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疆场多年的贺龙，一生从未向任何人低头，即便是在晚年蒙冤时，也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气节。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贺龙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最早“缠”上贺龙的疾病，是常见的糖尿病。根据医生的诊断，贺龙的糖尿病原本并不严重，但需要药物维持和注意饮食调节。
当然，一向豁达豪放的贺龙，倒也没拿糖尿病当成什么大敌。毕竟，在贺龙眼中，没什么是不可战胜的。
不过，由于遭受林、江等人诬陷，贺龙在医疗和生活上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重，加上精神上的折磨，贺龙的病情迅速恶化。
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七次摔倒。对于一位患有糖尿病的老人而言，只是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到5月下旬时，贺龙的身体虽然表面上尚可，但实际上已经非常虚弱了。
病重的贺龙，此时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但他所能做的，往往只能是回忆家乡和在前线战斗的岁月。
5月24日深夜，贺龙再一次摔倒了。
这次“迎接”他醒来的，是一位年轻战士的歌声。在窗外站岗的哨兵，唱起了一首《洪湖水浪打浪》。
屋内的贺龙和夫人薛明，听到关于家乡的歌声后心潮起伏。贺龙耐不住心中的激动，便爽朗地问哨兵：“同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
哨兵不敢大声说话，用非常小的声音回应了贺龙：“湖北……阳……”
中间的几个字，贺龙和夫人没能听全，但贺龙不禁发出了感慨：
“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管……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不会饶恕。”
6月8日，贺龙开始出现了糖尿病酸中毒的症状。从早晨开始，连续三次呕吐，而且呼吸越来越急促，身体也变得瘫软无力。
薛明见贺龙病情加重，赶紧设法联系大夫。可是，大夫的止吐针并未起到效果，贺龙的病症越来越严重。及至第二天获准住院，贺龙的病情再次延误。
1969年6月9日13时30分，曾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贺龙，在入院6个小时零9分钟后含恨逝世。
由于贺龙逝世时，身上还背负着“问题”。所以，贺龙的夫人携子女贺捷生、何鹏飞、贺晓明抵达医院时，只是在贺龙的遗体旁进行了短暂的默哀。至于遗体的火化及骨灰的安放等事宜，全部都对家属保密。
此时薛明和孩子们并不知道，如果不是当时周恩来的努力，家属很可能都不能见到贺龙最后一面。
关于这一点，还是1978年邓颖超告知薛明的：“贺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零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周恩来与贺龙结识于1927年。
当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南京和武汉两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革命形势陷入低潮。
危机时刻，时任二十军军长的贺龙毅然拥护和支持共产党。他对党代表周逸群表态：
“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
这一年7月，贺龙第一次见到了他仰慕的周恩来。
两人见面后，贺龙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
“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周恩来感慨到：
“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向贺龙讲述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使得贺龙豁然开朗。而贺龙也当即表示：
“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
1928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发动了南昌起义。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周恩来与贺龙已由最初的相互钦佩，发展成了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
对于贺龙的遭遇，周恩来一直都十分难过。当贺龙受到冲击的时候，周恩来一直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的这位老战友、革命的老功臣。
1967年1月，周恩来将贺龙一家接到了自己家中。尽管周恩来平日要处理繁重的事务，十分疲惫，但每次与贺龙在一起吃饭闲谈时总是会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段时间，也是贺龙晚年最开心的时刻。有一次，贺龙当着家属们的面，对周恩来感慨地说：“总理，你真是教育了我们两代人！”
随着形势更加严峻，周恩来考虑到贺龙的安全，又派人将贺龙、薛明夫妇秘密送往玉泉山。
1967年国庆节前后，贺龙在玉泉山生病，周恩来克服阻力，设法将贺龙安排在二六七医院治疗。
贺龙出院后，周恩来还特意让杨德中去关注贺龙的取暖问题，并叮嘱贺龙“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
不过，后来周恩来与贺龙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
当初，周恩来与贺龙分离时，曾给贺龙留下了电话，说如果遇到困难，就设法联系。可是，当贺龙夫妇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后，根本找不到接触电话的机会。
在危难的时候，贺龙曾让薛明去悄悄使用哨兵的电话，但薛明发现，那是一部手摇电话，需要总机同意才能转接。
就这样，贺龙在最艰难的时候，一直盼着能与周恩来取得联系，而周恩来又何尝不想保住贺龙呢？
可惜，贺龙并没有坚持到自己平反的那一天。
贺龙逝世后，周恩来非常心痛。
当“关于贺龙死亡原因的报告”递交到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的内心如同在滴血。他强忍着悲痛，用红铅笔仔细修正报告上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但没有对文件做任何批示就将其退回“专案组”。
不对文件做批示即退回，在周恩来担任总理的期间，是相当罕见的。
贺龙逝世后，周恩来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薛明。直到1971年10月，才确认薛明已被转移至偏远的贵州某地。前去接薛明的同志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了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
毛泽东听到贺龙逝世的噩耗时，正在读书，他手中的那卷线装书随之哗然落地，整个人也怅然若失。
此后，毛泽东在1973年12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说：“我看贺龙搞错了。”讲到激动时，毛泽东又气愤又激动，连声说要为贺龙翻案。
对于贺龙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很关注。1974年9月，毛泽东再次催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和努力下，为贺龙恢复名誉的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1974年9月29日，随着《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的发出，大家心中更有了盼头。
周恩来当时身体状况不好，但还是安排邓颖超的秘书给薛明打电话，询问贺龙骨灰的下落，以便为后续工作提前做准备。不过，薛明和家人对贺龙骨灰的去向并不清楚。
原来，贺龙的遗体火化时，是以“王玉”的化名进行的，连家属都不知道去向。经过查找，贺龙的骨灰存放于八宝山西面的老山骨灰堂。
在取骨灰时，工作人员也不清楚“王玉”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他们还在感慨和疑惑：
“这7块钱一个的骨灰盒能是大人物用的吗？连一般的群众，家庭稍微过得去的也会买个好点的骨灰盒，这对死者，对活人都是一种慰藉……”
不过，在老山骨灰堂等待了六年的贺龙骨灰，终于迎来了昭雪的一天，已经是莫大的慰藉。
骨灰取出来后，先被暂时安放在了设于礼堂一室的灵堂，同时也摆放好了遗像、花圈和鲜花。在骨灰两侧，由仪仗兵持枪守灵。守灵的战士每一小时换一次岗，不分昼夜，以最高礼仪陪伴贺老总。
1975年6月9日，对于周恩来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天。因为，在经过无数次争取后，“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这场葬礼，距贺龙逝世已经整整六年了。
此时，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
1972年时，周恩来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经过全面治疗，虽然病情趋于稳定，但因事务繁忙，始终没有得到较好的休息和调养；1974年年初，周恩来癌症复发，恶性肿瘤迅速发展，但依然坚持从事异常繁重的工作，尽管不断处于治疗中，8月还是又被确诊为癌症转移。
1975年带病做报告的周恩来
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前夕，邓颖超特意与薛明通话，告诉薛明说：“恩来同志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情绪。”
当时，周恩来已经经过了四次大手术，身体非常虚弱，复杂的心情又使得他彻夜难眠。周围人都看得出，周恩来状况相当差。但重病的周恩来不顾医生的劝阻，一定要亲自出席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一天，令在场的所有人泪奔。
周恩来已经被病痛折磨地无比消瘦，入场签到时，他的右手抖得十分严重，曾写过无数遍的名字，此时写起来已无比艰难，字迹如同无数珠子串起来的一般。签完后，周恩来感慨道：
“我不行了。我本想替邓小平签，不行，签不动了……”
周恩来进入休息室后，激动地搂住薛明，声音颤抖地说：
“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古稀之年的周恩来，老泪纵横。薛明担心周恩来的身体，强行压抑内心的悲痛，在说了一句“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便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这时，贺龙的女儿贺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
周恩来抬起头来，缓缓地说道：“晓明啊，我的日子也不长了……”
贺晓明哇地一声哭了，整个休息室顿时哭成一片，众人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中。
当大家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后，周恩来表示，自己要代替叶剑英为贺龙致悼词。拿到悼词后，周恩来一边仔细地阅读，一边拿笔作了几处修改。
在致悼词时，周恩来捧着那张薄薄的纸片，却如同举了重物一般。虚弱、激动的周恩来，不断发抖。
按照规定，众人向贺龙骨灰行三鞠躬礼，但周恩来却含着眼泪向贺龙连鞠了七个躬。在追悼会上，周恩来由衷地再次肯定“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贺龙逝世六年后，终于等到了公正的裁判。在这个被称为“骨灰安放仪式”的葬礼上，还能由周恩来这样的战友、知己前来送行，贺龙元帅终于可以安息了。
多年以后，人们在整理周恩来的遗物时，发现了周恩来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致词原稿。这份稿件的标题，原本打印的是“程序”二字。
不过，周恩来特意亲笔将其改为“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会的悼词”。周恩来在众多文牍中，将这份悼词悉心保存下来，足见他对贺龙的深厚感情。
1976年1月8日，在参加完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七个月后，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八岁，举国悲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