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战国时期,威胁中原的游牧民族主要是匈奴与东胡。在中原人眼里,他们都是胡人,只不过是东胡的势力范围在匈奴东部,于是被称作东胡。当时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国家分别是秦国、赵国与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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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赵毗邻义渠、匈奴,燕国处在东胡的战略攻击之下。为防范匈奴与东胡的侵扰,秦、赵、燕三国分别在边境修筑了自己的长城,于是便诞生了“秦长城”、“赵长城”及“燕长城”。

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正是将原三国长城衔接到一起,故此才有了蜿蜒磅礴的万里长城。

如果我们观察万里长城的走势,会发现它差不多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叠,所以这一等降水量线或长城就是中原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线南雨量充沛,气候温暖,适合农业耕种,线北干旱少雨且寒冷,相对适宜发展畜牲业。

显然相比较农耕民族而言,游牧民族的生活资料要单一匮乏许多,而出于生存的需要,游牧民族必然会跨界劫掠,这就是在古代经济无法均衡发展之下,游牧民族与中原人民矛盾的根源。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必然方式就是战争。

汉武帝之前,中原与游牧民族还没有进行过持久大规模的战争,双方刻意将冲突点控制在了边境地区,原因就是彼此都没有深入对方领地作战的实力。

比如游牧民族,他们虽满怀对中原的向往,但是他们既没有充足的后勤物质补给,也没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一旦孤军深入,很可能就被“淹没”在中原军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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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在与中原交集的过程中只有两种策略:一是偷袭边镇,抢完就跑,等对方援军赶到时,早已无影无踪。因此汉朝时,诸如渔阳、上谷、雁门、云中、右北平、朔州等关隘边郡就成了匈奴频繁入侵的目标;二是步步为营,慢慢蚕食,谨慎推进,比如匈奴趁秦国对六国用兵之际,楚汉战争之际,曾两度将势力范围拓展至河套平原一带。

而中原如果对游牧民族用兵,同样面临后勤补给的难题,再加上对方地广人稀,居无定所,且过度分散,致使中原要么劳师远征、徒劳无功,要么在疲惫不堪时遭遇对方的突然攻击。汉武帝时期著名大臣韩安国曾直言,攻打匈奴同自己的影子作战无异,可见战争面临的困难之巨。

故而,在汉武帝之前,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战争显得很保守。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只求跨界劫掠时不空手而归,而中原民族更多采取的是在防御为主的前提下,实现战果的最大可能的扩大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公元前344年的赵国名将李牧“赵破匈奴之战”与发生在公元前300年燕将秦开“燕破东胡之战”,均是以战术运用为先。前者李牧是采取诱敌上门的方式,然后再实施围歼,后者秦开则是在东胡做了十多年的间谍工作,将对方底细摸清后才发起攻击。而秦朝时大将蒙恬,也不过将匈奴赶出了高阙塞。

即便如此,上述赵国、燕国、秦朝在抵御外族入侵时取得的战果在许多人眼里觉得很辉煌,仿佛是一边倒的碾压,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彻底解决边患问题。

那么到了汉朝,刘邦为何要向匈奴低头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刘邦并不想陷入同匈奴纠缠,他认为那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刘邦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是解决异姓诸侯割据问题,这就是一种“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而刘邦之所以率32万大军亲征,实际上就是想如秦朝那样一举击败匈奴,那怕是起到震慑作用,然后再在安静的环境中,解决汉朝内部充斥的种种矛盾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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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刘邦没有想到的是当下之匈奴与之前的匈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当时的匈奴已经吞并四下,称霸草原,兵强马壮,远强大于战国时期的数倍,反观自己手里初建的汉朝就显得羸弱了许多。

如果刘邦与匈奴死缠烂打下去,结果只会是汉朝内忧外困,分崩离析,所以用“和亲”去稳住匈奴才显出是一种智慧。当然“和亲”带有折辱色彩,但是会嬴得绝地反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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