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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资本市场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

2. 注册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

3. 防范外资大进大出以及妥善处置中概股问题

4. 部分学者和分析师关注外部因素远远超过国内因素可能需要斟酌

2021年3月20日-22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发表主旨演讲(全文共5225字),针对资本市场近期的一系列动态表达了监管层面的看法。

一、资本市场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

易主席指出,目前资本市场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主要是指融资结构、上市公司结构、中介机构结构、投资者结构、资金总量和期限结构等,具体涉及到资金杠杆、上市公司质量、中介机构专业性、投资者构成、中长期资金等方面。

(一)市场波动很正常,只要没有过度杠杆,就不会出大事

受货币政策收紧预期、中美利差收窄、打压资金杠杆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股票市场波动幅度较大,2021年以来上证综指、沪深300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50指数波动幅度分别达到10.08%、16.83%、18.45%、29.63%和22.80%,较2020年底则分别下挫1.97%、3.92%、5.98%、9.94%和11.61%。

易主席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进行了释疑,明确“市场波动很正常,只要没有过度杠杆,就不会出大事,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资金结构”,这意味着监管部门重点打击消费信贷等杠杆资金进入股市等问题,比较关注场内外、境内外以及各类市场主体的资金来源和构成情况,严格控制好杠杆资金规模和水平。

(二)资管行业还不能适应财富管理的新趋势新要求

易主席明确指出“资管行业能否适应财富管理的新趋势新要求,需要我们认真评判”。事实上,2019年以来,公募基金(规模由2019年的13.28万亿大幅提升至目前的21.08万亿)、阳光私募(由2019年的12.80万亿提升至目前的17.16万亿)和券商资管等行业迎来大发展,而银行理财行业的财富管理化和基金化特征亦越来越明显(),专业投资者占比稳步提升,而“去散户化”亦成为普遍共识。

但是目前整个资管行业对今年以来的股市波动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股票市场对政策等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仍比较强,专业能力以及机构自身价值和投资者价值之间的融资性还不够,在持续取得投资者信任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所谓的“去散户化”仍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类资管机构专业素养持续提升等方面的有效支撑。

二、注册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

注册制改革实际上是完善注册制全流程全链条的监管监督机制,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重点是把握好实行注册制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压实中介机构责任、保持市场平稳运行、明确交易所审核职能定位、加快证监会发行监管转型、强化廉洁风险防范等6个方面的关系。

(一)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是关键,注册制绝不意味着放松审核要求

易主席明确提出注册制绝不意味着放松审核要求,交易所要严格履行审核把关职责,证监会需要对交易所审核质量及发行条件、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把关监管。事实上其它已经实行注册制的经济体均设计了比较严格的发行审核及注册的制度机制和流程安排,如美国监管机构有庞大的专业团队分行业开展审核工作,香港交易所和证监会实行双重存档制度。

注册制改革是这一轮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十四五规划纲要亦明确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因此我们之前在材料中便已明确指出政策风向有变,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才是注册制改革得以行稳致远的关键和保证。

(二)市场没准备好,仅靠形式上的充分信息披露不够

注册制强调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即将核准制下发行条件中可以由投资者判断事项转化为更严格、更全面的信息披露要求,不过中国个人投资者数量高达1.80亿,涉及面广、投资者保护意识还不够,仅靠形式上的充分信息披露还不够。因此在注册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会比较高,这在当前是必要之举。

(三)中介机构没准备好,执业质量不高且目前还未完全适应

易主席指出“目前不少中介机构尚未真正具备与注册制相匹配的理念、组织和能力,还在‘穿新鞋走老路’”。这主要是因为从核准制到注册制,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角色定位更高,其重要性亦更突出,但是当前阶段不少保荐机构执业质量不高,如近期IPO现场检查中出现的高比例撤回申报材料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不少保荐机构执业质量不高。

相较于以前中介机构的职能重在提高发行人的上市审核通过率,而目前中介机构的职能则更倾向于提高发行人的“可投性”、当好看门人、为投资者提供更有价值的标的,而非为了抢客户降低自身执业标准。

三、防范外资大进大出以及妥善处置中概股问题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但是近几年我国资本市场却呈现出“外资流入远大于流出、外资流入流出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明显扰动”等特征。

特别是截至2020年底,外资已经持续3年保持净流入,境外投资者持有A股资产已经达到3.41万亿(2018年与2019年底分别为1.15万亿和2.10万亿)、持有中国债券市场规模亦达到3.34万亿(2018年与2019年底分别为1.79万亿和2.26万亿),外资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增量影响越来越大。因此现在政策层面更喜欢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比较担心后续美联储等政策收紧时,这些流进来的钱退潮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冲击,即要防范外资大进大出、特别是针对热钱。

与此同时易主席还特别提出要“妥善处置中概股问题”,目前中国正寻求与美方相关监管机构加强合作,但未得到全面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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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学者和分析师关注外部因素远远超过国内因素可能需要斟酌

近期由于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所导致的中美利差收窄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冲击引起了市场广泛担忧,对此易主席亦指出“部分学者、分析者对美债收益率的关注超过LPR、Shibor和中国国债收益率,对境外通胀预期的关注超过国内CPI。对这种现象我不作评价,但对照新发展格局,建议大家做些思考”。

截至2021年3月19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实际值和名义值分别为-0.57%和1.74%,较2020年底分别上行49BP和81BP,中美利差亦收窄至150BP左右。中美利差收窄某种程度上必然会改变跨境资本流动情况,势必会对国内资本市场产生冲击,这应该也是易主席所担心的。

能够感觉得到,监管部门今年特别强调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政策背景,恰恰是中美利差收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