这个规律在全球其他地区却不大适用，比如印度，比如非洲，这些地方的人群可没有穷则思变这一说，在更多时候总是逆来顺受承受一切——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很佛系。
清朝末年，人心浮动。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中国被列强按在地上反复摩擦毒打了几十年。当时举国上下都一致认为，这个国家必须要经历一场较大的变革才能改变积贫积弱被外族欺凌的现状。
但是，怎么变革呢？
这可是一个要命的问题。
1君主立宪
19世纪60年代开始是搞洋务运动，也就是近代版的工业化尝试，但是甲午战争却被小小日本打得大败——这被视为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标志。然后国人就基本放弃了这条道路，掉头在其它领域想办法。
甲午战争失败（来源：新浪网）
后世对洋务运动失败有很多分析，但是大多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当时中国海关被列强把持，这对于国内工业化是非常要命的缺陷。
洋务运动之初，各地督抚都是搞重工业，搞军事工业，这个路子是没错的。但是工业化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在重工业初具雏形之后就得发展轻工业，用轻工业收益为重工业发展提供资金与市场。
但是当时中国海关被列强把持，导致当时关税极低，大致在5%左右，这样的关税水平完全无法保护国内轻工业成长，少数民族资产阶级投资的轻工业工厂刚一起步，就被列强洋货打得溃不成军。
轻工业没起来，重工业就难以为继——既无可继续发展的资金，又无可销售的市场。
但是当时国人对工业化认识还不够深刻，洋务运动失败之后，大家就认为这条路是错的，于是掉头去寻求制度性的变革。
对于制度性变革的思路，当时举国共识就是君主立宪，由立宪而走向共和。这是一个在体制内渐进性的改良模式，也可能是当时中国最适宜的变革模式。
首先，在保留清廷皇室的前提下立宪，已经最大程度照顾了清廷皇室的利益，对于统治集团而言，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
其次，由清廷主动立宪自顶而下推动宪制改革，对社会的冲击较小，对于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士绅阶层也是最能接受的方案。
最后，由立宪而走向共和最后复制的是西方那套民主制度，其核心就是地方自治，民主选举。这个前景对于地方督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自治意味着中央对地方干预能力大幅度下降，地方上的督抚就可能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
所以，立宪派得到当时主流社会精英阶层的广泛支持，包括地方督抚、士绅阶层、知识精英乃至中央层面的官员都支持走君主立宪道路。
但是君主立宪制度毕竟要求清廷皇室让渡出绝大部分权力，时至清朝末世，清廷皇室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有雄才大略的英才，大多数皇室成员都是平庸无能贪财好色的皇二代，对皇室主动让渡大部分权力特别抵触。
所以，当时虽然立宪呼声越来越高，但是清廷皇室却一直拖拖拉拉不肯实施，为了应付舆论的压力，清廷也被迫进行一系列改革。
如果说戊戌变法的上层改革还面临大量顽固派的阻扰，庚子事变之后，清廷上层顽固派几乎被一扫而空，所以，在庚子事变之后，清廷推动的力度极大的新政改革反而异常顺利。
（来源：新浪网）
清末新政改革基本目标就是“富国强兵”，基本模式就是全面学习西方列强制度模式——包括对政治、军事、司法、教育等各个层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政治层面主要就是筹备立宪，为此在各个省成立了咨议局。并于1909年选举产生了咨议局议员，这些议员主要由各地士绅阶层担任，是立宪派最活跃的大本营。
军事层面开始编练新军，1907年开始计划组建36镇（师）新式陆军作为常备军，并且淘汰传统的绿营，将其转化为协助新军的巡防营。
教育层面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改建西式学堂，并且鼓励出国留学。
司法层面开始编制刑法、民法与商法，改革传统的司法制度。
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句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这个规律对于清末新政同样适合，本来是顺应民意的改革新政，最后却成为压倒满清政府的最后一棵稻草。
2统治动摇
清末新政至少在三个层面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
第一是政治层面。
本来预备立宪之后，大众对未来立宪预期很高，可惜慈禧太后死了之后，接班的满清实际统治者隆裕太后（光绪皇帝的皇后）平庸无能，根本就摆不平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最后预备立宪搞出一个皇室内阁（内阁11人有7个是皇室成员），让天下哗然！
立宪本质就是皇室让渡部分权力来扩大统治基础，现在清廷皇室居然明目张胆搞家天下，要垄断政治权力，这样的措施让绝大部分立宪派失望透顶——既然你们要把外人都赶出董事会，搞家族企业，那么对于立宪派就只能考虑推翻你的董事会，彻底成立新的董事会。
第二个是教育层面。
废除科举又没有配套政策替代，对于天下读书人而言意味着断绝了实现阶层跨越的通道，大量读书人没有出路就只能去参加待遇丰厚的新军。军队涌入大量受过教育而又对清政府严重不满的读书人，渐渐军队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第三个是财政层面。
政府做事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偏偏新政又是非常烧钱的政府工程。本来在清末因为大量对外赔款导致政府财政基本没有盈余，新政实施之后，财政支出压力遽然扩大。
在新政的各项政策中，军事改革最为紧迫，其所需费用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也最大。以新军为例，每建一镇的费用为100余万两（白银，下同），每年常规经费为200万两，则全国编练36镇新军的建军经费与一年的军饷就达到1.2亿两左右。
其次新政改革中实施的扶持工商业、发展交通、电报业等措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地方自治中的巡警、学堂、司法等项事业亦需支出可观费用。
以1911年为例，在3亿多两财政支出预算中，军费达到8500多万两（当年编练新军约26镇），占28.5％；交通、实业等近6300万两，占21.7％；地方自治三项支出为4000多万两，占13.5％，可见与新政直接相关的财政支出就占了总支出的近2/3。
除新政支出外，清政府还需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需要赔付高达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根据39年还清的安排共需支付9.82亿两，此外还有各省地方赔款近2000万两。
由于庚款无法利用举借外债偿付，而是以盐税、海关税、常关税作抵押自行筹款，加上此前甲午战败所欠的赔款外债仍未还清，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仍以1911年预算为例，清政府需支付5100多万两的赔款欠款，占总支出的17％。
财政支出飙升自然财政收入也要跟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清政府最后十年竟然是财政收入增加最快的十年！
1900年清政府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大致只有1亿两，到了1911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竟然飙升到3亿两！10年时间增加3倍！
怎么做到的呢？
清廷财政收入主要就是四大块——田赋（农业税）、盐税、关税、商税（厘金），这四块收入挖掘潜力十分有限，指望通过在传统财政收入挖掘出数倍的收入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于是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清廷将越来越多的新政事权强行下放到地方，让地方自行去筹款解决各项新政开支。
地方怎么办？
只能层层加码，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来满足越来越巨大的财政支出需要。在清末最后十年，地方上的苛捐杂税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了筹集新政经费地方除田赋加征、盐斤加价、厘金加课、土药统捐外，还开办了名目繁多的新捐，除加抽米捐、房捐、警捐、学捐、铺捐、土膏捐等常见捐种外，甚至还有菜籽捐、烟酒捐、花捐、鸡捐、沙捐、轿捐、靛捐等等，各行各业都不能幸免，基本上老百姓出门做任何事都要交纳特定的捐税。
就这样，在短短十年时间，清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倍，民众负担也增加了3倍。地方上各种抗捐暴动层出不穷，社会愈发动荡不安。
即使清政府对民众盘剥如此之重，财政赤字依然不断扩大。
清政府实施新政之后财政赤字年年扩大，1903年财政赤字为3000万两；到了1910年，累计的赤字已达8000万两；而1911年的预计赤字就达到4000万两，累计赤字更高达1.2亿两。
所以，在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政府对民众盘剥加剧，财政濒临崩溃，地方动荡不安，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因为皇族内阁事件而离心离德。
3 同盟会
下面我们来谈谈革命党——在清末革命党有很多流派，影响最大的还是孙文领导的同盟会。
1905年孙中山（前排左五）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来源：新浪网）
即使在清末这种人心思变的大环境中，以孙文为首的同盟会（包括革命党其他群体）也是一个社会的边缘性群体，当时中国社会主流精英阶层甚至包括大部分读书群体，都不大认同同盟会。
同盟会混得很差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革命纲领有重大问题。
孙文提出的革命纲领其实就是效法300年前朱元璋故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这个纲领本质就是搞大汉族主义，将所有少数民族都视为鞑虏，视为被驱逐的对象，孙文所谓的“恢复中华”就是恢复汉族传统居住区域的18行省，其余的东北、蒙古、西藏、新疆、宁夏、青海等统统被排斥在外。
真让同盟会按照这个纲领取得成功，中国领土大概要少一半，所以，稍微理智一点的精英阶层都不可能去支持如此极端主义的同盟会。
一个是同盟会组织涣散，人员成分太复杂。
当时同盟会上不能获得主流精英阶层支持，下不去发动农民群众，最后在国内发动革命主要依靠地方会党——也就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地方帮派。
按：孙文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甚至还直接成立了一个类似黑社会帮派的“中华革命党”，加入这个党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要填写誓约，其中有“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类似黑社会的语言，还要求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党员如果叛党，除本人处以极刑，介绍人要负连带责任。
依靠黑社会怎么可能造反成功？
当时同盟会不仅充斥着大量会党，还有各路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即使也有一批充满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但同盟会更像一个大杂烩，根本就发挥不出组织性力量。
在清末同盟会也曾经发动了几十次“起义”，但这些所谓的“起义”更像是一种儿戏。
当时同盟会的暴动模式无非是组织一群人去进攻清廷地方最高官员居所，在同盟会看来，好像只要能占领地方官员居所，干掉清廷地方最高官员，就能一呼百应，万众景从，就能取得一个地区的统治权。
这种儿戏一般的革命暴动对于清政府而言连挠痒痒都算不上，一般来说，清政府地方官员都不用出动军队，大多数官员出动卫队就能轻松镇压这些“起义”——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同盟会每次起义动员的人数实在太少，多则有几十人，人数最少的“起义”只有3人。
以黄花岗起义为例，我们来看看同盟会的成色。
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筹划最久，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武装暴动。
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来源：新浪网）
为了筹备此次起义，同盟会专门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负责前期准备工作，这个前期准备工作就做了3个月。
按照同盟会计划，本次发动的起义由广州新军为主力，另选革命党人500人为敢死队率先攻占广州。其中由500革命党组成的敢死队又分为4路，分别由黄兴、胡毅生、陈炯明、姚雨平率领攻占广州各个要点。
但是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120人敢死队暴动之后，不但新军没有动静，而且同属革命党的另外三路人马也没有起事，原因也很简单，另外三路领导人胡毅生、陈炯明在起义前一天已经跑路，姚雨平则藏在广州不知所踪。
国民党的传统——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就是这么来的。
于是同盟会精心准备了3个月的黄花岗起义变成黄兴领着120人孤军奋战，很快就被镇压，死难烈士有82人，大多都是同盟会真正充满理想与热血的青年。
这就是同盟会的成色，说实话在中国历史上的造反群体中，同盟会绝对属于倒数押尾的水平。按道理，这样的组织就是暴动100次也绝无成功的可能。
但是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偏偏就成了！
4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既出乎革命者的预料，更出乎被革命者的预料，它是一系列阴差阳错造成的诡异果实。
1911年10月，汉口的革命党打算搞一次暴动，此前同盟会组织了数十次暴动，结果没一次成功，这一次当然也不被同盟会领袖们看好——
几个月前同盟会领袖亲自组织并且精心准备了几个月的黄花岗起义迅速失败，让一票同盟会大佬们意志消沉。比如这次武昌暴动，汉口革命党通过秘密渠道给黄兴发了几次信息——请求黄兴来主持大计，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黄兴的回复。
同盟会领袖们对汉口革命党请求不闻不问，让汉口革命组织者有些心烦意乱。10月9日，汉口革命党孙武在制造炸弹时不但全程叼着烟卷，甚至还把未熄灭的烟头随手扔到炸弹上，导致炸弹爆炸。
然后革命党仓皇逃窜，革命机关被破获，革命党组织名单被缴获，一票革命组织者死的死逃的逃。所以，在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党面临的是奇差无比的局面——领导者没来，组织者被清廷连根拔起，正常情况下，这次武昌暴动基本可以宣告失败了。
但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0月10日晚上八点三十分，武昌新军里一个叫熊秉坤的革命党（时任新军的一个班长）觉得反正也是个死，带着一队士兵向军械库冲去，遇到守卫的士兵，熊秉坤开枪了，这就是彪炳史册的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谁也没想到这一枪竟然就终结了清廷数百年的统治！
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右一）
一群没有组织者的乌合之众的暴动，为什么能够在武昌诡异地取得成功？
因为他们遇到的是更不堪的猪一样的对手。
满清在武昌最高首领是湖广总督瑞澂，枪声一响，这个满清在湖广地区最高官员只下了一道命令——把督署的后院围墙打穿，然后就跑得无影无踪。
武昌清军首领，新军第八镇统治（师长）叫张彪，在听到枪响之后，也飞快地潜逃了。
也就是说，在武昌暴动枪响之后，武昌清廷军政最高官员都逃跑了，武昌清军群龙无首，顿时大乱，让一场没有组织者的暴动意外地取得成功。
更为意外的是，武昌起义让一个最害怕革命的人阴差阳错地成为武昌革命党的领袖。
黎元洪，时任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这哥们倒是比他的上司更勇敢，在革命爆发的那个夜晚，革命党士兵冲进他的协统司令部，黎元洪拿起短刀捅死了两个革命党士兵，然后跑到一个部下家里藏了起来。
但是很明显黎元洪没有躲得过去，天亮之后，躲在部下卧室床下的黎元洪就被革命党士兵搜捕出来，一路押解到革命军司令部。
但是黎元洪做梦也没想到，革命党把他抓捕起来不是枪毙，而是要他来担任武昌革命军都督！
为什么？
为什么革命党将革命军首领让给这个从床底下抓出来的黎元洪？
这不是武昌革命党软弱，而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
在一般民众的眼里，革命党不过是一群乱党，没有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出面，即使他们贴出安民告示也不过是废纸一张！偏偏革命党有名望的领袖一个没来，武昌的革命党组织者在新军中不过是班排长一类的低级军官。
所以，推举素有威望，身份地位仅次于张彪的原清军将领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做武昌革命军首领就是唯一的选择。
按：继武昌起义之后，湖南也爆发革命并且很轻易地取得成功，两个二十几岁的革命党首领自任都督与副都督，结果这两个年轻人完全无法控制湖南的局面，仅仅8天之后，这两个革命党正副都督被乱兵打死。
武昌起义之后迅速通电天下，南方各省群起响应——这就是皇族内阁催生的后果，各地为立宪准备的咨议局中的立宪派成为响应革命的主力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竟然有13个省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
这个时候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5 袁世凯出山
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一开始还是准备镇压革命的，但是南方各省纷纷独立，清政府丢掉了东南传统财赋之地，财政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
没钱是打不了仗的！
那么，怎样才能在军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让北洋新军南下去镇压革命呢？
那就得找一个在北洋新军中威望足够的人来领军。
于是，袁世凯出山就是一种必然。
袁世凯（来源：新浪网）
在我们的历史书中，袁世凯被描绘成一个首鼠两端窃国大盗的形象——他一边与南方革命党暗通款曲，叫停了北洋军对武昌的进攻，另一边又花样百出对清廷皇室逼宫，最后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成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但是真相却没那么简单！
当时满清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去镇压南方的革命运动！
因为没钱！
清廷财政收入主要就是四大块——田赋（农业税）、盐税、关税、商税（厘金），其中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是前三块。但是革命爆发之后，南方13省独立，田赋收入就少了一大半；接下来关税收入因为列强要“保持中立”也被扣下来，这样关税收入也没有了；至于盐税收入也主要集中在南方，比如清政府一年盐税收入大致是2000多万两，其中两淮盐场就要占1000万两，这个盐场被革命军占据之后，清政府盐税收入就要少一半。
这么林林总总盘点下来，因为南方各省爆发革命，对清政府最大的打击就是财政收入锐减。袁世凯不过调动了北洋3镇军队（3个师）南下武昌，为了支撑北洋军在武昌的军事进攻，清政府把国库刮干净了也不够用，后来是隆裕太后发动满清皇室捐款——隆裕自己就捐了30万两！
袁世凯担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清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为了弥补财政上巨大的亏空，袁世凯只能找列强也就是四国财团借外债。
当时列强虽然也很愿意支持袁世凯收拾残局，但是局势没明朗之前，列强也不愿意公然站在革命军对立面，所以四国财团借款协议一直到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才签下来。
在借款协议达成之前，四国财团以垫款的名义给袁世凯提供了5次资金，这些垫款是袁世凯能撑住北方局面不崩溃的重要因素。但是四国财团提供的前期垫款在清政府倒台前只到位了10万元，这点钱远远不足以支持袁世凯对南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所以，当时袁世凯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打是打不下去的，和谈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南北对峙，那就是国家分裂；另一种就是满足革命军政治诉求，让清帝退位，全国实行共和制。
所以，当时袁世凯的选择不能说没有私心，但是却是对国家民族最优的选择。
6 财政危机
北方的清廷财政压力空前巨大，南方的革命军的状况更是不堪。
南方各省独立之后，在同盟会倡议之下，各省代表齐聚南京很快就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就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传统的农民造反运动，只要夺取地方政权总能吃一波造反红利——也就是没收当地士绅官员的财产。但是辛亥革命表面上是同盟会主导，其实是地方立宪派推动。
地方立宪派本身就是士绅阶层组成，南方独立13省，同盟会成员拿到军政府都督职位的只有3个省，这3个省也就是勉强能掌握军队而已，地方政权实际被立宪派控制，所以，没收士绅与官僚阶层的财产是不用想了。
没有了造反红利，那么传统的赋税收入呢？
首先是田赋收入被各省截留，解送给临时政府的基本为0，理由也是现成的——民主共和，地方自治嘛。
关税收入也是为0，虽然临时政府一成立就急忙宣布“会充分尊重列强在华利益”——其实就是宣布将全面继承满清签订的所有卖国条约，但是列强却并不待见临时政府。不但以保证“辛丑赔款”为理由扣押了临时政府辖区内上海、广州等地海关关税收入，连关余（关税收入减去赔款后剩余部分）也以“局势未明”为理由拒绝拨付给临时政府。
盐税收入还是为0。说起来革命军占领了中国盐税收入最多的两淮盐场，但是因为盐税收入是辛丑赔款的担保，临时政府生怕动用两淮盐场收入惹动列强干涉，竟然不敢去提取两淮盐场收入。
啥是半殖民地待遇？
这就是！
不但列强把南京临时政府当做半殖民地政府，临时政府自己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按：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但果断没收官僚资本资产，还公开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卖国条约”——这个决定基本等于同时得罪美苏等两大巨头。
这份勇气与担当不但远超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届政府，而且真正展现了建设新中国的魄力。否则，不触动官僚士绅利益，不废除列强在华特殊利益，所谓改朝换代不过只是换一批权贵执政而已，对于老百姓而言根本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说起来临时政府占据了传统江南财源之地，但是赋税收入却低得可怜。
赋税收入很少，但是临时政府财政开支却巨大。
临时政府最大宗的开支是外债、陆海军军费和行政开支，由于临时政府承认此前清政府所借外债一律有效，因而背负着极重的债务压力。
不过，外债开支尚非迫在眉睫，最大的压力来自陆海军军费，这可属刚性支出。1912年3月,临时财政部编列该月支出共计约976万银元，其中陆军部893万余元，海军部19万余元，军费占了绝大多数。
实业家张謇曾被邀请出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部长，但自觉无力解决财政难题，因为按照张謇估算，新政府中央财政开支每年至少需1.2亿两，每月需1000万两，扣除可能所得，每年将短缺八千万两之款。所以，张謇坚决不肯就任财政部长职位。
张謇（来源：新浪网）
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临时政府曾经打算靠举债度日，但是举债也困难重重。临时政府在南方各省发行了1亿元公债，最后各地却只认购了700万元，这点钱还被各地军政府大量截留——其实即使不截留，全部交给中央政府，700万元一个月也撑不过去。
内债借不了，那么能否找列强借外债呢？
但是列强却根本不看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借债请求在列强那里碰了一鼻子灰，这个时候四国财团（后来增加为六国财团）却在与袁世凯秘密谈判善后大借款。
虽然孙文对列强开出极具诱惑力的条件——比如宣称可以把整个满洲租借给日本，换取1000万日元的紧急贷款，然而对中国领土野心极大的日本居然也没理睬孙文这个建议。
所以，虽然孙文、黄兴等临时政府首脑一直想推动北伐，直接推翻北方清廷统治，但是巨大的财政亏空让孙文的北伐计划基本就是一场空想——临时政府成立没几天，别说是北伐，连军队的军饷也发放不了了！
据英国驻上海领事3月19日的报告：“驻南京的大批未发军饷的部队，正使本地的中国人感到很大的不安。……就我所知，粤军是唯一发足军饷的部队。驻南京的其他部队，以及本地招募的士兵在内，都欠有二至四个月的饷银。”
以上是中央政府整编军队的军饷情况，归顺革命政府的各地军队均不断伸手向中央政府催要军饷。胡汉民也曾回忆：“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绮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指孙中山)即给二十万，余奉命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
临时政府财政危机如此巨大，其实都不用北洋军来打，只要南北对峙持续时间稍微长一点，临时政府自己也会崩溃掉。事实上后来临时政府解散的善后费用还是靠北京北洋政府从善后大借款中拨款863万元才得以解决。
按：简单说一说这个善后大借款，清末民初，列强给中国政府借款条件十分苛刻。贷款利息表面上只有5%—6%，但是贷款支付要打84折，也就是说名义上贷款1000万，实际只给840万，还本付息却要按照1000万计算，就这样苛刻的借款条件临时政府磕破头也没得到。
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之后，实际收到的善后大借款大约有1亿元（大致是1000万英镑），北洋政府以关税与盐税作为善后大借款的抵押，其中北洋政府花费约7000万，拨付给南京留守政府约860万，拨付给南方各省用于裁撤军队约为2000万。
截止到1939年，历届中国政府累计为善后大借款还本付息3亿8000万元，是实际收款金额的3.8倍。
南北对比，有列强提供财政支持的北方袁世凯方面相对南方临时政府自然就具有巨大的财政优势，孙文交出临时大总统职位，由袁世凯担任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确实是实至名归。
7 国家与民众的灾难
这里说一说辛亥革命过程中，我对同盟会这票革命党评价很低的原因。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辛亥革命过程中差点被这票革命党整得国家分裂。
前面说过，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搞大汉族主义，全面排斥少数民族。武昌起义之后，打出来的旗帜也是十八星旗，这是旗帜鲜明地宣称，革命党的目标就是恢复汉族传统居住区域。
十八星旗（来源：新浪网）
“十八星旗”仅仅代表十八个行省，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和西藏、新疆等广大范围的区域被排除在外。
武昌军政府发出《布告全国电》，转载刊布于全国各报，影响很大，其中动辄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痛斥满人则云“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杀”，号召革命则云“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因为南方独立省份中立宪派占据多数，同盟会的大汉族主义遭遇立宪派的坚决反对，最后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才提出“五族共和”，十八星旗也换成五色旗，代表着满蒙藏回汉五族和平共处。
五色旗（来源：新浪网）
但是孙文等同盟会领袖却并不认同五族共和理念，在临时政府遭遇财政危机时，孙文甚至提出过——愿意把整个满洲（也就是满族传统居住区域）都租借给日本，换取日本1000万元紧急贷款。
所以，真让孙文等人成为国家领袖，中国是有极大的国土分裂的危险的。
关键时刻，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是“投机革命的”立宪派，是垂死挣扎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清政府挽救了中国。
1912年2月3日清朝皇帝“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酌退位条件旨”中特别提出：“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划。”
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中明确提出：“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个诏书明确提出，清政府交给民国的不仅仅只是18行省，而且包括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
这份公告天下的退位诏书是民国替代清政府的法理依据，同时也是民国的历史责任。自此之后，五族共和才成为中华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之后，同盟会党人充分发挥了“干啥啥不行，拆台第一名”的特性，为中国地方分裂做出“卓越”贡献：
——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前，给袁世凯搞了一个“约法三章”，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定都南京以及遵守所谓的《临时约法》，这种表面上为了限制袁世凯权力，其实就是希望强化同盟会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力。
民国首都如果迁都南京，对边疆影响极大，包括东北、蒙古、大西北都极有可能分裂，所以，孙文这个约法三章我是很不认同的。
——苏州同盟会成员为了打倒江苏都督程得全，组织了一个洗程会，准备秘密发动暴动，夺取江苏政权，后来失败。
应该说同盟会这一系列做法为整个中国开了很恶劣的先例。从此地方官员胆子就越来越大，一言不合就与对手兵戎相见，中央权威丧失殆尽。
中国疆域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近代由于国力孱弱更是群狼环视。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国大概率会四分五裂。
后来袁世凯为啥会称帝？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袁世凯想加强中央权威，在民主体制下用尽了一切手段都无法解决，最后就寄希望于走君主立宪的路子，结果被骂成开帝制倒车，身败名裂被全民唾弃。
袁世凯一死，中国立刻就陷入军阀混战地方分裂的局面。
以上就是辛亥革命的历史。
虽然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帝制，但是革命却并没有触动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民众生活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因为地方分裂军阀混战陷入更大的痛苦中。
在1912年中国人口是5.5亿，1949年中国人口是5.4亿，整整37年中国人口没有任何增加；
清朝人均寿命是45岁，而民国这个数据下降为35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民国人均寿命是中国近2000年历史中最低的时期。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这场革命评价非常低。
辛亥革命以及后面的民国历史其实就是证明了一点，在中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不但国家没有任何前途，而且对老百姓更是一场灾难。
1.百年中国工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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