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亭之败，马谡当然负有重大责任；但何至于被斩？与其说是他“罪有应得”，不如说是他只是充当了当时政治军事需要的牺牲品。
马谡背负的罪名，大致有三条：一是违背了诸葛亮的将令；二是士卒离散；三是畏罪逃亡。
三条罪名中，以第一条最为严重。如果这条罪名能够成立，就足以使马谡死有余辜了。所谓违背诸葛亮将令，即诸葛亮事后在给刘禅的上疏中所说“街亭违命”。它的具体内容就是“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和“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
但这里起码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是所谓的 “街亭违命”的罪名能否成立；二是马谡的“依阻南山，不下据城”是否就是导致街亭之败的根本或主要原因。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现存史料表明最先提出马谡“街亭违命”的不是别人，正是诸葛亮自己，《马谡传》、《王平传》、《张邰传》均无此说，可见诸葛亮的“街亭违命”说，实有孤证难立之嫌。
其次，史称诸葛亮对马谡的军事才能一向器重，现在又力排众议任命他担当前部先锋重任，因此自然也就要授予他相应的指挥权。再说，行军作战，条件千变万化，岂能由诸葛亮预先将诸如占据什么地形等具体事项一一作出规定，然后再由马谡照此办理；或者马谡行军作战中所采取的任何具体措施，都须先向诸葛亮请示，必待得到诸葛亮的批准之后才能付诸实行呢？
诸葛亮是军事家，总不至于机械到如此程度吧。因此，硬说马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就是违背了诸葛亮的将令，不但缺乏史实依据，而且在一般军事常识上也是讲不通的。
再次，如果事情真是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将令而招致了街亭之败，从而给北伐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么无论诸葛亮或广大将士，对这个敢于公开违抗将令的罪魁祸首就只会深恶痛绝，杀之犹不能泄心头之愤了。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对马谡似乎都恨不起来，相反却出现了诸葛亮一再伤心落泪，同僚们多次为其说情，甚至“十万之众为之垂涕”的局面。
这也不能不使人怀疑所谓“街亭违命”的真实性；甚至怀疑它很可能是诸葛亮事后在给刘禅上疏时才加在他头上的罪名。因为马谡是此次北伐中仅次于诸葛亮的大将，而且又是诸葛亮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将他斩了，如不冠以“违命”的大罪，是不好向刘禅交代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依阻南山，不下据城”不能构成导致街亭之败的根本或主要原因。
按照兵法一般原则，行军作战，具应占据高阳之处，使前面视野开阔，形成居高临下的有利形势。街亭的地形并不险峻，那形如麦垛的麦积崖下竟是一马平川，无险凭守。马谡占据街亭后，兵上麦积崖，抢占制高点，这在兵法上并不错。
可见，从军事位置上看，街亭无疑属于兵家必争之地；但从地形上看，麦积崖则又是街亭的据险可守之地。因此，马谡既抢先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又控制了麦积崖这个有利地形，无论从兵法上讲或是从街亭的具体位置和地形来看，都是对的。
马谡抢先占领街亭，控制麦积崖高地，本已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然而他却没能象当年的黄忠自定军山上“乘高鼓噪”而下，一举击斩夏侯渊那样大破；而是初一交战就反被张邰切断了汲道，“士卒离散”，不可收拾。
马谡兵力既多于张邰，又占据有利地形，为什么不能居高临下一举击溃张邰，反而被张邰轻而易举地就切断了汲道？为什么不能组织有效反击，夺回汲道，而是“士卒离散”，大有一触即溃之态？为什么除街亭之外，据箕谷的赵云、邓芝军，屯列柳城的高详部都一无例外地败于魏军了呢？特别是箕谷之败，更令人深思。
赵云是蜀汉此时仅存的一员刘备时期的大将，身经百战，智勇双全。他在威望、经验、应变能力方面无疑都远远超过马谡；他的对手曹真则又远非张邰可比；况且他的兵力也多于对手；这位曾被刘备誉为“一身都是胆”的赵子龙也难逃箕谷失败的厄运，岂不令人尤为奇怪？
总之，以上种种都在提醒人们必须透过表象去寻求导致街亭之败，甚至此次北伐失败的更深层的原因。正是诸葛亮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一问题的钥匙。他在给刘禅的上疏中曾写道：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
诸葛亮只是在给刘禅的上疏中才给马谡加上“街亭违命”的罪名，而在私下总结这次北伐失败的教训时就非但不再提及什么“街亭违命”，反而只强调蜀军战斗力弱这一根本问题了。
两者相较，更有理由相信后者才是诸葛亮的心里话。战斗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军队的素质和指挥员的威信、经验以及应变能力。蜀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对方而反被对方击破，这只能说明蜀军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则是对蜀军指挥员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深刻总结。
这说明，诸葛亮业已认识到蜀军的战斗力不强才是导致街亭之败，乃至此次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
蜀汉军队主要由刘备、诸葛亮入川所带之兵与刘璋旧部之一部分所组成。刘备入川，兵不满万。诸葛亮、张飞等入川所率之兵大约也只有一万多人，因为刘备必须将主力留给镇守荆州的关羽。
公元219年，留镇荆州的三万精兵和其主将关羽一道被东吴全部歼灭。三年后夷陵之战的失败，又使蜀军损失了四万多精锐。故当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接过最高军事指挥权时，蜀军的精锐部队业已所剩无几了。
后经诸葛亮数年的惨淡经营，蜀军的数量虽得到了恢复，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训练，但毕竟没有受到过实战特别是大仗、恶仗的锻炼，其战斗素质自然远非昔比。因此，虽然北伐之初声威颇壮；而曹魏由于毫无思想准备，的确也曾一度引起震恐。但当曹魏组织全面反击时，面对久经沙场、能征惯战的魏军，在大仗、恶仗面前，蜀军缺乏实战锻炼，战斗素质不高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
正是这一致命弱点，才使得街亭蜀军不但未能发挥其数量和地形上的优势，反而被动挨打，被敌军轻而易举地断了汲道。一旦汲道被切断，就谈不上组织反击，通过殊死战斗将其夺回了。
街亭之役正好说明地形虽然重要，但它只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还是军队素质即战斗力；而且地形条件的好坏，也是可以通过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和指挥艺术的高低转化的。
街亭蜀军地形条件由有利（居高临下）转化为不利（被切断汲道），魏军由不利转化为有利；蜀军一旦失去地形上的有利条件就一败涂地，魏军一旦得到地形上的有利条件就大获全胜，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因此，如果看不到蜀军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才是导致街亭之败的根本原因，而将马谡的“依阻南山，不据下城”这一本来无可非议的正确处置视为失败的关键，那可真是本末倒置了。
街亭如此，箕谷也不例外。赵云虽是强将，无奈他率领的是一支弱兵。所谓“兵弱”，不是指兵少，而是指战斗力弱；“敌强”也不是指敌多，而是指敌军战斗力强；因为诸葛亮事后曾亲口说过“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
连赵云这样的名将也只能运用自己的威望与胆略尽量减少一些蜀军的损失，而无法扭转箕谷兵败的局面，这不更有力地说明了蜀军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才是此次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吗？
街亭之败还反映出蜀军在指挥方面同样存在严重问题。其一、由于荆州和夷陵之败以及自然死亡，使蜀军先后失去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四位大将以及一大批中层将领，从而造成军事指挥人才的严重危机。
其二、是由于诸葛亮过分偏爱重用马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马谡虽然在军事理论方面很有一套，但毕竟没有直接指挥过战争，既缺乏实战经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威信。特别是诸葛亮舍呼声很高的魏延、吴壹而不用，偏偏“违众拔谡”为先锋，这就不仅无助于他威信的提高，相反还会引起部分将领对他的不满，从而更难树立真正的权威。
因此，街亭之役蜀军一触即溃，“士卒离散”；除了士兵素质不高这一原因之外，主将马谡缺乏实战经验，没有真正的指挥权威也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诸葛亮在斩马谡的同时，还斩了张休、李盛两位将军，并夺了将军黄袭的兵权。此事亦颇令人深思。因为仅从追究战败罪责的角度看，既然主将马谡已承担了主要罪责，诸葛亮又何必大斩其属下将军呢？何况丢了列柳城的高详不是也没有被斩么？因此，张休、李盛的被斩，是否可能是由于他们不听甚至违抗马谡的将令所致？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所谓的“街亭违命”罪难于成立；“依阻南山，不据下城”也并非导致街亭兵败的真正原因。导致街亭乃至此次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蜀军的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
第二，街亭之败，马谡身为主将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就其性质而论，是指挥不力甚至是指挥不动的问题。马谡本不宜当此重任，但诸葛亮“违众拔谡”为先锋，从而使马谡处于被动孤立的困境。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的责任并不亚于马谡。
第三，从以上两点看，马谡虽有罪责，但并没严重到非斩不可的程度。关于斩马谡，清人何焯的看法是，诸葛亮为了封住魏延、吴壹辈之口，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岂不惜一人而乱大事乎”。尽管诸葛亮对此讳莫如深，但从当时的情势分析，实不能排除诸葛亮有此动机。
于此，马谡被斩，与其说是他 “罪有应得”，不如说是他只是一个政治军事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