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票房成绩一路高歌猛进，气势如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议题戳中了内地观众的敏感神经，姐弟构成的性别话题，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不公平对待，让这部制作精良，演员阵容不俗的影片成为了爆款黑马。
《我的姐姐》最厉害的地方在于，通过人物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呈现了结构性的潜在偏见。
身为姐姐的安然（张子枫 饰）在父母突然去世后，似乎理所应当照顾还在上幼儿园的弟弟安子恒。众多家长替她做主，要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弟弟，如果不答应，就把父母留下来的学区房让给弟弟。
安然不甘心为了只见过几次面的弟弟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她想给弟弟找一个领养家庭，可亲朋好友、社会大众，对此都不认可，甚至有人讽刺她“克死父母，还要卖弟弟”。
人人都迫不及待给她贴上“恶姐姐”的标签，却忘了自己也生活在这个性别不平等的偏见社会中。女性天生就该牺牲，完全失去自我，成为“姐姐”、“母亲”、“妻子”等工具人，她们的梦想和未来都可以被抹去。
《我的姐姐》以较为客观的视角、克制的情绪，脉络清晰地呈现了这个被潜藏已久的社会议题。
它让人们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小问题，这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沉重的社会问题，这种沉重，不应该被廉价的“感动”轻易地美化掉。
在这一点上，影片开放式的结局显得难得可贵。
“扶弟魔”的悲剧
《我的姐姐》对于人物的设置非常成功，虽然人物众多，但都有着立体的性格特质，没有片面化或工具化，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围绕着主题成为了这个议题探索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影片中，并非安然与安子恒一对姐弟，而是细腻地围绕着家庭代际结构，刻画出多组姐弟关系。
其中，“扶弟魔”的鼻祖应该是姑妈安蓉蓉（朱媛媛 饰）。她在全片中多次给安然施压，一直站在道德领地的制高点上。
因为在整个大家族或者小家庭里，她都是“完人”式的存在。原本考上了俄语专业，却为了弟弟的未来而放弃学业，早早开始了赚钱养家的普通生活。她的“扶弟魔”悲剧可谓从小到老。
小时候看见奶奶偷偷给弟弟吃西瓜，“赶快吃，不要让你姐姐看到了”。年轻时，放弃学业，赚钱养家，牺牲自己的未来，全力支持弟弟读书。
到了中年，好不容易有了创业梦，弥补年轻时没有去俄语学院的遗憾，到莫斯科做买卖，结果又为了照顾弟弟的孩子放弃事业。到了弟弟突然去世，她又必须开始张罗安然和安子恒这对姐弟的未来。
为家庭牺牲一切的她，住在破旧的小楼里，靠做小买卖养活全家。丈夫身体羸弱，需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儿子看上去不够聪明，空有健壮的身体；精明的女儿也似乎一事无成，只能寄居在别人家中，顺便骂自己的妈妈为何要做个大善人。
姑妈一边维持着分崩离析的小家庭，还要照顾着刚刚破碎的弟弟的家庭，来回两边，消磨了她全部的力气，她没有时间为自己思考。
安然评价她，“您是个好人，但好人不一定能办好事儿，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能力”。显然，姑妈把全家的重担都扛了起来，注定她无法面面俱到。
而在姑妈家里，同样有着姐姐和弟弟的隐喻关系。
在姑父生病，被救护车抬走一段。姑妈吩咐姐姐，“照顾好儿子，赶紧拿东西”，而力气巨大的弟弟在一旁不知所措，显然在这个家中，弟弟同样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导致他在关键时刻靠不住。
姑妈潜意识的把重担交到女儿手中，儿子再不中用她也毫无指责。姑妈与安然的父亲，安然与弟弟，姑妈的女儿和儿子，围绕整个家族构建起的三组姐弟关系已经道出了整个结构性的性别偏见。
不过全片作为震撼和悲剧的姐弟关系还是医院中，安然作为护士劝慰一家人放弃生育，可对方从丈夫到老人，再到孕妇自己都坚定生下孩子，哪怕会赔上自己的生命，哪怕他们一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妻子一句“我要生”，让隐性的重男轻女以极为残酷的面目呈现在了观众面前，以几乎“逼视”的方式让观众看到藏在父权体系下的庞大坚固的偏见与迫害。
这个家庭，从妻子到女儿，都在为一个还未出生的“弟弟”而牺牲着，她们的未来可想而知，她们势必会遭遇姑妈和安然的结构性困境，与庞大而深刻的偏见和恶意斗争。
套娃式的悲剧延续
片中，姑妈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没有留在莫斯科做生意，只带回了几个套娃，这些套娃是女性悲剧的隐喻核心。
对于她们来说，女性就像这组套娃，一代代、一个个被装进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的套子中，从大到小。
而她们要突破套娃式的悲剧，实在是要冲破太多阻隔。姑妈作为套娃之一，在安然的坚韧面前，终于领悟到了自我的本质。姑妈说”套娃也不一定要装在同一个套子里，我没有把你带好，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了。”
最外层套娃底层的丢失也隐喻了缺口的出现。在姑妈那个时代，女性不得已而做出牺牲。让人悲哀的是，她们的牺牲不被认可，而看作理所当然。她们的自我被抹去，仅仅被贴上一个又一个责任重大的身份，如母亲和姐姐。
到了安然的时代，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水平的提升，让每个人有了不依附于血缘而证明自我的可能性。
每个人都有去独立追求自我选择的能力。安然选择不当套娃，而做一个有完整自我的姐姐。她不排斥姐姐的身份，但同样追求自己作为女性、护士，以及人的梦想和未来。套娃式的悲剧终于有了被打破的一天。
而最后，安然在本身有能力救赎自我的前提下，仍然选择不放弃弟弟，这并非简单出于血缘的本能，而是饱含理性思考的责任。虽然都有点“扶弟魔”本色，但前后两者的选择，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高下立判。
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所以，不少人认为姐姐就该照顾弟弟，何况弟弟还在读幼儿园。但凭什么就要姐姐自我牺牲，而且扣上“理所应当”的大帽子呢？事不关己，人人都挥舞着道德大棒，最终只能掩盖事实背后的利益真相，成为不公平规则的代言人。
另外，影片中还有一对藏得较深的姐弟关系和父女关系。
安然的舅舅武东风（肖央 饰），时刻都在惦记着安然的房子。作为儿子，他自认是失败的，作为父亲，他更是很早就被驱逐。
女儿对他不理不问，他沉迷于赌桌，女儿结婚都不敢去，只能奉上红包。而女儿之所以能独立起来，其实全靠母亲当初做出离婚的正确选择。
女儿虽然失去了武东风这个父亲，但得到了走出自己未来道路的可能，才有了她还算成功美满的当下。
而武东风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混混，可能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从小作为男性、儿子，得到了家庭更多的照顾。溺爱导致了他后天的失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惩罚。
有意思的是，片中的男性角色都带着软弱的一面，从武东风、安然的“妈宝”男友，到需要女教师提醒的货车男司机。这些接受着女性庇护的男性，其实并非真的高人一等，不过是享受着结构性的恶，带来性别红利而已。
罗曼·罗兰曾在《米开朗基罗·序》中写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仍然热爱这个世界”。
片尾，安然带着弟弟离开，一起走向未知的明天。她做出了理性的思考，接受了性别不平等的偏见。
她反抗过，被认可了，这才是她英雄主义的一面，作为姐姐，同时也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