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准备搭乘专机“空军一号”前往亚特兰大，不料在飞机舷梯上接连摔倒三次。
拜登摔倒的视频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并引发人们对美国总统健康状况的讨论。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拜登登机时不慎连摔三次”也一度冲上热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对此事发表了评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发表演讲时说：“我看了拜登今天爬舷梯，我说，我没有输给他。我们没有输给他，接近7500万选民投给了我，可能比这还要多……”
可以看出，特朗普对败选一事耿耿于怀，在嘲笑拜登时仍然不忘借题发挥，质疑大选存在舞弊行为。
尽管特朗普已经不再担任美国总统职位，但是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仍在持续。特朗普在任期间，美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特朗普政府应对不力，致使民众生命健康遭受严重威胁；白人至上主义抬头，种族歧视进一步加剧，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这些问题并没有随着特朗普的离开而自动消失，反而成为随时可能引爆美国社会的定时炸弹。要知道，拜登本次乘机前往亚特兰大，就是要慰问因枪击案而受伤的亚裔族群，而像亚特兰大枪击案这种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犯罪，正是在特朗普的纵容下日益猖獗。
事实上，自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人们对美国未来走向的怀疑与担忧从未停止。有人把现在的美国比作二战前的魏玛德国，稍有不慎就可能使本国民众，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灭顶之灾。
国外某网站展示了一张照片：一艘燃烧着的船正在下沉，上方标有“魏玛美国”（Weimar America）的字样，旁边还配了一句文案——“我们就差恶性通货膨胀”，有了它，美国就会像魏玛共和国一样倾覆。
将美国与魏玛德国进行比较的做法，一方面显示了部分人对美国未来发展的悲观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魏玛德国极其负面的印象。在人们看来，如果没有魏玛德国时期的冲突与混乱，就不会有后来纳粹德国的邪恶与残暴。
不可否认的是，魏玛时期的局限助长了纳粹运动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应简单地把魏玛视作纳粹的序幕。我们既要看到魏玛时期复杂的社会形势，也不能忽视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亟需重新审视魏玛共和国十四年的历史，拨开岁月的重重迷雾，还原被忽视抑或被扭曲的真相。
1
战争与革命：魏玛共和国的诞生
说到魏玛德国，就不能不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及其引发的大规模革命，是魏玛共和国诞生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使魏玛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冲突和混乱之中，这为共和国的倾覆埋下了伏笔。可以说，魏玛共和国“成也一战，败也一战”。
1918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战争形势对德国极其不利。3月21日，德军在西线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可以说是最后的挣扎，德国为此投入了自己全部的力量。进攻持续了整整两周，然而德军一直无力彻底突破协约国的防线，连日的食不果腹让营养不良的德国士兵再也没有能力向前一步。
实际上，以德国此时的人力和物力，别说发起进攻，就连固守阵地都是十分困难的。8月，协约国开始反攻，打得德军抱头鼠窜。9月底，陆军元帅兴登堡和上将鲁登道夫这两位最高军事指挥部的长官，前去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坦陈德国必须谋求停战。
其实早在发起进攻的3月，鲁登道夫就已经意识到德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捉襟见肘，但他选择向威廉二世和文官集团隐瞒真相，并继续许以德国民众诱人的承诺。鲁登道夫有自己的打算：他企图把战争失败的责任强加给以议会政党为基础的文官政府，这样军官集团和德国军队就可以逃避责任，其形象也能免于蒙羞。
据说威廉二世听了两人的奏报十分震惊，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则要求德皇主动联系美国政府，争取结束战争。
选择美国作为和谈对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法国、俄国、比利时等国在一战中深受德国侵扰，不可能轻易放过德国，而美国1917年4月才投入战争，受战争影响较小；另一方面，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承诺要实现公平持久的和平，确保国家之间实现自由发展。
因此，对德国军官集团来说，要想达到尽可能少付出战败代价的目的，最好的谈判对象就是美国。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很清楚，要想让美国人认真坐下和自己谈判，就得拿出诚意，而美国人最想看到的就是德国国内出现改革的迹象。
于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两个对德国实行了两年军事独裁的将军，孤注一掷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当年10月底，德国摇身一变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德皇下令开明亲王马克斯·冯·巴登担任首相。殊不知，此时革命才刚刚开始。
10月的最后几天，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和德国正在谈判，但基尔港的水兵还是受命出海和英国做最后一战。基尔港的德军军官和水兵们为此发生严重分歧：在军官眼中，德军士兵与其屈辱求和，不如战死大海，而水兵们不吃这一套，他们已经看到了和平的希望，哪里还有人愿意给帝国陪葬呢？
于是，10月29日，基尔水兵哗变，引发了一场最终推翻德意志帝国的革命。叛乱很快从舰上的水兵蔓延到城里的驻军，接着又遍及全城的工人。随后，革命通过铁路从基尔向德国各大城市传播，人们呼吁结束战争，罢黜德皇，建立新的民主政府。此时，可怜的首相马克斯亲王根本无力掌控政局。
11月9日，参与罢工的工人和士兵涌入城市中心，柏林聚集了数以万计的民众。为了维持国家秩序，马克斯亲王将首相让给了社会民主党首脑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同日，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意志共和国宣告成立。
魏玛共和国像是一个胎位不正的孩子，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出生了。然而，等待这个新生儿的并不是母乳和温床，而是一场噩梦。
2
冲突与混乱：魏玛共和国的困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1300万德国男性在军队中服役，这个数字占1914年德国人口的19.7%，到1918年11月停战，还有800万德国士兵枕戈待旦。整个一战中，德国男性阵亡者约200万人，负伤者约420万人，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德国男人死于战争暴力。
一战后的十年，德国大街上到处都是靠面具遮住炸毁脸庞的人、四肢不全的人、借助轮椅代步的人。归来的士兵无家可归，他们四处游荡，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议，旁观政治集会和游行示威，旁听政治演讲。政治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归国的士兵构成了德国迷失的一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从比利时撤回德国的残兵败将
除了男性以外，女性的生活也不好过。由于男性劳动力的大幅减少，妇人们在工厂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薪资却少得可怜。除此之外，她们还要承担操持家务、养育孩子的重任。
可以说，战争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也摧毁了德国民众对权威的尊重和信任。然而，与国内民众的负面评价相比，战争更严重的影响来自国际社会，准确地说，来自战后双方签署的《凡尔赛和约》。
总的来说，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中损失惨重。根据规定，德国损失了13.5%的领土，12.5%的人口，所有的海外殖民地，16%的煤产地和半数的钢铁工业。德国人试图讨价还价，尤其是第231条，即德国应对战争负全部责任，这是德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然而，协约国并没有给德国还价的机会，马上发出最后通牒——“限五日内签字”。一旦德国拒绝签字，协约国就会大举入侵。德国没有任何选择，只能默许签字。
《凡尔赛和约》留下了大量的难题：德国需要偿还的赔款数额没有完全确定；领土归属争论不休；德国政坛给和约打上“抢劫”的标签；协约国内部持续纷争……这些“凡尔赛后遗症”如同苍穹之上厚重的阴翳，萦绕着魏玛共和国，整整十四年都没有散去。
从经济层面来说，《凡尔赛和约》提出的战争赔款要求使魏玛德国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严重限制了德国经济的复苏。魏玛的经济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深受战争赔款的影响：
第一阶段，1918年-1923年，通货膨胀期，适度通胀本来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但战争赔款和通货膨胀纠缠在一起，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巨大灾难；
第二阶段，1924年-1929年，经济改革期，这一阶段德国发行大量外国债券筹集战争赔款，外国资本的注入让经济发展看到希望；
第三阶段，1929年-1933年，大萧条时期，从美国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在这场危机中，德国经济彻底崩溃，最终纳粹成功夺权。
极度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动荡的经济形势中，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化。人们发现，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产可能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这种不安全感加剧了人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同时也对共和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魏玛时代的经济类似，共和国十四年的政治史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918年-1923年是左翼和中间派掌权，社会民主党、德国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这三个政党携手合作形成了“魏玛联盟”。这一时期确立了《魏玛宪法》，这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
魏玛时代的第一阶段，各党派对刚诞生的共和国死死咬住不放。德国共产党分别在1919年、1921年、1923年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德国国家人民党在任何能够发言的公众场合对魏玛政府和魏玛的支持者口诛笔伐；一连串的政治暗杀在大街小巷频繁发生。
面对混乱的政局，纳粹党也没有闲着。1923年，纳粹党员已经发展到三万余人，成为德国引人瞩目的政治力量。同年发生的“啤酒馆暴动”反映了希特勒夺取政权的野心。尽管啤酒馆暴动最终失败了，但希特勒却成了纳粹党内的英雄。
纷乱中，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艾伯特焦头烂额。他深受左右两翼的攻击：左派以艾伯特曾镇压工人起义而指责其为“革命的叛徒”；右派以他在革命时期曾强令德皇退位并与协约国签署和约为由指责其为“民族的叛徒”。艾伯特落了一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于1925年病逝柏林。
艾伯特的去世推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进入第二阶段（1924年-1929年）。他的继任者兴登堡元帅是德国军官势力的代表人物。整个政坛开始集体向右转，魏玛政治却愈加分裂。
到1928年，有6个大党和8个小党在国民议会赢得了席位，共有41个政党参与了大选的角逐。除了骂魏玛政府以外，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让这些政党统一意见。在以军官集团、退伍军人、一战老兵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中，不管是大党小党，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在讨论如何对魏玛共和国取而代之，组建一个专制团体。
魏玛政治第二个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清醒的人已经认识到，要想让右翼接受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彻底击垮右翼，才有可能保住魏玛共和国。然而此时已经是1929年了，大萧条时代即将到来，一切都来不及了。
1930年兴登堡总统任命海因里希·布吕宁担任总理。此时，国民议会四分五裂，财政、政治等问题根本无法讨论，民主制度成了无法运转的空壳子。于是，兴登堡启动了《魏玛宪法》第48条，允许总理依法令治国。从此到1933年纳粹上台为止，德国处于总统兴登堡的独裁统治之下。这就是魏玛政治的第三阶段。
这是一种奇怪的独裁统治，独裁的出现是因为民主政治难以维持，而不是政权直接被颠覆。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总统独裁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成了煞费苦心的精心谋划。兴登堡本身就是右翼老兵组织钢盔团的荣誉成员，他的这些做法是可以预料的。
魏玛政治与历史有着深刻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主要政党都是帝制时代权倾一时的政党的延续，军队和官僚机构的高层都是出身名门和有权有势的人，在共和国时期几乎未被改造，继续掌握权力和控制民众。其实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领导人原本有机会扭转局势，将战争责任推给德皇及其将军，并趁机在政府部门、中央部委、武装部队、官僚体系、商人阶层中清除那些敌视民主之流。但是，共和国的首任领导者艾伯特过于惧怕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担心德国会复制俄国革命。于是，他与旧的精英阶层达成妥协，让德国那些保守、反民主、反犹的精英逃过一劫，最终铸成大错。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是共和国最大的障碍，在每个紧要关头都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并给了民主之敌取之不尽的攻击武器。整个社会无法就如何前进达成共识，任何微小的分歧都会引发关乎生存的政治斗争，这成为魏玛德国挥之不去的恐惧。
3
创新与活力：魏玛共和国的成就
然而，尽管深陷冲突和灾难之中，魏玛德国依然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视。
在战争和革命中，旧的帝国秩序被摧毁，由此解放了人们的政治和社会想象。德国人一度创造了高度自由的政治体制，建立了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尽管接二连三的政治经济危机使人们的生活充满不安全与不稳定的因素，但是积极的改变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悄然发生：
至少在共和国最初几年，在工人们的努力争取下，更为人性化的8小时工作制逐渐确立；失业保险似乎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能够在商业周期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时，保护工人的利益；新的公共住房为那些较为富裕的工人和白领职员提供了机会，帮助他们搬出老旧的公寓，搬入干净的现代公寓，里面有室内管道、煤气灶具，并提供电力；女性赢得了选举权，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为德国政坛增添了新的维度。
魏玛时期自由宽松的社会氛围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德国传媒业处于自由而活跃的环境之中，为了开创繁荣和谐的未来社会，人们无所不谈。以性解放运动为例，性爱不再是人们谈之色变的话题，性学专家和受民众欢迎的社会活动家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充分享受满意的性生活，在他们的影响下，民众的身体意识和性意识也空前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魏玛德国产生了整整一代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凭借过人的创造力和对现代社会的深入思考，谱写乐曲，写作小说和哲学文章，拍摄照片，制作摄影蒙太奇，上演剧目，设计建筑，为德国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些知识分子大多一战前就开始了创作活动，但促使他们跻身于20世纪最伟大创造者行列的，正是全面战争的灾难，并辅以革命以及魏玛的民主。所有这些人，无论是声名卓著的名流，还是不温不火的人物，都在各自的作品中苦苦思索现代性的意义，思索现代性改善人们生活的可能性，同时思索现代性的阴暗面相。尽管如今存在通行的理解，但魏玛文化绝不只有一面，绝不只是恐惧、灾难和身体的创伤。魏玛文化也意味着创造一个更好的，有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未来。
时至今日，当我们细心品读托马斯·曼的文字时，当我们屏息观赏门德尔松设计的爱因斯坦塔时，当我们跟随海德格尔的脚步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时，当我们为布莱希特创作的经典戏剧而热烈盈眶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魏玛精神的光辉。
4
比较与反思：
美国会重蹈魏玛德国的覆辙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复杂多变、充满张力的魏玛德国，它于战争与革命中意外诞生，在冲突与混乱中痛苦挣扎，同时也在创新与活力中大放异彩。那么，目前的美国与当年的魏玛德国存在哪些相似之处？美国是否会重蹈魏玛德国的覆辙？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美国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国家。一方面，美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拥有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美国的文化产业高度发达，其流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来自美国的世界文化名人层出不穷。就创新活力与文化影响力而言，美国和当年的魏玛德国一样生机勃勃。
然而，美国与魏玛德国在政治领域的相似之处令人担忧。在上文中，我们已经了解到，魏玛德国的各派政治势力几乎在任何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社会分裂极其严重；而在今天的美国，政治极化已经成为威胁美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演变为暴力冲突。2021年初，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试图改变总统大选结果，就是党派政治斗争激化的典型表现。
特朗普支持者举行示威游行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相似点就是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在魏玛时期，以右翼势力为代表的精英集团将德国战败的原因归咎于犹太人“背后捅刀”，以此煽动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而在如今的美国，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一方面，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在全美范围内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响彻美国的口号；另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以亚裔为攻击目标的仇恨犯罪数量激增，于是亚裔美国人也开始走上街头为自己发声。
大家还记得小北在上文中提到的漫画吗？漫画中的文字“我们就差恶性通货膨胀”为人们敲响了警钟。2021年2月，美国著名投资人、电影《大空头》原型布里通过社交媒体发出了类似的警告：美国政府目前实行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导致与魏玛德国类似的恶性通货膨胀，美国社会正在向总崩溃的方向自我建构。我们暂时无法知道布里的预测是否准确，但是，结合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1.9万亿美元纾困计划，以及美国自疫情以来大量印刷钞票以转嫁危机的做法，他的观点值得引起人们的警惕。
由此可见，如今的美国与当年的魏玛德国之间确实存在不少令人担忧的相似之处。那么，美国的命运将往何处去？美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魏玛德国？这取决于美国如何解决自身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从疫情防控到经济复苏，从政治极化到种族矛盾，每一个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魏玛德国的历史非常短暂，却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启示。魏玛德国辉煌的创造力，以及政治和文化上的解放性尝试，至今依然能启迪思想，使人相信更好、更人道、更有趣的生活是可能实现的。
与此同时，魏玛也在提醒我们：民主是脆弱的，社会是不稳定的结构，二者都可能在狂乱中失控；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就政治、社会秩序和文化等根本议题达成共识，危险就会酝酿发展；对民主的威胁并不总是来自境外之敌，他们或许来自内部，来自那些拥抱民主语言、使用民主机构所赋予的自由，却企图颠覆民主实质的人。
身处波诡云谲的当今世界，不管是与魏玛德国存在相似之处的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应该从魏玛德国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或及时纠偏，或未雨绸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的答卷。
关于魏玛德国，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健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教授，来为大家解读它的兴衰与历史教训，感兴趣的朋友戳今天的二条提前锁定直播呀。
-End-
编辑：昱璋 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
《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