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洛阳对外宣布“扩容”，一石激起千层浪——同省省会郑州再度出现扩容的呼声，而距离更远的杭州则又一次掀起“重新划区”的讨论。
一种代表性声音认为，杭州市区面积扩张至约8000平方公里后，反而加剧了城市内部的不平衡，偏居西湖的主城区难以带动整个城市发展，通过区划调整做大主城区，才能真正拓宽杭州发展空间。
凑巧的是，几乎同一时间，杭州向外公开一个区域布局“大手笔”。在主城区“东整、西优、南启、北建、中塑”总体战略下，代表“南启”区域的重点项目“湘湖·三江汇未来城市先行实践区”拉开建设序幕。根据当地媒体解读，这也是杭州“拥江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
根据当天发布的规划，在“未来城市”建设目标下，位于富春江、钱塘江、浦阳江三江汇流处的湘湖·三江汇，同时也是滨江区、西湖区、萧山区三大经济强区以及富阳区的交汇处，之江、滨江区等重点区域悉数纳入其中。
自20年前提出“跨江”以来，关于杭州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声音不绝于耳。眼下，杭州常住人口已突破1000万，并正式迈入特大城市行列，原有区划调整尚无定论，杭州能否突破“小城区”之限，实现“大都市”的发展夙愿？
跨江20年
“钱塘江学”的一种观点认为，杭州拉开“钱塘江时代”，事实上是对钱塘江的“回归”。
史料记载，隋文帝开皇九年废钱塘郡置“杭州”，依凤凰山筑城。据《太平寰宇记》，当时的州治设在余杭，“盖因其县以立名”，杭州也作为城市名称首次出现。但若往前倒推，早在秦汉时期最早的杭州聚落就已出现于钱塘江边今江干一带，“钱唐”也作为县名在该地区存在数百年之久。
史学研究认为，“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地理位置，一度为杭州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背江发展”的方式对杭州构成了新的限制，形似“腰鼓”的城市格局，迫使杭州必须“调头”，在一千年后的今天回到江边谋求破局。
最早的探索始于上世纪90年代。
1996年，原萧山市西兴、长河、浦沿和余杭市三墩、九堡、下沙等6个乡镇划入杭州市区，其中，西兴、长河、浦沿三镇同年设置滨江区。这也是杭州主城区首次跨越钱塘江，将触手伸向南岸，被认为是杭州跨江发展的第一步。
在外界看来，此次调整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杭州主城与当时还是县级市的萧山之间的关系。在那之前，杭州与萧山以钱塘江为界，虽同属一个市域范围但“貌合神离”，萧山不仅文化上与同属吴越文化的绍兴更为亲近，且工业经济也强于与其临近的杭州诸多主城区。
杭州行政区划示意图
1997年，杭州高新区调整区域范围，从原来西湖区之江区块拓展至钱塘江另一侧的滨江区，并拉开“北企南迁”的转移之路。
2000年，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将跨江发展提升至新的高度。
紧接着2001年，杭州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区划调整，余杭与萧山实现撤市设区，杭州市区面积从683平方公里骤增至3068平方公里。
同一年，钱江新城的标志性项目杭州大剧院破土动工，被定位为杭州新中心的钱江新城，将杭州城市框架大幅拉向钱塘江一侧。
而在“城市东扩、旅游西进”的战略下，一个同样大手笔的项目在出海口落地——位于江东的三个工业园区先后筹建，并最终在2010年成立大江东产业集聚区。
2017年，杭州进一步将“跨江发展”提升为“拥江发展”。根据当时出台的《关于实施“拥江发展”战略的意见》，到2035年，将基本形成以钱塘江成中轴的市域“拥江发展”格局，而在近期目标中，位于江东区域的大江东新城核心区、下沙新城，以及三江汇区域附近的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之江新城均被纳入重点发展区域。
南北之争
但跨江并不容易。
2019年，在整合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基础上，钱塘新区正式挂牌成立。根据之前的规划，钱塘新区的目标是“成为展示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重要窗口”，且将在“条件成熟后创建国家级新区”。
钱塘新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片来源：《杭州钱塘新区规划纲要》
被寄予厚望的钱塘新区，亦扮演了跨江融合先行者的角色。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明超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发展遇到了重大难题，根本问题在于自身实力薄弱，没有外来的产城融合动力注入，很难取得突破。
在外界看来，大江东与下沙的互补关系，能够成为二者融合发展的切入点。有分析就指出，下沙可开发利用土地较少，而大江东土地用量较大，可联合开发；而下沙众多高校所聚集的人才资源，也能为制造业主导的大江东提供提档升级的智力资源。
然而，发展“时差”让两地存在磨合成本。杭州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总工程师杨海孺就指出，大江东离城市较远、生活配套设施有待完善，种种问题都有可能成为新区发展的障碍。比如，即便在大江东与下沙实现对接之后，如何进一步与滨江、乃至萧山其他区域加强联系，交通问题不得不加以考虑。
钱塘新区的问题，也是横亘在钱塘江南北两岸之间的问题。
在高新区，“北企南迁”让企业合作升温，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心理隔阂，“江南争夺江北资源”的说法开始出现。2002年，杭州调整高新区江北、江南管理体制，提出“两合一留”的新方案，专门以“一留”保证江北区块现有管理模式保留不变。新的“江北孵化、江南发展”的模式，则在两地进一步分工基础上，为江北区块规划了更多发展空间。
归根结底，江南江北之间根深蒂固的心理“保护网”并未被拆除。
据《浙江日报》报道，虽与余杭同期撤市设区，但萧山在融入杭州上明显“慢半拍”。
与杭州的全力推进相比，萧山人融杭之路似乎迈着四方步。一等，二看，三小步。萧山人还时不时吐个槽：‘萧山余杭除外’这几个字带着括弧怎么还经常出现在各类文件中？
矛盾心理突出体现在交通设施建设上。
2020年，由萧山火车站改建的杭州南站启用，但自2013年启动建设开始，足足花费7年时间；规划在杭州城市快速路系统中、穿过萧山城区的彩虹快速路，早在2012年就被报道将在年底全线贯通，然而直到去年仍在建设当中。在坊间，两个项目也被调侃为“萧山之难”。
一个原因在于，对于萧山而言，“融杭”的20年是逐渐落后的20年。不仅GDP增速一度落后于被“划出”的滨江区，并且，自2013年阿里巴巴进驻西溪园区后，同期“融杭”、但位于江北的余杭开启了GDP逆袭之旅。到2018年，余杭GDP反超萧山，首次登顶杭州，也成为浙江省经济第一区。
再造“阿里”？
要改变发展的不平衡，“心理”的不平衡急需平复。
纵观近年来杭州的发展，与萧山的“落寞”一道推进的是杭州加速“去工业化”的进程。2010年，杭州GDP中二产占比首次跌破50%，并一路锐减，到2020年，占比仅剩29.9%。
余杭和萧山恰好走向两个相反的发展方向。紧跟全市总体步伐，余杭二产占比从2010年的54.0%下降至2019年的23.1%，下降幅度更甚；而萧山则稳住了二产的基本盘，与2010年的61.7%占比相比，2019年仅下降至41.5%。
如果说过去10年是杭州第三产业极速狂奔的十年，那么，眼下的杭州正在将目光转向制造业。
2019年，杭州提出“新制造业计划”，市委书记周江勇强调，“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根基，是杭州确保继续走在前列的底气”。在形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双引擎”的规划下，杭州定下“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十百千亿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总量、新引进项目投资额‘六个倍增’”的目标。
拓展制造业发展空间，江北江南之间存在契合点。
在外界看来，三江汇区域将成为萧山跨江发展的“抓手”之一。根据现有规划，三江汇包含了科研、文化、金融、制造等多个板块，而位于萧山的义桥和湘湖板块，分别将发挥智能制造示范区和文化创新展示区的功能。
换句话说，萧山在发挥自身制造优势的同时，也将与其他板块一道，探索制造业转型的方向。
而根据现有规划，杭州还将把三江汇区域作为杭州乃至浙江未来发展的重要潜力区域，展示未来城市及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重要窗口。
对于萧山而言，过去20年的落后，源于“后劲不足、招式不新”。在2019年召开的“创强大会”上，萧山曾自揭短板，“错失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波浪潮”，不仅信息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连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幅也低于全市水平。
三江汇的一系列规划，恰能为萧山弥补数字经济的短板。在产业互联网的新一波浪潮下，萧山需借机探寻自身的数字化路径，从制造业层面打造属于萧山的“阿里”。
杭州“一核九星”示意图 图片来源：都市快报
而对于整个杭州而言，这也关系到城市能否真正走向“拥江”。在十四五规划中，杭州已提出，将加快构建“一核九星、双网融合、三江绿楔”的新型特大城市空间格局，其中的一个策略是，大力推进郊区新城建设，加快城市优质资源向郊区新城拓展。新的城市格局能否形成，“南启”的这一步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