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为什么要不吝笔墨，连篇累牍地写作咏史诗呢？

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作总数大约600余首，其中咏史诗便占了80多首。这在他之前的唐代诗人中是少有的。这些咏史诗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咏史怀古，充分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二是借古喻今，曲折地表达了他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三是借题寄慨，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

李商隐为什么要不吝笔墨，连篇累牍地写作咏史诗呢？这与诗人的家庭出身、所处的时代、政治抱负、个人的遭遇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商隐的家庭原是唐宗室。据他在《请撰仲姊文状》中自叙，其家也曾有过“代继德礼，蝌联之盛，著于史牒”的家史。但后来家道衰落，他的祖父、父亲都只做过县尉县令等下层官吏。因此，诗人说自己属于“簪组末流，邱樊贱品”。

在他10岁时，其父病故，他处在“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窘境，从他17岁起直到25岁，他一直依附于令孤楚和崔戎幕府。这种寒门庶族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使诗人早有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凌云寸心”。

文宗朝正值诗人的青年时期，也正是他积极追求功名，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竭力奋斗的时期。可是，此时唐王朝的黄昏时期已经到来。821年，河北三镇复起之后，藩镇更加跋扈。唐中央朝廷或“经岁不问”，或“不必计其顺逆"，反给加官，甚或下嫁公主以求表面的臣属关系。即使偶有征讨，腐朽的唐军军纪败坏，将领虚报战功，以邀厚赏。

正如诗人在《随师东》中揭露的“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唯是极孙歆”。藩镇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不但战事发生的沧州“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存者什无三四”，就连唐朝中后期所依赖的主要经济基地江淮也“为之耗弊”。

与此同时，宦官更加专横。特别是太和九年“甘露之变”以后，宦官借机大量屠杀朝臣，造成了“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的恐怖局面。时局越是逆厄，统治者越要残酷压榨劳动群众。正如诗人所写：

“国蹙赋更重，人稀役更繁。”

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产。837年冬，诗人从兴元返回长安，途中目击京畿地区的情况是他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所说的：

“高田长檞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

尽管唐朝的大厦将倾，838年以前，年轻的诗人仍然饱含着欲回天地，力挽唐朝危局的政治热情。他幻想着贤臣秉钧，官清吏善，无战争骚扰，人民安居乐业的“贞观盛世”在晚唐出现。

他写了《随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直接揭露时弊的咏史诗歌。在这期间，他虽科举两次遭到失败，但仍然希望通过仕进道路，接近皇帝，为拔除唐朝衰颓祸根：“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谤沱污紫宸。”

从对时局的看法来说，诗人目睹蒲镇骄横，宦官专权日甚一日，正直人士相继遭受贬逐等活生生的事例，尤其是目睹“甘露事变”后宦官大量陷害朝臣的惨景，已经认识到要挽回唐朝的危局，是很难办到的。

因此，他在愤怒抨击弊政的同时，对时局产生了“荆棘铜驼”的隐忧，发出了“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忌未多”的感伤哀叹。他已明白在“九重黯巳隔”的情况下，自己挽救危局的主张无法陈述，只好“涕泗空沾唇”。

从个人遭遇方面来说，怀才不遇的遭遇，使诗人在遭受压抑进行控诉的同时，也产生了失意苦闷的感伤心情。因此23岁落第后，一度“学仙玉阳”。此时写的《东还》借学仙寄慨道：

“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长梦采华芝。秋风动地黄云暮，归去嵩寻旧师”。

正当上述对时局激愤而又感伤，对科场功名竭力追求而又失意惆怅的复杂矛盾在诗人头脑中交织发展的时候，他于837年虽中了进士，但在隔年的应博学宏词科考试，被牛党因婚姻之故，斥为“背恩”，从已录取的名单上钩销了。

839年诗人应吏部考试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遭牛党排斥，外调为弘农尉。这时，黑暗冷酷的现实和屡次的挫折给年轻而富于政治热情的诗人的打击是够沉重了。

他在《安定城楼》中愤恨地指斥排挤他的党人，“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夗雏尽未休”，他在《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苗》中，凄婉地唱道“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他在《有感》的“中路因循我所长”中，进一步认识到，处在唐朝的黄昏时期，处在党争夹缝中，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是“强安蛇足”，极为失望地哀叹“古来才命两相妨”。

此时，较之以前，原来对黑暗腐朽势力敢斗争的精神减退了，直接抨击时政的作品减少了；对唐王朝命运的忧愤感伤，及怀才不遇的苦闷傍徨的作品增多了。但是，诗人“殷浩当世之心机”并没有泯灭。

于是，他便把对腐朽势力的揭露鞭打，把怀才不遇的苦闷，通过吊古咏史的形式表现出来，开始了他的咏史诗创作的初期阶段。

在这一段时间里，诗人于838年写的《漫成三章》以何逊自喻，抨击了牛党对他就婚王氏进行的谗毁；839年写的《自贶》用陶渊明的故事，抒写了自己不与腐朽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傲岸孤直的斗争精神，840年写的《咏史》借对唐文宗励精图治无成的哀叹，暴露了晚唐“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的颓唐之势，表达了诗人忧困忧时的心情。

在这一段时间里，诗人的咏史诗数量虽不多，但在内容上和基调上都对以后写的咏史诗起了开端和奠基的作用。

武宗李炎为人“沈毅有断”。他任用李德裕为宰相，做出了一些改革弊政的成绩。并启用出身草莽，屡立战功的石雄，在843年春在杀胡山大破回鹘，北部边疆获得了暂时安宁。

对于宦官专权，武宗也略有节制。844年打击了藩镇刘稹，平定了泽、潞五州。武宗朝政治上的起色，改变了李商隐对唐王运的失望态度。从而，又唤起了他的政治热情。

加之，843年，他又做了秘书省正字，对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又充满了信心和幻想。后来诗人因母丧退居在家，也深为“身闲不睹中兴盛”而感到遗憾，急于为国建功立业之情跃然于笔端，足见他那时政治热情之高。

正因为如此，诗人直接揭露痛斥国家衰亡祸根，表现自己政活主张的创作进入了高潮阶段。这时他写的《哭刘蕡》、《哭刘司户蕡》、《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登霍山驿楼》等，皆是深沉激愤、痛快酣畅之作。

显然，在此时写作以曲折见忌的吊古咏史诗，从主观和客观上讲，都没有必要了。从确信的编年诗来看，841至844年，诗人连一首咏史诗也没有写。

但是，武宗朝也存在着不少弊政，特别是武宗本人宠女色、好游猎，后期更加热衷于求仙服丹，奢望长生不死。李商隐作为一个正直的诗人，他的政治抱负是挽救危局，实现国泰民安。而武宗后期的作为，又与诗人的政治抱负发生了矛盾。对于当时皇帝，他不好直接抨击，于是便采取咏史的方式，以托讽意。

所以，从845年冬到846年，李商隐的咏史诗每篇都与讽刺皇帝求仙有关。如《汉宫词》、《汉宫》、《茂陵》、《瑶池》、《过景陵》、《华岳下题西王母庙》等。

宣宗朝，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更为嚣张，牛党得势，残酷打击李党，朝政处于混乱之中。宣宋又“务反会昌之政”，把唐王朝颓亡的祸根再加深了一步。

另外，宣宗还一反武宗扭转钱重物轻的措施，恢复了中唐“两税法”实行以来钱重物轻的积弊，使农民受害更深。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鸡山、湖南等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此间种种，又将李商隐在武宗会昌年间焕发出的希望与理想击碎了，使他沉浸到“金刀历数终”的忧愤感伤之中。

此时在个人遭遇方面，未入党局的李商隐又受到执掌大权的牛党人物的排斥。他不久就离开了秘书省，宣宗朝的绝大部分时间，诗人一直给人充作幕僚，后虽被荐为盐铁推官，但终生坎坷，抑郁不舒。再加上851年，多才多情的妻子王氏病故，孤寂、幽伤又折磨着诗人。他在《樊南乙集》自叙说：

“五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

此时，在内外压力下，诗人的心境，在《写意》一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愤怨惆帐、凄惋悲凉地道：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断正长吟。人间路有潼江险，天外山惟玉垒深。日向花间留返照，云从城上结层阴。”

但是，巨大的压力，并没使李商隐忘怀时世。如在《杜工部蜀中离席》的“雪岭未归天外仗，松州犹驻殿前军”的诗句，表现了对国事的密切关注；家庭的不幸，也没有使诗人堕落，“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说明诗人壮心不已，仍渴望用世，施展抱负。对于污浊的政治环境，诗人则以“高松出众木”为喻，表现了孤直傲岸，不随波逐流的品质。

正是由于诗人处在目睹唐朝的行将灭亡，义不忍其灭亡，想匡国治弊，却屡遭排斥的矛盾之中。在诗人看来，自己大声疾呼，直接指陈时弊已没有必要和可能了；但是，诗人又不愿逃避现实。于是，把自己进步的政治思想，通过总结历史上的亡国教训，针对现实曲折地表现在咏史诗里，便成了李商隐后期从事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

因而，这一时段咏史诗的数量质量、广度深度都超过了过去，形成了他的咏史诗的高潮阶段。最能代表这一段特色的咏史诗有：《梦泽》、《题汉祖庙》、《隋宫》、《南朝》、《筹笔驿》、《宋玉》等。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商隐的咏史诗是晚唐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是诗人特殊遭遇的产物，是诗人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的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