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军事微博、澎湃新闻等报道， 3月22日，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逝世，享年96岁。
彭士禄，1925年11月18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后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进修，1958年结业回国。曾任造船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彭士禄长期从事核动力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彭士禄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参加、组织研制成功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1986年，彭士禄视察核潜艇研制工作，与其他几位总设计师合影。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提出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要素，为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秦山二期核电站的建设中，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设计、建造两台60万千瓦机组的方案，并亲自计算主参数、进度与投资，为秦山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彭士禄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优秀总设计师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状》；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干核潜艇是“历史的误会”？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中国在核潜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
彭士禄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此描述当时的艰苦条件：“当时条件很差呀，室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学的都不是核专业。怎么办？我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了老师，开设了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给他们讲，两年后，他们都成了核动力学的专家。那时，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我们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研究室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钱，这里面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当时摆在彭士禄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摊子：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个人，每人每月平均只有5元行政经费；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人浮肿或转氨酶偏高，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忍饥挨饿；除了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之外，其他人都是来自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大部分还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
一切从零开始，学习起来谈何容易？彭士禄深知，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这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吸收新的知识。
根据原子能研究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就寝。
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同时，为了让全室人员尽快都姓“核”，彭士禄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人在反应堆研究室内开始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就这样，通过边学习边实践，同志们很快便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门外汉迅速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彭士禄面对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也不能马虎。对于任何问题都要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信息、进行试验等来搞清楚。潜艇核动力装置研究初期，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在上世纪60年代只有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彭士禄等科技人员日以继夜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确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但仍没有把握保证反应堆的绝对安全。彭士禄又带领大家做了1：1零功率试验，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保证了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把反应堆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对于担任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一职，彭士禄有这样的描述：“由于历史的误会，我有幸参加了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时值‘文化大革命’，‘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猴子’称王，我也被抬上‘总师’的宝座。”此话足以可见他面对功名利禄时所表现出的淡定和从容。
彭老，一路走好！
部分资料来源：国防部官网、央视军事官方微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