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主峰位于我国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境内，以变幻万千的云海、珍稀多样的植物而著称。三十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硝烟弥漫的战场，成千上万的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铸就了“艰苦奋战，无私奉献”的老山精神……
在老山的主峰上，如今建成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天都会很多人参观瞻仰，他们中有的是学生，有的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是烈士的家人……
而峰顶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巍然屹立的英雄雕像，他身披戎装，手握钢枪，目光坚毅。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一级战斗英雄——张大权烈士。
他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连长梁三喜的人物原型，在最后一次战斗中三次负伤三次冲锋，为何又被称为“盘肠英雄”？
他身为副连长，牺牲后却留下一张700元的欠账单，其中有何隐情？
那张举世闻名、感动无数国人的“无名烈士老山插旗照”，当中的主人公究竟是不是他？
家与国之间的艰难抉择
1957年5月，张大权出生于贵州省金沙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上完小学就被迫辍学了。
1976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他，瞒着家人偷偷报名参了军。
父亲得知后大发雷霆，痛骂他不孝顺、不顾家，让他去把报名申请退回来。
当时，张大权的儿子刚出生还未满月，父母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还有弟弟妹妹正在上学，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这一走，本就困难的家庭生计怎么维持？难怪父亲会如此生气。
作为妻子，范华敏当然更清楚这一点，但她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男人的后腿拖不得。
为此，她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向公公求情：“阿爹，你就让大权去吧，我相信他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就这样，在一个寒冬腊月的早晨，张大权挥别了挚爱的亲人，搭上了去往祖国南疆的绿皮火车。
来到部队后，他遵守纪律，勤奋刻苦，日复一日地从事着高强度的军事训练：
为了提高射击技术，张大权在枪上悬挂砖头，在灼人的烈日下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为了练习投弹，他每天比别人早起一小时，睡觉前不做完五百个俯卧撑不休息；为了练习跨越障碍，他把那水泥板制的矮墙跨了一次又一次，膝盖皮被刮掉一大块，血淋淋的肉都现了出来……
凭着异乎常人的努力和恒心，这位文化底子薄的农村青年，在部队逐渐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上级的赏识。
几年时间里，他从昆明军区某部的一名普通战士，相继提升为班长、排长、副连长，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服役期间，为了供家中弟妹们上学，他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为了攒钱给父亲治病，他先是抽档次最低的“红缨”烟，后来干脆戒掉不抽。
一次探家前，为了给儿子带一件生日礼物，他转遍了大街小巷，左思右想，才咬牙买了一个价值1.7元的小礼物。
由于一心扑在训练和工作上，张大权从入伍到牺牲的八年时间里，只有过两次回家探亲的经历。
一次是送退伍战友时顺道回家看望，由于时间匆忙，没能在家过多停留。
另一次则待的时间长了一些，但也不过数十天。在家的日子里，家里的茅草房被张大权打扫得一尘不染。他每天上山砍柴，下地割牛草，忙忙碌碌总也停不下来。
妻子劝他，好不容易回一次家，还是多歇着吧。张大权却说，多砍些柴，你们好用到我下次回来。
临别前，他望着年久失修、四处漏风的茅草屋，对妻子说，下次回来一定要把家里的房子翻盖一新。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从1981年开始，他连续3年没有回家，硬是从日常生活中省下了580多元。
1983年底，就在张大权准备带着这些钱回家翻盖房子的时候，他所在的118团接到了作战命令，他二话不说，打消了休探亲假的念头，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战前训练中。
不久后，他就跟随连队一起，奔赴炮火连天的老山前线……
死也要死在主峰上！
1984年4月28日，老山收复战正式打响，而海拔1484米的老山主峰，之前一直被越军非法侵占。
拿下主峰阵地，就意味着占据了战略制高点，对能否取得老山战役的全线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越军也深知这一点，他们在主峰阵地上布下了重兵防守，除了火炮、机枪组成的密集火力网外，还利用丛深林密的地形，设置了多个隐蔽掩体，这无疑给我军的进攻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为了啃下这一块“硬骨头”，在军委的战前部署中，主攻部队分成左右两翼，分散敌军防守兵力，以夺下主峰阵地。
张大权所在的118团5连，是负责右翼攻击的主攻连，其中1排、2排组成突击队，张大权担任队长，他们的任务是对主峰阵地发起先遣攻击。
战斗打响后，张大权身先士卒，带领突击队员奋勇冲杀，很快接连夺取了21、22号高地，尖刀班已突进至主峰脚下。
随后，突击队利用交叉掩护攻击的战术，逐步向主峰阵地逼近，在这种凌厉的攻势下，越军开始收缩防线。
然而，正当突击队占领主峰南侧山头阵地时，刚进入中间凹地的先头排，遭遇了北侧山头越军明暗火力的疯狂射击，有7名战士当场牺牲。
随后，其余的越军又从隐蔽的坑道里钻出一齐开火，使突击队腹背受敌，伤亡人数又有所增加。
眼见形势危急，张大权果断请求后方炮火掩护，将突击队撤出凹地，第一次进攻暂时受挫了。
张大权清点了人数，根据主峰地形又重新调整了攻击方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他怀抱一挺轻机枪，又一次冲在了队伍的最前列。
冲锋中，他的左手腕被敌人子弹射穿，鲜血顺着枪管往下流，染红了滚烫的机枪。左手因受伤失去了力量，他就用背带把机枪挂在脖子上，右臂夹住枪托扫射，继续带队冲击。
很快，越军防线就被突破，北侧山头近在咫尺。
然而，狡猾的越军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他们纷纷躲进掩体，用电台呼唤其炮兵，对主峰阵地实行覆盖式轰炸。
一瞬间，炮弹像雨点一样砸了下来，巨大的声浪、横飞的弹片、漫天的烟火，令天地无光，日月失色。
立足未稳的突击队员，没有任何依托和掩护，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人员伤亡很大。
张大权也再一次负了伤，他的右大腿被炸伤，腹部被弹片削破了一个洞，肠子都流了出来，他隐蔽在一个炮弹坑里，撕开三角巾简单包扎了伤口，指挥突击队再一次撤了下来，第二次进攻再次受挫。
这时，越军像幽灵一样再次爬出掩体，用蹩脚的汉语辱骂着我军战士，并把遇难烈士的遗体往山下扔。看到这种狂妄至极、令人发指的恶行，战士们气得双眼冒火，不顾一切地要和敌人拼命。
冷静的张大权立即制止了这一危险的冲动行为。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强忍着腹部的剧痛，把剩余的23名突击队员聚拢到一起。
他用那已经嘶哑的嗓音，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5连的历史上从没出现过草包！我们这一代人也绝不当草包！现在，我张大权愿意以死相拼，带着你们做最后一次冲击！活着，就要站在主峰上！死了，我们也要躺在主峰上！”
随后，突击队员们在张大权的率领下，向主峰阵地发起了第三次进攻。与此同时，协同作战的7连、45连在主峰另一侧也发起了冲击，一直负隅顽抗的越军再也抵挡不住这一次的攻势，主峰阵地终于成功被我军收复。
然而，在冲锋过程中，张大权头部中弹，连续第三次负伤，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负伤。
这一次，他再也没能爬起来，倒在了离主峰阵地不远的半山腰上，鲜血染红了这一片他誓死捍卫的神圣国土。
张大权牺牲后，被安葬于云南省麻栗坡烈士陵园，墓碑位于陵园中心的英雄台。
战后，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700元欠账单
在张大权牺牲的前半年，由于部队战备训练的保密规定，电报、书信一律不准发出，他和家里也因此断了音信。
张大权有一个堂侄在贵州老家的村大队任职，范华敏就托他时刻留意着，看有没有张大权的来信。
直到张大权牺牲三天后，堂侄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他英雄事迹的报道，才得知他已经在老山收复战中为国捐躯。
他随即匆忙赶往张大权的家，此时张大权的妻子范华敏正在菜地里干活，她心里还在纳闷丈夫为何这么久都没有来信，家里的老房子还在等着他回来翻盖。
当时只有9岁的儿子张平将母亲喊回了家，一看到报纸上丈夫的黑框照片，范华敏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两眼发黑，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两天以后，范华敏和张平被接到部队，参加庆功大会，捧着父亲的军功章，张平的眼泪止不住地流着。母亲强忍住悲痛，对他说：“你是战斗英雄的儿子，怎么可以哭鼻子？要像你父亲一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在整理张大权的遗物时，5连官兵们意外发现了他的一张700元欠账单，上面还注明：如果他牺牲了，这些钱由家属代还。
他们没有想到，由于战时条件艰苦，副连长经常把工资拿出来给全连士兵买罐头改善伙食，竟然还会有欠账单。感动不已的他们瞒着范华敏，准备集体捐款来还账。
范华敏得知后，死活不依，并说大权有交待，这些钱由家里帮他还。最后，她坚持从2000元抚恤金中拿出钱来自己把账还了。
身为副连长的张大权平时爱兵如子，始终保持着平易朴实的作风，与他一起工作、战斗过的部下，没有谁不怀念他的。
在张大权牺牲后的三十多年里，当年的战友们每年都会去老山祭奠他。而在张平的童年记忆里，去他家里看望慰问的现役或退伍的军人从未间断。
“老山插旗照”背后的真相
这是一张著名的战地照片：昏黄的天空下，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一名已经牺牲的旗手战士，仍然紧紧握着手中的旗杆，以冰冷的身躯撑起了已经残缺的红旗。在这面鲜血染成的红旗指引下，一旁的战友继续向前奋勇冲锋着......
与美军硫磺岛插旗、苏军柏林国会大厦插旗照不同的是，画面中并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残酷而悲壮的气氛，也因此感染了无数人，被视为中国军人精神的一种象征。
这张照片的拍摄背景被认为是1984年4月28日的老山收复战，然而对于照片中的主人公，却有着很多不同版本的说法。
在一开始的报道中，普遍将张大权当成了照片中的扛旗战士，但张大权的牺牲地点位于主峰的半山腰，并没有冲上峰顶，而且他也不是旗手。所以，这一说法是有误的，主要是因为张大权的英雄事迹广为人知，造成了一种误解。
之后，有媒体经过求证后，认为照片中的扛旗战士是118团3营7连战士何天华，一旁冲锋的则是他的班长罗仕忠。针对这种说法，何天华的家属出面回应说：何天华确实是班里的红旗手，但他并没有牺牲，退伍后曾在家乡一家供销社上班，下岗后一直无正式工作。
罗仕忠本人则回忆说，当年他和何天华所在的7连2排5班，确实是第一个冲上老山主峰的，为此他们班还荣立了集体二等功，但对于照片中的人物，他并不能确定是否就是他们二人，之前也从未看过这张照片，它更像是影视剧里的镜头，并非真实的战地摄影。
后排左一为何天华
时任老山主攻团营长的臧雷说：“七连冲上主峰后，何天华和罗世忠两人把一枚反坦克地雷放置在敌人观察所的顶端，拉了火，把它炸塌了，然后向连里面举起了信号旗，这是个信号规定，拿下主峰后，用信号旗向后方报告，这样就表明老山主峰已在我手......”
从他的叙述中可以得知，当时我军占领主峰后，确实举过旗，但并不是照片中的红旗，而是只有成人巴掌大小的信号旗。从军事常识上来讲，在冲锋时举起这么大一面的红旗，不仅暴露了我方的进攻路线，还为敌人提供了目标明显的火力攻击点，这在实战中是极其危险的行为，也是不可能被允许的。
后来，27军某部通信连电台台长赵利滨站了出来，说明这是1987年在拍摄战场纪实片《战士万岁》时摆拍的，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然而，照片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士们英勇无畏的军人精神，它远比照片本身更真实，更震撼！无论是牺牲的张大权烈士，还是活着的罗仕忠和何天华，抑或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广大英烈和越战老兵们，都是这种精神的镌刻者、传承者。
对于所有参战官兵而言，老山收复战的胜利，不仅仅意味着凯旋的荣誉和鲜花，更意味着死亡的沉重和损失。
在这一战中，很多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18岁、19岁、20岁，他们用自己的短暂人生谱写了一曲血与火交织的青春之歌。
包括张大权在内，老山一战中，主攻团共有17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有500多人负伤。
英雄精神代代传
张大权牺牲时，他的儿子张平9岁，女儿张艳只有3岁。
与张艳对父亲完全没有印象不同的是，张平小时候曾和父亲有过一段朝夕相处的宝贵时光。
但对当时的他来说，这段经历却充满了“痛苦”。7岁那年，他和母亲一起被父亲接到部队驻地团聚，还在驻地的学校上了学，他生性顽皮，但父亲却像管兵一样管着他。
一次，他和小伙伴们逃课去野地里摘茄子，回家后编了一通瞎话却被父亲识破，不仅挨了揍，还被罚跪了一下午。
但更多的还是幸福，父亲经常给他讲故事、做木头枪，还教育他做人的道理。
然而，这种温馨的时光并没能持续太久，一年后的一个晚上，正和家人一起吃饭的张大权接到通知，匆匆赶去开会。第二天一早，他就把妻儿送上了回家的火车。
临别前，他和儿子约定：春节一定回家，修修家里的老房子，给他和妹妹带好多好多的礼物，还要教张平做木枪，抓坏人……
然而，最终他“失约”了，这一别成了永诀，这些再简单不过的愿望也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憾......
18岁那年，决定追随父亲足迹的张平，毅然报名参军。家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沉默无语，爷爷奶奶更是反对，母亲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默地流泪。
尽管头上顶着英雄后代的光环，但张平的军旅之路并不平坦，他来到了父亲生前所在的部队，扎扎实实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干，逐步得到提升。
2008年汶川地震时，身为军运油料助理员的他，冒着塌方和滚石的危险向震中运送给养和建材。一次，一块砾石从山上滚下来，砸坏了车窗，但张平毫无畏惧，在不断的余震和飞石中，毅然向前行驶。最终，任务圆满完成，张平身上却留下了多处“光荣疤”。
不仅装备修理技术精湛，他还致力于推动装备技术革新。他探索研究的四色防空灯编成灯光信号的战法，实现了部队动中编队，动中指挥。
从军20多年来，他多次受到各级单位表彰，多次被评为技术能手，两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三等功一次。
然而，到了2016年，已身为副团级军官的他，却主动向组织递交了转业申请书。
这一年的清明节，张平像往年一样，带着妻儿来到烈士陵园祭拜父亲。献花鞠躬之后，张平让妻儿先行离开，独自一人和父亲说起了心里话：
“爸爸，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牺牲的前一刻，有没有想过妈妈和我，有没有想过让我像您一样英勇呢？
今天有一件事向您报告，希望您能理解：今年我主动向组织递交了转业申请书，这不是因为我怕苦怕累不再热爱军队，相反，我觉得作为一名英雄的儿女，更应该坚决服从安排，用行动为改革强军贡献力量......”
张大权的女儿张艳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医护工作者。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她第一时间报名，主动要求参加驰援武汉的医护队伍，在请战书中，她写道：父亲的战场硝烟弥漫，视死如归，我的战场“疫”火纷纷，又有何惧？
张大权烈士已经离开我们30多年了，但是他奉献牺牲的英雄精神却流淌在子女的血液里，也必将世代传承下去。
在云南省麻栗坡烈士陵园里，和张大权长眠在一起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烈士。其中，有很多烈士因为家庭困难、路途遥远、和亲人失去音讯等原因，一直没有家属前来祭奠，他们一直在地下静静等待着，希望这一天不会等得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