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元璋参加起义算起，和文人打交道近半世纪之久。他对文人的态度，可分作两个时期：得天下之前他对文人倚重之殷，待遇之优是有口皆碑；而取得天下后他对文人诛戮之惨、文网之密，又与清代的文字狱毫无二致。
之所以在他身上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皆源于他围绕着如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进行的。
01 朱元璋得天下之前重用文人的原因：夺取政权
乱世尚武，治世修文，这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一般规律，但朱元璋对于这两者都没有偏废，即使在千戈扰攘之际，他也没有忘记网罗文人，黝赞军机。究其原因，不外两点：
第一，从元朝的覆亡朱元璋看到了吏治的重要性，而要整顿吏治便非起用文人不可。
朱元璋出身寒微，崛起于草莽之间。他是在戎马生涯中学会读书写文章的。他所写的诗文，虽不无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之作，然亦不乏隽永清新、文采斐然的篇章。他曾说：
“朕本农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
这并非夸大之辞。读书多即能明理。他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悟出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使在创业期间，也须重视文治。元末的变乱，是他身历目睹的。他认为，元纲之所以解纽，是由于元顺帝任用非人，吏治腐败的结果。
元朝初年虽曾重用文人，但在天下底定之后，便转而鄙薄文人了。朝廷大臣自然多用蒙古勋旧，有一个时期，竟至“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胸无点墨，便能擢升至封疆大吏，自然不会有什么政绩可言。而这些弊病，到了元顺帝时，已经是病入膏育，非药石可医了。社稷倾覆，那是自贻伊戚，怪不得别人的。
朱元璋曾说，他得天下于群雄，非得于元氏。因此，他从军后虽然戎马天涯，但颇注意招揽文人，谈迁就感叹说：
“高皇以武功创业，顾慕耆儒，见儒辄喜，以耆儒无诞谲，可厚俗也。”
第二，从长期的统一战争中看到了文人的重要。
元朝末年，义军蜂起，诸如刘福通、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陈友定等人。他们的实力和威望，远非朱元璋所能望其项背，但是其兴也骤，其亡也疾。究其原因，汲汲于武事，不留意文治，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陈友谅曾是势力最盛的一支，但麾下竟无一文人，仅凭恃武力，因而不能持久。张士诚所重用的黄、蔡、叶三人，虽名为文人，实乃一群宵小，除了蠹政害民，别的什么好事也干不出来，其结局自然是不问可知。其余诸人更等而下之，因而到头来只能成为别人刀俎上的鱼肉，而不能一统天下。
有鉴于此，朱元璋“始渡江时，一首见群雄多淫洒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只要有才能，朱元璋便马上擢用。朱元璋的突出之处，是比别人更重用知识分子，最能正确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当然，文人们之所以投靠朱元璋，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所周知，文人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单靠他们自己，并不能安邦定天下，要想施展抱负，非附于某一个封建帝王不可。但当时，文人几受轻视，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而且科举也是几次三番的兴废，文人根本没有实现治国理想的土壤。
文人们既失去了进身之阶，自不能不另谋生路。环顾元末起义群雄，只有朱元璋豁达大度，从善如流，自然都纷至沓来，投靠他以谋出路了。
朱元璋重用文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尊重并礼遇文人。朱元璋在得天下之前，折节下士，询询然有长者之风，甚至与文人们诗文酬答，唱和往还，这些，都取得了文人们的好感。给刘伯温写信时，姿态放的很低，虔诚地写上“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
徐达兵峰抵达镇江时，特地拜访当地的有文人秦从龙。当朱文正、李文忠等来投效时，朱元璋更是亲自出城相迎，并且时常向他们请教时政。朱元璋进入浙江时，礼聘刘伯温、叶深、章溢、宋镰四人，就谦恭地说：“吾为天下屈四先生耳。凡此种种，都是其它群雄做不到的。
其次，知人善任，因材授职。没有贤才的辅弼，无论怎么雄才大略的帝王，都是成不了大业的。为了不重蹈元亡的覆辙，更新吏治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更新吏治，就必须从用人着手。朱元璋说：
“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
朱元璋对于部下的才能，既了若指掌，便能够做到因才授职，各得其宜。武将如徐达娴于韬略，便授以元戎，将兵在外；常遇春晓勇善战，便用作先锋。对于文人，或命之参赞戎机，或任之治理地方。如下安徽当涂先用李习，后用许援；下湖北黄冈用陶安；下宁越用王宗显等等。
此外，他还多次下诏求贤。1368年他甫即位，便下诏：
“天下甫定，联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联济民者，有司礼遣。”
在这之后，朱元璋都曾令各地举贤进能。明初吏治之所以比较清明，显然和他重用文人是大有关系的。综括起来，朱元璋采用文人们的建议不外两点：一，管束军士，不妄杀掠，二，革除弊政，兴利便民。
02 朱元璋取得天下后屠戮文人的原因：巩固政权
朱元璋黄袍加身以后，便一反常态，转而屠戮文人了。本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是封建帝王惯用的伎俩，但残酷如朱元璋者，实在是并世无两。拿他的前期和后期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从1384年到1396年，即他死的前两年，前后达13年之久，死者不可胜纪。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被杀者多达十二万人。除此之外，还有“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等四次屠杀。正如赵翼所说：
“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那么，这一戏剧性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朝廷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
在取得天下之前，朱元璋和部下同心同德，和睦共济，矛盾还不明显。到取得天下之后，这些文臣武将拜相的拜相，封侯的封侯，情况就有了变化。一方面是武将恃功骄纵，违法乱纪，如朱亮祖“所为多不法”、周德兴“营第宅逾制”、蓝玉“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横暴”弄得民怨沸腾，倘不加以制止，万一激成民变，大明江山也就岌岌可危。
另一方面是文臣如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系统官僚，窃弄权柄，独断专行。胡惟庸当丞相时，生杀罢黜，有的根本不向朱元璋请示。而朝廷内外的官员上书言事，必须自己先看过，对自己有害的则藏匿不闻。这又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
鉴于元末纪纲废弛导致亡国的教训，为了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同时为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朱元璋决定对这些文臣武将严厉镇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便不惜制造一系列的冤狱，凡是对明朝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动辄赐死。而每一次制造冤狱，都有大批无辜的文人被卷进旋涡而丢掉性命。
第二，出于猜忌。
1352年朱元璋从军时，才25岁，到兴文字狱时，已是年近花甲的垂垂老翁了。“太祖春秋高，多猜忌”。他恐怕一旦撒手尘寰，辛苦挣得的江山会被别人篡夺而去，因此对任何人都存有戒心。
他本来答应的“凡仕元者，皆予录用”，似乎是胸无城府，但又晓谕徐达等密加防范：
“元省院官降者，今俱遣来，处我官属间，习而后用之。夫人藏其心，不可度也，吾虑或昼臣而夜盗。”
本来朱元璋曾下令广辟言路，甚至草野微贱，都可上书言事，洪武元年又下诏：
“日月之行，犹有薄蚀，联凡事岂必尽善，台臣久无谏诤，抑联不能受耶？”
似乎是虚怀若谷，但到了1390年，又因妄言罪而杀人。如亲侄朱文正，因“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而被鞭至死，亲甥李文忠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杀。号称吴中四杰的明初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均死于非命。
如果说朱元璋在称帝之前，曾有过贤才济济的兴旺景象的话，那么，到了他晚年，已是一番万马齐喑的萧瑟景象了。
第三，出于为子孙万世基业铺平道路的考虑。
为了巩固朱氏天下，朱元璋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有子二十四人，洪武元年，封长子朱标为太子，其余诸子皆次授以王爵。美中不足的是，朱标仁柔，不似乃父刚烈，一旦君临天下，朱元璋手下的文臣武将，他未必驾驭得住，这是朱元璋日夜忧虑的。
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趁着自己在世之日，将文臣宿将一网打尽。一次，朱标规劝朱元璋诛杀过滥，但结果却是：
“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遗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难之。帝日：汝弗能执与使，我雕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就这样，昨天帮助他打天下的文武大臣，今天却都成了“险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因此，朱元璋每次制造冤狱，都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屠杀。
1396年，朱标又一病不起，其子朱允炆继立为皇储，而四子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早就虎视眈眈，凯觑帝位了。朱元璋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他离世之前，仍念念燕王不可不虑。
为了防止朱棣勾结文臣武将篡权，便更加拼命屠戮功臣。但是，事情并不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美妙，追到靖难兵起，朱允炆手下既缺乏运筹帷幄的谋士，也没有克敌制胜的武将，帝位终于被朱棣所攘夺，这个结局，是朱元璋始料所不及的。
朱元璋迫害文人，花样之离奇、手法之恶劣，实在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归纳起来，其手法大致有以下4种：
第一，大兴文字狱。
如前所述，朱元璋晚年疑心甚大，老怕被别人捉弄。本来，他当和尚、参加农民起义军，是一段光荣历史，但到当皇帝后，就讳莫如深了。对于臣下的奏章、诗文，都要细加详追，尔后深文周纳，陷人以罪。
比如“生”音近于“僧”、“则”音近于“贼”、“殊”为歹朱等都要忌讳了。如“遥瞻帝扉”读作“遥瞻帝非”、“天下有道”读作“天下有盗”如此等等。凡是犯了这些禁忌，一律杀头。
这些例子，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即使没有诗文，也要以其它名目治罪。甚至看到一幅一个赤脚怀抱西瓜的妇人的图画，也要命军士屠杀居民，空其室焉。因为怀抱西瓜是隐喻淮西，而马皇后是淮西人，赤脚则是讥诮马皇后脚大。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这种防不胜防的文字狱，使得人人自危，连礼臣也不敢为文了，不得不请求朱元璋降下格式，惮便遵守。
第二，凡不愿和朱明王朝合作的文人，一律格杀勿论。
朱元璋曾下过一条法令：
“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如洪武元年征文人秦裕伯，秦以病坚辞，朱元璋便手谕威胁，秦怕杀头，只好束装赴任。在他身边虽然集中了那么多文人，但并不认真使用，大臣如走马灯似地更迭。
他当了31年皇帝，仅户部、刑部二部尚书就更换了80多人，其它官吏更迭之勤，也就可想而知。朱元璋初起事时任人唯贤的原则，这时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第三，无罪罪人。
朱元璋登位后，朝廷大臣天天在忧惧中过日子。甚至京官每天入朝时，必先与妻子诀别，等到晚上无事则相互庆贺及暮，以为又多活了一日。
武将在胡惟庸、蓝玉两狱后，已丧失殆尽。功高如徐达，也因赐熟鹅肉致死。文臣如李善长，因与胡惟庸为姻亲而赐死；宋镰因孙子宋慎为胡惟庸党而赐死，赖马皇后营救，被贬谪至茂州，却死于途中……
类似的例子尚有不少。袁凯、郭兴等人更是靠着装疯，才捡到一条性命。朱元璋所发明的廷杖，不知又有多少人血肉横飞，毙命杖下。
第四，设立“锦衣卫”机构
1382年，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机构，进入这个机构的尽是凶顽不逞之徒。他让这些人作耳目去侦察大臣，文武大臣举手投足，都逃脱不了特务的监视。赵翼曾认为朱元璋此举是：
“虽不无矫枉过正，然以挽颓俗而立纪纲，固不可无此振作也。”
这个看法是不足取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修明法纪和滥杀无辜是两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在朱元璋所杀的人中，有些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更多的却是无罪被诛。如果认为不分青红皂白而一味屠杀，便能挽颓俗而立纪纲，那是十分荒唐的。
综上，朱元璋重用文人，固然值得称道，而他屠戮文人，又使得他成为历史上最刻薄寡恩的皇帝之一。不过，批判他屠戮文人，并不意味着他仅是一个暴君，从而抹杀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若就其一生来看，自然有许多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