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感慨之余，更多的是再次深刻的感受到了为医者如刀剑起舞的酸楚。
来源：医脉通
作者：色苷酸医师
本文为作者授权医脉通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笔者最近看到一篇BMJ最新的文章，研究指出，新冠疫情期间，长期高压高风险的工作状态导致的失眠、倦怠，会进一步增加医护人员受感染的风险。
该研究的分析得出：
1.夜间睡眠时间每增加1小时，感染COVID-19的几率就会降低12%。
2.与那些没有睡眠问题的人相比，失眠、睡眠中断和日常倦怠的医护人员感染COVID-19的几率高88%。
3.与那些没有任何倦怠的医护人员相比，那些每天都会出现倦怠的医护人员感染COVID-19的可能性要高出2倍，而且感染者情况更加严重，需要更长的恢复期。
身为局中人，见此触目惊心的数据，不免心中感慨：谁不想多睡！
当然，感慨之余，更多的是再次深刻的感受到了为医者如刀剑起舞的酸楚。
一位医生，感染了新冠
3月18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市报告1例封闭隔离病区本土确诊病例。
确诊者是西安市第八医院封闭隔离病区的一名检验师。
她为何会被感染？
或许大家看了她的工作状态便明了了：
报道称，抗击疫情以来，她已经3次进入隔离病区工作，每次连续工作21天，本次为第4次进入隔离病区。
四进隔离病区，每次连续工作21天，正常人在正常工作环境下都难以坚持，更何况是在如此高危的环境下高压工作。
试问，她的身体是否承受得住？
笔者想，她可能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为了抗疫工作能够顺利推进，为了节省更多的人力时间，她选择了义无反顾。
这是为医者的胸襟与气节。
可是，有些时候，总会有人把他们的无私奉献当成了一种理所应当。
据华商报报道， 34岁的巢女士是郑州万安妇产医院的一名儿科医生，因长期被医院安排72小时无休值班，几个月下来，她频频出现流鼻血、心慌等症状。
鉴于自身健康原因，女医生要求调班被医院无情拒绝，无奈之下只能提出离职。可医生离职后，医院却拒绝为医生开具离职证明，并扣5个月工资，另外还扣押了医师资格证等证件。
连续工作72小时无休致身体抱恙，调班不成离职反被为难。这似乎是一个很过分很极端的例子，但是从该事件的评论区下可得知：很多医生反映这是他们的常态。
这是为医者的无奈与辛酸。
因此，以上两件事正反映出了中国医生的所处的困境：
在家国大难面前，他们不能退，因为肩担责任；
在没有人性的值班制度面前，他们不敢退，因为要活着。
所以，最终的重担都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在隐忍、他们在承受、他们在倒下……
当医生，是来救命的，而不是来“玩命”！
就4月而言，医疗界不幸的消息太多了：
4月4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教授夏磊凌晨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享年56岁，而第二天还安排着他的手术。
4月4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王倬榕医师突发脑意外不幸去世，年仅27岁，死后他的可用器官全部捐给了病人。
为什么现在猝死的医护人员这么多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研究成果：
近日，哈佛大学医学院睡眠医学科、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研究人员在 Aging期刊发表了一项题为：Examining sleep deficiency and disturbance and their risk for incident dementia 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older adults across 5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的研究论文。
这项前瞻性研究表明，睡眠障碍和睡眠不足，与痴呆症和全因死亡风险增加有关，那些每天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者，患痴呆症和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一倍以上。
然而，可怕的是，这对于医务人员而言是常态。
就以笔者来说，每五天要值一次24小时班，而跟班医生3天值一次24小时班。除了日常的管理患者、手术以外，还要负责全院的普通会诊，门诊急诊以及急诊手术。在最忙碌的一个晚上，管理着病房120个患者以外（防范患者术后出血、窒息以及难以预料的其他紧急情况等），四层楼的护士不停电话呼叫，顺着楼梯上下检查病人情况并处理。此外，夜间急诊还来了5、6位患者，包括卡鱼刺、鼻出血、急性中耳炎、外伤的缝合、食道异物和气管异物。另外还要去急诊科和外科紧急会诊……
拼死拼活中，终于等到了第二天太阳升起，终于等到接班医生接棒，如果可以的话此时笔者只想睡他个三天三夜，然而扎心的是白天还有八台手术在等着……
其实，作为一枚中国医生，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每周工作至少6天是大家的常态。对大学医院来说，医生在工作之余还要看文献、写论文、报课题、指导学生等等大量的事务要处理。
在这样高压的状态下，频繁发生猝死和过劳现象也在所难免了。
曾经有过一个笑话，患者在手术室问麻醉医生，我死在台上的风险大吗？麻醉医生说，从统计的角度来看，麻醉医生猝死的概率远远高于患者死在手术台的概率，因此患者完全可以放心地手术，因为医生保证患者生命的机会比保证麻醉医生活着的机会还高！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以全国麻醉医生数7-8万计算，过去两年每年7-8人的猝死率计算，麻醉医生的年猝死率为万分之一。而国内三甲医院的手术患者死亡率仅有二十万分之一。
除了猝死以外，医生护士的高强度工作也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水平和专注程度。
图源：摄图网
过劳是一个社会性话题
事实上，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过劳的现象，这也是大家对医护人员的生存状态感同身受的原因之一。
程序员们的“996”“福报”全民皆知，大家普遍对资本的剥削感到反感，然而又无可奈何。外卖小哥们为了多送单而“内卷”，大家对外卖员的同情与日俱增。这说明过劳的现状大家普遍感到不满，但又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就在上周，笔者收到一个扁桃体周围脓肿的患者，这位患者是建筑设计师。在发病前一周，已经坐了4天的飞机奔波在祖国的大地上。
发病当天凌晨3点在寒冷的机场等了一晚上，随后开始剧烈的咽痛，无法进食。然而他还坚持工作了4天，直到彻底无法支撑急诊来我院。
住在医院后急诊做了切开排脓手术，稍微好了一点点以后他就开始频繁打电话，在电脑上开始工作。我劝这位36岁的父亲要休息一下了，不然身体熬不住。他说：“我也知道我该休息了，但是房贷、车贷、父母、小孩、妻子，没有了收入，家庭怎么办呢？”
我看着和我同岁的他，不由得想起自己。我们总劝病人注意休息，然而我们自己的状态并不见得比他们更好，只不过暂时可能没有躺到那张病床上而已。
或许这就是同为成年人的不易。
因此面对毫无人性的排班、面对敲骨吸髓的压榨，我们也只能忍受、承担、直到这一座座大山，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成年人的世界，就像溺水一样，随便一个浪潮打过来，就可以淹死你，你再小心翼翼，也抵不过生活中的风浪呼啸而至。
于医者，更是如此！顾不了自己，也陪伴不了家人，或许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难题。
责编 亦一 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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