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everly D’Silva
编译：Anna
校对：LIT.CAVE
编辑部配图：Online
编辑部附言：
极简似乎成了当下人们追求品质生活的标准。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了解了极简后反而买了更多的东西？真正的极简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对极简生活真正意义的理解出现偏差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的物质焦虑。
在这篇文章中贝弗利·德席尔瓦（Beverley D’Silva）探讨了外在的秩序、内心的平静——以及为什么简单让我们快乐。
正文
近来极简主义似乎无处不在。而在这些「减少」和「少即是多」的理念之中，存在着很多可怕的东西。这个词现在被用于无数的哲学、产品或生活方式选择上——从设计上的轻巧简便，再到减少物质追求，或者到达了最终的极简主义——僧侣般的禁欲主义。
它的定义十分广泛。它是一种旨在让我们反思对地球所做出的破坏的深奥哲学吗？就像艺术家迈克尔·兰迪（Michael Landy）那样？他在2001年的开创性作品《Break Down》中毁掉了自己存在在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除了女友和猫）；或者说，极简主义只与物品有关——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就丢弃什么——在整理女皇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的层面上，她的「通过利用我们身边的东西来点亮快乐」的理念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记录着「近藤麻理惠整理法」的图书大约售出了1100万册。
近藤是近十年来敲着极简主义的大鼓走上流行舞台的新军中的一员。和她一同的还有约书亚·菲尔兹·米尔本（ Joshua Fields Millburn）和瑞安·尼柯德默斯（Ryan Nicodemus），他们被统称为极简主义者，他们毕生都在研究我们拥有的物品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拥有。
2009年，我儿时的朋友们看到了极简主义可以帮助解压他们的高强度、高收入、只为了追求财富积累的高管生活，他们承认，极简主义可以分散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快和不满。尼科迪默斯（ Nicodemus）说道：「我一直在追逐美国梦，直到我意识到那不是我的梦。」
他们沉迷于极简主义，整理并丢弃了90%的物品，享受着快乐，也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他们创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博客、写了书也拍摄了一列电视节目。在网飞（Netflix）上有他们的新系列，「减少，就当下」（Less Is Now），其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了他们的个人故事，并号召人们投身于这项事业，而这之中不乏点缀着专家的见解，如美国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USA）的安妮·伦纳德（Annie Leonard），她指出「公司和其对利润的追求绝对是我们对某些东西上瘾的背后原因」，并将「购物疗法」的指数增长归因于人们「失去了拥有社区、目的和身份的其它途径」。
与此同时，洛杉矶一家「巨型教堂」的创立者埃尔温·麦克马纳斯（Erwin McManus）从精神上对它进行了解读：「极简主义的课程之所以能如此具有吸引力，是因为我们沉迷于所有错误的东西，但又对真正重要的东西极度渴求。」
我们在意的是腾出更多的空间，给时间、平静的心态、创造力、体验感、满足感、自由——《极简主义者》
批评者们指出极简主义者的作品颇具讽刺意味，他们说，极简主义者的作品给大约2000万人带来了影响，同时也让他们添置了更多的东西。但米尔本·菲尔茨（Millburn Fields）和尼科迪默斯（Nicodemus ）坚信自己的使命，即帮助人们「用更少的钱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新书《Love People, Use Things》中说到：因为事情反过来的话永远不会有用，还会因此定义我们想要传达的信息和话语。虽然整理是件好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拥有的更少：「我们在意的是通过这种方式为生活腾出更多空间——可能是时间、平静的心态、创造力、体验感、满足感、自由感等等方面。」
难怪极简主义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物品」已经堆积如山：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拥有30万件物品；而对储存空间的需求则是房产领域中热度极高的一部分。反对这种发展的一个现象就是「小房子」（tiny house）运动；人们开始青睐基本上只有40平方米或更小的房子，并且通常是自建的，这反映了人们越来越渴望降低生活成本，过得更简单和更自由。这一运动始于美国，并逐渐在其他地方流行起来。
艺术界的极简主义意义意味着新的开始，而非必然的空虚
Kyle Chayka是《低欲望：极简主义生活》（The Longing for Less：Living with Minimalism）一书的作者。居住在纽约的Chayka有着艺术批评的背景，他认为极简主义比一般人所认为的有着更深的意义和历史——它来自艺术世界，意味着新的开始，而非空虚。在2020年他出版的书里，他聚焦于这些起源，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人物，他称之为「带大写M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 with cpital M）。
其中有优秀的艺术家如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丹·弗莱文（Dan Flavin）、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音乐作曲家如约翰·凯奇（ John Cage）、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和朱利叶斯·伊士曼（ Julius Eastman）；以及被贴上这个标签的设计师、作家、建筑师和艺术家。
Chayka告诉我们「极简主义在艺术界的起点是在意想不到的事物中发现美，比如工业材料，从一些以前被忽视的东西中发现它们的价值——而不是创造些完全空白的东西」。
「扔掉所有的东西，赚更少的钱，这似乎是一种对消费主义的反叛，但（当你不得不）购买合适的新东西，遵循合适的朴素美学时，它也会再次成为一种正统。」
他无法接受「一些人所接受的那种一无所有、白墙白地板的风格，这让空间变得压抑……就像一种完全空虚的新正统观念」，接着他补充道「『被忽视的东西』是极简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在现在并不常见——人们会说『哦，我想买这件Instagram上的毛衣，因为它极简主义』……这并不是说要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任何东西。」
Instagram是极简主义日益流行的一大推动力，对此他说：「Instagram展示图片和留白的方式非常适合极简主义美学。」他的下一本书，关于「数字极简主义」，将进一步探索这些想法。
存在与虚无
现代极简主义可能起源于20世纪，但它的哲学渊源要远得多，要从大约2500年前，一个名叫第欧根尼（Diogenes）的自我主义人物说起；美国克莱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学荣誉退休教授威廉·斯蒂芬斯(William Stephens)认为，他是「最原始的不墨守成规者」。
第欧根尼生于公元前412年左右，从如今的土耳其旅行到雅典。后来他觉得自己不需要房子，就住在一个倒下的木桶里。他只有一件斗篷、一根拐杖和一个皮袋（没人知道他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因为他没钱）。斯蒂芬斯说他，「通过自我控制和自给自足发现了幸福」，第欧根尼拒绝遵循「积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社会价值观……所以他是最初的极简主义者」。
公元前3世纪，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学派（Hellenistic philosophy of Stoicism）——是「不表现感情，不抱怨地忍受痛苦或困苦」的代表——倡导坚持简单的生活理念，接受改变，更关注关注自我和团体而非财产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斯多葛学派的塞涅卡（Seneca ）写道：「让自己相信，即使没有（财富）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并始终认同它们是不可靠的。」
在格雷琴·鲁宾（ Gretchen Rubin）的《外在有序，内在平静》（ Outer Order, Inner Calm）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多葛主义的影子。乐观向上、富有人格魅力的她在美国日间热门节目《周日超级灵魂》（SuperSoul Sunday）中向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 ）阐述了「什么才是真正快乐以及如何获得快乐」的观点。
鲁宾告诉我们，她2019年出版的这本书源于她意识到「人们觉得自己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有些失控，就算是在疫情爆发之前也是这样。想要控制你自己的环境，管理好自己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情绪都是很自然的。」
「我会对人们说，『什么让你感觉更快乐?』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自己铺床』。一个简单的行为，一个小小的命令，就能让他们觉得他们开始了正确的一天。」
鲁宾反对那些追求「一无所有」的极简主义者。「我认为物质的东西可能有一个精神层面，我们经常为了追求更高的价值而购物。所以，也许你买的那棵异想天开的橡胶制的向日葵是有目的的——它会让家人开心起来，或者在窗台上增添一抹色彩。」谈到与物品的情感联系，她向一位朋友提供了建议。这位朋友「衣橱里塞满了她从未穿过的正式长裙，但那时候她的爱人不幸死于癌症。所以这些裙子与她对他的记忆紧密相连。」
他们最终决定，有一件衣服，也就是那位朋友最喜欢的，是值得保留的——「也许不是永远，但至少是现在」。
鲁宾说：「在幸福生活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都赞同衣柜里的熙熙攘攘只是个小问题。然而，当我们针对杂乱的问题做点什么时，人们说他们感觉更有活力，(也)更专注；这是一种强烈的可能性的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人告诉我——『我终于把冰箱清理干净了——现在我知道我也可以换掉我的职业了』。」
削减需要很强的自律性，直到你不能再减下去为止——约翰·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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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建筑师约翰·笙（John Pawson）相比，这些极简主义的专家只是个新手，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实践了40多年的简化主义。他师从日本设计师仓俣史朗（Shiro Kurumata），他的极简主义美学明显体现在他的大量作品中，包括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在纽约的第一家门店，以及他在2017年对伦敦肯辛顿设计博物馆（ Design Museum in Kensington）内部结构的改造。包笙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对如何营造舒适的空间很感兴趣。」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具有了极简主义理念，除了一张床，他几乎搬空了房间里的所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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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说过：「削减需要很强的自律性，直到你不能再减下去为止。」然而，他本人绝不是一本正经的，他回忆起他最小的妹妹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已成为极简主义俱乐部的会员了」，然后他在其中找到了一张白纸。他说，「所以无可避免的，我在早些时候遭受了批评」。
他的一些最独特的作品是为宗教机构创作的。例如捷克共和国波希米亚的Nový Dvůr圣母修道院；伦敦东部的圣约翰-哈克尼教堂（St John-at-Hackney Church）的翻新工程；他在圣保罗大教堂几何楼梯上的光学装置——所有这些都利用了他纯粹的视觉和简单的设计。
他补充道，「尽管我的生活并不艰苦，我也想这样做。」他有着虔诚的极简主义的沉思，他的妻子凯瑟琳，是一个「奇妙且可爱的人，一个很好的厨师，好母亲，实际上一切都好…但有只有一件事她，不是很整洁…只要她离开一个小时，我就会跟着她，把所有东西都收拾放好，所有的表面都要整理和清空」。
回顾这场运动的营销、包装和商业化，以及其衍生的书籍和关于整理的一系列事物，他说：「我走进书店，看看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的书和其他所有相关的书，我在想，『也许我可以写一本关于如何不拥有任何东西的书?』」他总结道：「但最后，我想了下觉得『这本书也挺多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