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能不能全国统一划线、统一录取？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就有两位大佬曾争论过。
欧阳修认为，“国家取材，唯才是择”，也就是说，选人才吗，你管什么地域籍贯呢，就该全国一盘棋，统一录取。
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却坚决反对，理由是，容易造成不平等和不平衡，比如有些省份（当时还不叫“省”，宋代地方最高行政单元称“路”），比较偏远落后，很可能就一个考上的也没有，这样不公平，而且古代取士，也都是按照地方郡国户口的多少分摊，所以今天，还应该这么办。
司马光嘴里的“古代”，说的是汉武帝时期。
一般认为，官员的“察举制”，不是汉武帝首创，但却是在武帝时期最终完善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参照地方各郡国人口数量，把名额分配下去，雨露均沾，不能搞全国一条线。
至于说名额怎么分？和今天的高考招生分省计划一样，那就是大学问了。
比如东汉章帝时期，规定察举“明经科”的推荐人数，按照各郡人口分配，10万人以上的，就推5个人；不到10万人的，推3个。
东汉州郡形势
你说这事合理吗？就像把清华大学的招生计划，简单按人口比例，划归各省，好像也有点不太对头吧？
像汉朝时，开疆拓土四处扩张，边疆地区玩刀的人多、看书的人少，强行摊派，其实是稀释了整体人才质量。于是，汉和帝时补充规定，幽州、并州、凉州的边疆地区，大概就是现在的东北、西北一带，可以少推荐一些，那里10万人的郡，一年推1个就可以了；不满10万人的郡，就两年推1个；5万人以下的，三年推1个。
当然，“明经科”只是察举制中的一个科目，还有其他一些常设或不常设的科目，比如“敦厚质直”科、“至孝笃行”科等等，和才智无关，纯粹考察个人思想品德，后世皇帝选的时候，就没有厚此薄彼，统归每郡1人。
察举制到了隋朝，就演变成“科举制”，但万事开头难，最初的科举制制度设计，反而比察举制还要粗犷，直到北宋欧阳修和司马光的时代，也没有明确的按省配额，分地域录取的固定规定。
那如果今天的高考，也像网上的一些言论那样，搞全国统分统录呢？
那就先来看看，唐宋时期科举的录取情况——
如图所示，录取名额基本上被发达地区，也就是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的帝国核心区，瓜分干净了。河北、苏杭属于当时次发达的“二线地区”，也只能分一点汤汁，其他地域，更可想而知了。
比如在唐宣宗年间，具体说是公元850年，荆南（大致是今天湖北一带）考生刘蜕中了进士，这在当时是大新闻，一下就上了热搜，当地地方官为此专门致函表示祝贺，还给了刘公子70万的奖金，称为“破天荒”钱——没错，这就是“破天荒”这个汉语典故的来历。
以至于在当时社会，人们都有了成见，认为南方人就是粗鄙落后，坐不得庙堂、进不了“知识圈”。直到北宋初年，据野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还立下规矩：
不用南人为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朝堂）。
不过老赵真大错特错了，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北方打打杀杀一塌糊涂，王朝重心不断南移，北方士人纷纷南迁。中国南方的发展将超越北方，从宋代开始，已经是历史的定势了。
从宋朝进士的密度图（如下所示）看上去，在全国统一录取的情况下，江南、浙闽地区占了绝对优势，江西、四川地区也分了一杯羹，帝国首都的东京汴梁周边，只有淡淡的痕迹了。南方人不能当宰相的祖训，早在赵匡胤他侄子宋真宗时期，就不攻自破了。到欧阳修和司马光争辩的那段时期，南方人王安石（籍贯江西）一度权倾朝野。
这其实正是司马光所担心的——
中华帝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均衡，科举制不仅仅是一项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更承担着笼络社会精英，维护大一统局面，凝聚全国人心等等“潜任务”，既要注重选拔真才实学，也要顾及平等和平衡的问题。
隋、唐、宋三朝，其实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平等与不平衡的弊病。
当然，后来元朝的科举，搞过按民族成分，划分录取名额的办法，会试录取总额100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25人，这其实是加剧不平等和不平衡的做法，是开了历史倒车，在此就不讨论了。
真正明确全国科举考试分地区录取，是在明朝。这要说起来，还是一段挺血腥的公案。
朱元璋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科举，殿试录取51人，居然全部是南方人。按道理讲，这也不是不可能，北方地区从靖康之变（1127年）开始，就成了汉人、女真人、契丹人、蒙古人等等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几经战乱厮杀，更别提幽燕之地，从安史之乱起（755年）就脱离了中原王朝的实际控制。因此说，北方汉子战斗力爆棚，但“文化软实力”，在当时，确实不如南方。
不过北方士子可不那么想——再怎么说，我们也不至于剃光头啊，一定有猫腻——于是直接告了御状，说主考官偏袒南方人。朱元璋就派出调查组，督促主考组织复查。
这老先生如果精明一点，随便挑几个北方考生上榜，这事也就过去了，但知识分子的“臭毛病”，看来和今天也差不多，仔细研究之后报告说，这北方人就是考得不行啊，就这试面——不能补录，一个我都不录！
朱元璋于是大怒，把考官团队和连带调查组，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最惨的是那一期的状元，莫名其妙也被处死了。完后皇帝亲自组织考试，又录取了61名考生，没有例外，全是北方人。
这便是所谓的“南北榜案”。
老主考官刘三吾，当时已年过八旬，《明史》说他是“不设城府，为人慷慨”，为国选材想来也一定是出于公心，但是——他死得不冤！
此人表面上的恪尽职守，实际上却违背了科举考试的“潜任务”。
为了说明这种严重性，仅举一个方面例子：
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开国之初就定下了“南北更调”的组织原则。也就是说，地方行政主官必须异地就职，而且必须是南方人来北方就任，北方人去南方履职。这一制度后来发展到，官员任职期间，不能娶当地人做老婆，甚至不能在当地买房子，以杜绝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维护大明江山稳固。
你主考官一榜全录南方士子，将来官场上就全是南方人，让我这“南北更调”的基本政治制度，怎么执行下去？
北方人心里会怎么想？
他们考不上学，会不会还去玩刀？
我这个凤阳出生南方人，还能不能安心做北方人的皇帝？
有人统计过《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发现朱元璋统治时期，南方籍进士占总数的71%。这个比例确实有点失衡了，难怪“南北榜案”老朱要这么狂躁。
不过案发后第二年，朱元璋就去世了，根本解决方案，还是他儿子明仁宗和孙子明宣宗拿出来的，那就是——分割名额，分省录取。具体说来，在全国组织的乡试中，录取名额分配如下：
南京国子监及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一带）：80人；
北京国子监及北直隶（今河北、京津一带）：50人；
湖广（今湖南、湖北一带）、广东，各40人；
河南、四川，各35人；
陕西、山西、山东，各30人；
广西，20人；
云南、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带），各10人；
贵州，不单独开考，考生可以去临近的湖广行省参加考试。
乡试之后，便是最高等级的会试。
会试录取名额，总数限定为100人，按籍贯划分，南方士子60人，北方士子40人，这就是所谓的“南北榜”，首次实施于宣德二年（1427年），从此成为定制。
不过，出于微妙的政治平衡和“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明宣宗上台后又搞了一个“第三榜”。也就是说，从南、北榜里面，再各自拿出5个名额，一共是10个会试录取名额，面向边远省份招生，是为“中榜”。这就有点像是近年来，全国高考中单列的，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学生的“国家专项计划”。
本质的不同在于，朱明王朝的皇帝，在“专项计划”中夹带了私心，这个“中榜”的招收区域，除了云、贵、川、桂四省考生，居然还包括了今天的安徽合肥、凤阳、滁州、马鞍山等地。
为什么？那里是皇帝的老家吗，沾亲带故一大把，政策还是要给的。
如此，明代科举的会试录取名额分配就出来了：
从那之后，直到20世纪初科举制被废除，虽然名额划分有所变动，但是总量控制、分区录取、统编计划+专项计划，这样的录取原则，却一直没有变过。
时至今日，你也可以说，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有着这样那样本质的区别，但是——
作为社会精英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之一，作为社会治理最有效的调节手段之一，作为全社会热切关注的一种价值认同，二者还是很类似的，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不可以类比。
看完了这一篇，中国从察举制到科举制，录取名额分配的发展过程，您还会说，高考应当全国一条线，统一分数、统一录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