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6日，中国科学界痛失一位杰出的科学大家沈善炯先生。多家媒体追忆了这位103岁的微生物生化学家、分子遗传学家的科学贡献和为人风范。
本刊曾在1995年10月，加州理工学院的刘易斯（Edward B. Lewis）等三位科学家分享当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消息公布后访问过沈院士。沈善炯院士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与刘易斯有过交集（刘易斯的获奖工作差不多在20年后完成）。
访问中，沈院士在高度评价刘易斯科学贡献及其治学态度的同时，也有感而发谈了他对此次诺奖获奖的思考：要更重视科学继承性，专注于一些真正重要的基本的科学问题，而不是一味追踪所谓的热点。
于今再读旧文，仍启发良多。故再发此文，与读者一起缅怀沈院士，共同感受这位老一辈科学家的治学精神（相关内容刊载在《世界科学》杂志1996年3月刊上）。
沈善炯（1917—2021）
著名微生物化学家、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图片源自：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院士风采》一书
谈起刘易斯，沈先生充满感情，不仅对他的学问和工作，更对他的为人风范颇为推崇。1995年3月，沈先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参加他老师诺门 · 赫洛威士的生日聚会，正好刘易斯也在。大家又一次说起他可能获奖。刘易斯笑着说，我认为我早已得到了。
刘易斯虽已是76岁的高龄人，但他无论寒暑，每天都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才回家，可以说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贯注于不为人关注的小小的果蝇身上，常年不懈，终于作出了令世界同行瞩目的工作成就。
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此次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选择表明那些看来并不时髦、周期较长、风险较大而有重要意义的探索性课题应得到关注。
沈先生强调，我们应该可以从这次诺奖中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是科学的继承性问题。刘易斯是摩尔根学生斯特蒂文特（SturtevantAlfred Henry）的学生，当年摩尔根正是通过对果蝇的研究做出遗传学上奠基性的工作。但多少年后，不少人认为，果蝇作为生物实验材料可利用的价值已经很低，所以当刘易斯着手工作时，很多人认为果蝇不是研究发育的好材料，劝他改用其他材料（如线虫）。
然而刘易斯不为所动。他认为，长期来看，果蝇遗传研究的背景将是研究发育的理想材料，遗传学与发育相结合是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方向。因此刘易斯继续以果蝇作为自己的实验材料。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取得成功，吸引了一批学者从不同的水平上研究发育遗传学，从而作出了杰出的成就。
沈先生结合国内的现状，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提出科学研究要占领前沿领域当然是对的，但怎么去占领很值得商讨。国内有不少实验室，长年的工作积累，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和培育了人才，有些工作为世界所公认。只要重视科学发展的趋势配以新生力量，推陈出新会有所成就的。
相反如果只是从文献中找一些热门课题作为研究方向，这样的“投机取巧”将永远随着别人亦步亦趋地爬行。当有一天发觉自己从事的工作已不时尚了，于是又从零开始。科学家对他们长期工作的积累是十分珍惜的，科学家本身亦应吸取当代科技发展的成果，敢于改革、敢于否定自己的错误。
沈先生继续以加州理工学院为例介绍说，该校是1926年成立生物系的。70年来仅生物学系就有7人获诺贝尔奖，他们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尊重科学传承，注意科学的继承性，同时又善于融合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这样他们总是处于学科领域的最前沿。当然这也与整个加州理工学院良好的研究风气密切相关。
讲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学风，沈先生极为推崇比德尔教授。比德尔是继摩尔根之后该校生物系的第二任系主任。
他曾在4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基因一个酶”的著名学说，这是一个在遗传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概念，是分子遗传学的前驱，在一次全校学术报告会上，当比德尔教授作完报告时，全场竟一时鸦雀无声。
之后有一位科学家忍不住站起来说，有人曾认为，生物学已经停滞不前，然而今天比德尔教授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一个新概念已开始了，面对这样一种成就，比德尔却说，这个学说的首创之人不是他，而是几十年前伦敦的一个医生盖劳特。当时一个病人生了一种病，小便发黑，结果发现缺少了某个酶的作用，主要是一种遗传性缺陷。比德尔就此提出这位盖劳特医生才是“一个基因一种酶”学说的真正创始人，比德尔这番澄清式的讲话使他赢得了更多的尊敬。
沈先生认为这种虚怀若谷的为人精神在古代中国就有了，而在今日的中国科学家中尤其要呼唤、培养这种精神风尚。
沈老是50年代初自大洋彼岸返回祖国工作的，作为一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有造诣的分子遗传学家，沈先生回顾了自己从事科研工作几十年所走过的路时，认为自己这辈子在学术上谈不上有什么成就和贡献，只做了三件事 :
一是和中国科学家一起参与新中国的抗生素研究；
二是为中国传统的偏重于医药和工业发酵方面的微生物研究引进了现代微生物学方面的内容；
其三在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工作也开展得较早并帮助筹建了上海交大生物系。
虽已相隔了近半个世纪，但沈老在回忆建国初期筹建中国的抗生素研究的情景时，仍然十分欣慰，当时由于形势需要，由中科院、医药工业研究所、抗生素生产单位等成立抗生素工作委员会，参加工作的科学家除了沈先生外，有汪猷、童村、黄耀曾、殷宏章、高怡生等著名科学家。
当时科学界和工业界的合作很好，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能非常有效地在一起工作，朝着一个共同目标为建立我国抗生素工业而努力。正是在这种和谐宽松和相互严格要求相结合的气氛下，短时间内就自主生产出了青霉素、链霉素、金霉素等一批抗生素，当时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有些已超过了苏联。
从事此项工作的不少科学家抛弃了个人的志趣，毫无怨言，也不计较待遇得失，为了新中国的建设热情高涨。当时每月工作进度都要检查一次，工作有效、紧张但又愉快。
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如何与工业部门密切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攻关，这即使在今日的中国依然是一项正在探索的课题。沈先生道出的建国之初我国科学界与工业界成功合作的范例当可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思索。
我去访问沈老的那天，沈先生正在为收到一封普通老百姓的来信而感慨良多。写信人是淮南洛河发电厂的一位普通职员，他来信希望沈老能寄赠手迹。这些年来这位普通的工厂职员以微薄的工资几乎购买了所有出版的中国科学家的书籍，包括最近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院士风采》这部大型优秀科学家肖像手迹。他认为这是他能留给后代的最好财富。
沈老显然被写信人的真情所感动，他对我说，我并不看重一个单位给你什么职称、名誉，但是一些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科学家这么看重，是出于人民的一片真情。这给了我力量，我觉得还要做一些事情，否则有愧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厚爱。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多给予社会而少索取于社会，这是至理名言。
我面前的沈老在讲到这些时，显然是深深动了感情。沈先生这种对普通人的关爱之情，一种作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
沈老出生于江苏吴江县农村一个小学教员家庭，当时农村生活十分贫困，童年的农村生活给他留下难忘的经历。多少年来，沈老一直对农村，对农民兄弟怀有深深的感情，前些日子他还偕夫人一起去老家看看，和乡亲们叙旧聊天……。
1962年广州会议后，沈先生从抗生素研究回到自己的本行分子遗传学上来。这些年来，他和他的学生、同事一起在分子遗传、生物固氮方面做了不少大家公认的工作。
1980年，沈先生应邀回母校——加州理工学院访问一年。沈先生在母校受到了他的不少老师的推崇，认为他是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生中最优秀的一个，南加州工程师和科学家协会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但沈先生却这样对我说：“我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路，我可以告诉你，我很惭愧。作为院士理应对世界科学、中国科学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我没有做到，而且我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包括我发表的论文中，甚至个别工作中的结论是错误的。“
沈先生一直信奉这样的观点 :基础研究是世界性的，只承认首创，只有第一。没有什么国内先进，国内第一。优秀的工作一定会赢得国际公认。
沈先生说起文革前他和他的学生的一件事，当时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高兴异常，就日以继夜地做下去。当时和国外交流少，后来到图书馆去查资料时，一看国外科学家已经发表，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只能算了，不再继续了。科学家天天面临挑战，很紧张，但有时也带来副作用，有些工作为了抢先发表工作，做的不够深入和彻底、沈先生的一些学生曾劝他说不必过分自责，当时和国外的联系少，所以工作中的结论有些偏差是难免的，但沈先生认为搞科学工作，没有什么可以原谅的，错了就是错了。沈先生说，应以科学家的良心来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值得那些普通人民群众对我的推崇？
正是基于这种科学家的良心、良知，年逾古稀的沈老依然对中国科学的现状、科学家队伍的现状直抒己见。这次沈老就95年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而展开的对科学研究课题选择立项的看法即是一例。而在此之前，他和卢嘉锡、吴阶平、邹承鲁等三十几位院士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更旗帜鲜明地表露了一批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国家经济、科技形势十分重要的关头，对一些基础研究评价问题的看法。访问中，沈先生特别对下述二种现象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是所谓科学家要包装。沈先生认为这不是科学的语言。什么包装后可以得到几十万元的经费，这绝不是好的作风。讲到科研经费，沈先生认为，我们国家科教经费这么紧张，有限的钱一定要用到当口上。项目经费一拿到，以后出不出成果，出多少成果都应有同行科学家的严格检查。沈先生说，我多次呼吁对那些有长期工作积累，而且有些工作已为国际科学界所承认的工作要珍视，不好轻言其“过时”而忽视。一定要考虑研究工作的继承性。相反有些人仅仅从书本上找热门，然后就跟着做，这并不是好的学风。
沈先生反感的第二种现象是一些研究所仍喜欢搞形式的东西，如国家级开放实验室4年一次的工作检查，有个别研究所为了迎接检查，花了不少钱，突击搞卫生、搞装修甚至停工。其实这种检查重在科研工作，而非检查卫生，现在本末倒置，既花了钱又不利于实验室的工作。
沈先生讲到这里又对我讲了1950年底，他和赵忠尧等三人从美国返国途经东京的见闻，当时他们去拜访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教授。不巧汤川先生不在，他在东京大学的实验室的门都是用木条板钉成的，实验室也很简陋。同样该大学农业化学实验室里，桌子上也乱得很，到处放着吹玻璃的东西、计算尺、试管等物。这一切非但没给人以凌乱之感，相反却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日本虽刚战败，但日本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不衰他们印象很深。
访问沈先生归来，我脑海里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振兴中国科技最需要什么，诚然有经费问题、科研体制问题等，但是沈先生的一番谈话使我确信，我们更需要的是在广大科研人员、全体国民中培养、发扬科学精神，否则我国科技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无从谈起的。
-江世亮采写于199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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