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此人如果不死，蒋介石会那样牢固控制国民党吗？
由于邓演达在武汉的一系列反蒋的革命活动，妨碍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进行，蒋对邓怀恨在心。蒋介石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指责邓演达是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之一，下令通缉，并封闭了总政治部驻沪机构。鉴于蒋介石的叛变，邓演达积极主张东征讨蒋，以拯救革命。但是，因为武汉政府内部伪装进步的汪精卫早就与蒋介石进行秘密谈判，决定分裂武汉政府，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却一味迁就和依靠汪精卫，来维持革命政权，因此未能支持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东征讨蒋。武汉政府却决定继续北伐，击退奉系军阀向武汉的进攻，迎接西北军东出，会师河南完成北伐。
1927年月19日，邓演达随第四军出发，并亲自参与第四军的指挥工作，5月末在河南临颍大战中，全军伤亡很大。邓演达从容不迫地与俄国顾问加仑将军、铁罗尼及摄影黄棣生等驰骋於前线指挥作战，击溃奉军主力，配合冯玉祥国民军占领郑州、开封等地。但是，使邓演达最苦恼的是主力损失过大，而当时的西北军并不那么进步，而武汉的据点也动摇起来。6月中旬，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反革命秘密会议，邓演达参加了会议，他感到非常气愤。6月15日，他带着沉闷的心情从郑州回到武汉。这时，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和何健部许克祥在长沙已经叛变。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政策。于是宁汉合流，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被镇压下去。从此国民革命遭到失败。事变前，邓在反共与联共问题上，曾于深夜访问了政府主席汪精卫，劝他不要分共。经过几次争执，汪不理睬。后来，邓演达曾计划抛开汪精卫，与吴玉章、陈友仁等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没有成功，于是邓演达感到对革命已无能为力，他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和《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两篇文章，准备出走。在出走前，他特意找到谭平山说，希望C.P.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到来，据他所知何键一定要开刀无疑。他支持了“八一”南昌起义，并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6月29日，邓演达最后一次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7月初，他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武汉步行到郑州，转西安，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回国的汽车队，经五原、榆林，穿沙漠，越过西伯利亚，最后于7月15日抵达莫斯科。共产国际召开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中国革命的指导者。邓演达向第三国际申述了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在莫斯科只作短暂地停留。在这期间，他一直在思考中国的革命问题。邓演达面对大革命失败的急剧变化，愤而出走。但他没有悲观失望，正像他在告别信中表示的，他“现在离开工作了”，“并不是永远离开工作，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他号召：“同志们！大家奋斗！”正如宋庆龄在《纪念邓演达》一文中说的，当时的革命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
10月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庆龄，陈友仁交换了意见。为了继续国民革命，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南京、武汉，国民党中央的罪恶，筹备召开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根据这一精神，由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
1927年12月，邓演达到达德国柏林，从事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他博览群书，勤奋学习，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他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沉痛教训。他身在异国，心怀祖国，时时不忘中国革命。。他不游山玩水，甚至闭门谢客，专心在德国图书馆看书。1929年他出版了《我的思想系统及主张》。在柏林期间，他经常到宋庆龄的住所与他交换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他组织受挫折，分散在柏林的国民党员，成立学会，宣传他的革命见解。他不光钻研理论，更注意实地考察。
从1929年9月起，他离开柏林到各地进行考察，足迹遍及德国南部，法国的南希、巴黎、加来，英国的伦敦、克罗伊登、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瑞士的日内瓦，意大利的米兰、罗马，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的索菲亚。1930年3月在返国途中，他又顺道到了土耳其的安卡拉、伊拉克的巴格达、巴比伦，印度的德里，加尔各达等地参观。在考察中，他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工农生活的情况，特别是他采访农场，调查农民生活状况，考察各国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案，并以此作为中国革命的参考。当他看到德国南部农民生活富裕，保加利亚索非亚农民生活安定而有秩序，就越发感到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紧迫性，因此，在1929年5月23日写信给国内，明确表示：“只要有在国内工作的可能，就要回去。”
在个人生活上，他始终过着最朴素的生活。他常常以一个革命者要求自己，他常说：革命者的生活不应超出农工生活平均数之上，即在获取政权时，生活标准一样不应提高﹔只有在农工平民大众生活提高以后，革命者的生活才有提高的权利。因此，他在国外都居住最低房租的房子，经常带几个面包泡在图书馆里研读，把生活费用控制得很紧。他早年在封建旧礼教的影响下，无奈娶了缺乏文化的劳动妇女郑立真为妻子。他虽然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但他同情中国妇女的痛苦，他觉得应该帮她，解救她，让她自立。他设法让她补习文化，安排她到广州医专学习护理知识和技能，1926年在北伐时，郑立真已能随军担任救护工作。
两年的国外考察与研究，邓演达为建党作了准备。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被反动势力笼罩的中国。到了上海，由于他主张对中国共产党在阶级的联合战线上，作友党的联合。他立即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没有理睬他。他便着手正式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集中一切革命力量，以复兴中国革命，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继续孙中山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十个省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旧钩、季方、朱蕴山等30余人。邓演达亲自主持会议，通过他起草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创办了党的机关报《革命行动》《行动报》，选举了中央机构一干部会，他被推选为总干事。随后，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组织，人数一时达到四千余人。另外，他在军事上做了起义的准备。
1931年秋天，他在上海秘密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策动黄埔出身的军人起来反蒋，准备以他们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他又与国民党内反蒋将领杨虎城、冯玉祥、阎锡山等联系，想和他们建立反蒋的联合阵线。1931年2月“宁粤分裂”时期，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准备反蒋，另组政府，为此，陈铭枢、杨杏佛等来上海与邓演达密商起义反蒋军事行动。他们商定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把“围剿”红军的十九路军调入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和反蒋的旗号，与广东部队联合建立反蒋的基地。邓演达去江西临川一带，策动正“围剿”红军的十八军起义；同时联络武汉驻军（原武汉中央军标），以及西安和华北方面原西北军一齐响应，追使蒋介石下台，以推翻南京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奋斗纲领，是幻想重整国民党的旗号，继续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推翻南京反革命政权，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实现耕者有其田。
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客观的社会要求所产生，决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等等。但是，邓演达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不可避免有阶级的、思想的局限性，他不懂得，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孙中山所致力的国民革命，已停止了呼吸，已不能起死回生。
在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有在马列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他试图在蒋介石国民党与共产党所代表的两种势力的夹缝中，建立第三种势力，寻找第三条道路。因此，当邓演达组织和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刚刚兴起，就被蒋介石扼杀在摇篮之中。由于邓演达利用一切宣传方式，揭露蒋介石，切中要害，他又组织一切反蒋力量，动摇蒋介石的统治基础，因此，蒋介石对邓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曾悬赏30万元捉拿他。同志们劝他，暂离上海避避风头。
但是，邓演达一心想着革命，执意不肯走。此时，邓演达正在抓紧进行起义的准备，派邱鄂华等人到陈诚部队进行起义的军事、政治准备，忙着训练干部陆续参加起义活动，他还兴奋地对同志们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邓演达还准备好了《我们夺取政权之前及之后应该做的是什么？》的宣言，但没有来得及发表。三天以后，由于蒋介石收买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叛徒陈敬斋，于1931年8月17日下午1时，趁邓演达到上海愚园路愚园场20号训练班结业典礼讲话的机会，陈佯称腹痛溜走，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接着租界的巡捕和密探就把会场包围起来，邓演达和受训的邓太朴、周力行、罗任一等十余人一齐被捕。
当夜12点，原拉斐德路桃园新村8号黄埔同学会，将余洒厚等二十余人也一齐逮捕。被捕后，邓演达仍然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他鼓励被捕的战友，“打起精神来”，“不要怕，不要急，一切由我负责”，并设法把被捕的消息公开出去。在被捕的第二天，租界当局对他进行审问，他不放过这个宣传机会，他以大无畏的精神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例述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使得审判者惊惶失措，不等邓讲完，马上收庭。邓演达被捕后，同志们作好营救准备，但蒋介石打电话给上海特务组织，把邓演达秘密引渡出租界，8月21日被解到南京三元巷军法司秘密关押，因而未成功。邓演达在狱中仍然革命意志昂然。他四次写信给狱中的难友，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把外面接济他的钱留给难友。
“九一八”事变后，他很乐观，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必促使全国人民起来抗日，他勉励大家精神振奋，继续革命。他说“现在日寇入侵我国，国家需要人工作，有可能很快就会出去，将来要把工作做得完美。”但是，事与愿违，蒋介石在邓演达关押期间，多次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迫使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邓达坚贞不屈。首先由陈立夫派齐世英出面，让邓调停两个地方军阀与南京政府的矛盾，所谓“帮助蒋委员长削平内乱”，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职务任典选择。邓演达始终采取“横眉冷对”，大义凛然，他不理齐世英那一套，反而臭骂蒋介石一顿。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找到邓演达，要他捐弃前嫌，声明取消“临时行动委员会”，许诺让邓担任“剿匪副总司令”一块去江西剿共，或者派往出国考察。邓演达铿锵有力地回答：“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第三次是在蒋介石下野前，蒋授意陈立夫派李照元会见邓演达，让邓只答应在蒋下野期间不写反蒋文章，邓即可获释，也遭到邓演达的严辞拒绝：“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蒋介石对邓的威胁利诱遭到多次失败而最使蒋介石惧怕的是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看到黄埔学生这样倾心于邓演达，越发感到邓演达是对他政权稳定的最大障碍。蒋介石很清楚，他下野后最有能力上台的是邓演达，因此决定干掉邓演达。
此时，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准备第二次营救邓演达，又由于蒋介石秘密将邓演达转移到紫金山麓的茅屋内，严加看守，又未能实现。最后由看守送出邓演达用红蓝铅笔写的最后一张字条，意思是他已移至南京郊外，难再联系，愿做白发囚徒，要求同志继续为革命努力。11月29日，在蒋介石下野前一天晚上，命令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的邓演达就献出了风华正茂的生命。
邓演达有两个最：第一他是国民党内最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人之一；第二他还是国民党内最坚决反对蒋介石的重要人物之一。比蒋介石年轻8岁的邓演达如果不过早地被蒋介石害死，一定会不断上演反对蒋介石的更多桥段，在历史上留下更多浓墨重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