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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媒体2021年4月9日报道,伦敦大学学院(UCL)推算,截至2021年4月12日73.4%的英国人口将产生新冠病毒抗体,由此达到群体免疫的目的。

截至4月7日英国境内超过3180万人口接种了第一次疫苗,也就是说,60%以上的成年人口已经注射疫苗,这个比例是欧洲最高的。

截至4月8日,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437万,死亡病例总数接近12.7万,可以说,英国在依靠严格防控和广泛疫苗接种的情况下,换来了群体免疫的局面,付出了惨痛代价。

这让人想起张文宏医生2020年3月中旬发布的文章《大流行状态下的国际抗疫与中国应对——国际战疫动态与展望》,其中对英国最初的防疫政策提出质疑。

2020年3月1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概括为“群体免疫”,即“建立在大部分人在被病毒隐匿性感染后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从而在人群中获得普遍免疫的基础上”。

张文宏认为,在人性、伦理、公平隐患之外,“对个体而言是存在风险的,部分轻症患者会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骤然进展至危重状态,且危重患者救治极其困难。”

也就是说,“群体免疫”最大的风险是消极防疫,一旦疫情迅速蔓延,重症患者将急剧增多,造成严重的人员损失和社会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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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中,英国政府一直担心医疗资源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疫情,因此采取“拖延战术”,试图到2020年夏季再积极应对。

不过,英国疫情形势迅速恶化,放任的“群体免疫”措施并没有真正实施,2020年3月24日英国启动第一次封国。

其实,即使是全球第一波疫情期间唯一实施“群体免疫”的瑞典,后来面对死亡病例上升的严峻局面也没能继续这种“佛系防疫”。

而英国人口是瑞典的6倍,防疫形势更为复杂,如果放任自流,后果不堪设想。

在英国达到“群体免疫”的时点回顾防疫的得与失,有利于对日后防疫提供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