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洗兵马》：在歌功颂德的掩映下，暗藏着对唐肃宗的讽谏

“安史之乱”发生后的第三年，公元757年，唐朝廷终于迎来利好。这年10月，唐朝军队收京后，捷报频传，当时“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至758年春，叛军安庆绪已是“困守孤城，人心离”，朝廷胜利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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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朝廷里以唐肃宗为首，大多数人都陶醉在“中兴”的喜悦之中。认为当务之急应为重整朝仪、庆贺升平。他们不顾相当一部分地区仍处在战乱之中，不考虑刚刚安定下来的朝廷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对胜利后如何方能长治久安更无远虑，一味忙着祝捷庆功。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左拾遗的杜甫写下了长诗《洗兵马》。

这首长诗语句工整，用词典丽，气势雄浑。表面上以歌功颂德为主，实则“寓讽刺于颂祷之中”。它是杜甫在举朝欢庆胜利之时，写给皇上的一份别具一格的“谏书”。

自两京收复后，杜甫一直跟在唐肃宗左右，亲身体会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中兴”气象，过着一种“天颜有喜近臣知”的生活。起初，他对形势也非常乐观，曾和王维、岑参等同僚互相唱和，写下不少歌时颂圣的诗篇。

但是，渐渐地，他身居禁掖之中，透过升平的外壳，看到了朝廷内外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且预感到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致君尧舜”的信念和作为谏官的强烈责任感的支配下，他觉得应该向皇上提出告诫。于是，他采用诗歌的形式，把时弊和自己的见解统统反映了出来。

杜甫究竟讲了哪些问题？

诗歌开篇，杜甫就高度评价了“中兴诸将”的历史功绩。杜甫认为，正是有了“成王”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郭相”郭子仪、“司徒”李光弼、“尚书”王思礼等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所以才再造了唐王朝和平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他在诗中尽情地歌颂他们，希望皇上能奖赏并重用他们：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

对这几个人的评价，在当时是并无异议的。但作为“谏书”，杜甫的这些赞词还包含着其它意思：这里面暗含着他对回纥军队的反感，和对皇上借兵这种做法的讽谏。

唐肃宗即位后，深怕自己只靠着“区区适长之名，未足以惮压天下”，故借兵于回纥。回纥当时是个生产力发展低下、“以寇抄为生”的游牧民族。安史之乱前基本上与唐王朝和平相处。

回纥善骑善射，勇于战斗。本来如果处理得好，向他们借兵也未为不可。但是，由于唐肃宗过于轻看自己的军队，一上来就同回纥达成了“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的错误协定，从而使得这种借兵，竟成了引狼入室的一种卖国行径。

对这一严重的失策，杜甫大为不满。早在《北征》、《收京三首》等诗中，他就一再指出，这样向回纥借兵，不仅会给百姓带来灾难，还会给朝廷带来威胁。其实，当时如能对自己的军队调动适宜，是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收复两京中原的。

所以对回纥兵多借不如少借，少借不如不借。既已借了，就应提高警惕。但唐肃宗根本不听。结果两京收复后，回纥“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与贼无异，百姓不胜其弊。

在这种严酷的事实面前，唐肃宗不但不觉悟，反而“惟其所欲”，并在《封回纥叶护忠义王制》中称其“蒙犯曾不辞其劳，急难无以逾其分”，使回纥充分尝到了抄掠的甜头。于是提出要继续输入兵力，说是为了“余孽”。这分明是回纥“意犹未厌”，欲借机再行虏掠，而唐肃宗竟然“优诏许之”，使杜甫更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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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肃宗这样做，关键是不相信自己的将士。为扭转皇上这一偏见，他极尽颂扬之能事，把“胡危命在破竹中”归功于“独任朔方”，把“整顿乾坤济时了”归功于“二三豪俊”，把己方将领的形象刻画得十分高大，而对于被皇上誉为“功悬日月”的回纥军队，却毫不称许。

只一句“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杜甫就点明了其危险性，它使人意识到回纥的贪婪本性，使人对于京师里充满了这种人而深深担忧。

杜甫用心良苦。然而遗憾的是，唐肃宗急于求成，一意孤行，至使回纥恃功自傲，“略华人，辱太子，笞杀近臣，求索无倪”，唐朝“引外祸而平内乱”，终于不胜其弊，吃了大亏。

杜甫在诗中，提到了另外几个人物：

“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

这里杜甫一没写出真实的姓名与官职，二没有平均使用笔墨，因而引起后来读者的纷纷猜测和议论。

其中“张子房”借指张镐比较肯定，《通鉴》记至德二载夏四月“以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旧唐书·张镐传》记他为人“不交世务，嗜酒好琴”，天宝末“自褐衣拜左拾遗”，《新唐书》称其“仪状壤伟，有大志。”这都和杜甫描写的特征相符合。

而“萧丞相”最有可能是借指房琯。这不仅仅因为房琯曾“自蜀奉册留相肃宗”，并于758年春仍在京师做太子少师的缘故，而且据《汉书·萧何传》记载，他的主要事迹之一是“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为刘邦组织了兵力。

而房琯的主要事迹则是建议诸王分镇天下。据说安禄山一见分镇诏书，立刻哀叹：“吾不得天下矣”，因为“难危之际，以亲王重藩分布外镇夹辅王室，统系人心，自是长策”。这说明房琯之策也有组织兵力的作用，杜甫这么比是有道理的。

杜甫把房琯、张镐比作萧何、张良，引起了许多后人的疑问。如宋代《蔡宽夫诗话》云：

“镐虽史称有王霸大略，然当为相、收复两京时，不闻别有奇功……岂史事或有遗耶？”

人们对“萧丞相”的争议，也是这个意思。于是有人解释说，杜甫是因为和房张私交甚密才这样做的。的确，杜甫和这两人关系不错，但是如果说杜甫只为这个抬高房张的声誉，不仅小视了杜甫，而且忽略了其中的深刻含义。

自从唐肃宗即位灵武，朝臣们自然分成了蜀郡、灵武两个集团。新旧两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房琯被罢相，首先因为遭到了新派人物贺兰进明的谗毁；张镐虽代琯为相，但此时相位也已岌岌可危。因为他“未尝降情结纳”那些得势的新贵，从而被这些人诋毁为“无经略之才”，使肃宗对他很不感兴趣。

杜甫在禁掖之中，深知这些情况，他很忧虑。因为一旦张镐再被罢相，下一个候选人就很可能是个灵武新贵。杜甫并非出自派性而反对灵武集团。

事实上，张镐，房琯等玄宗旧臣，虽不尽是张良、萧何式的人才，但多数作风比较正派，具有复兴国家、整顿纲纪的抱负。而靠滥封滥赏爬上来的灵武新贵，则多是投机取巧的小人，并怀有野心。

这种人上台，势必给“中兴”带来危害。因此，杜甫才有意抬高玄宗旧臣，并着重为张镐制造舆论，因为“琯已罢矣，犹望专用镐也”。

这个谏议当然更不会被肃宗采纳。没过两个月，张镐罢相，杜甫因与旧党亲善，随之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贾至、严武等其他蜀郡官员也接连贬出京师。正如钱谦益指出的：

“琯败师而罢，镐有功而亦罢，意不在乎功罪也”。

《洗兵马》诗中最尖锐也最含蓄的内容，是通过对李泌等人的描写，揭示皇上父子之间的矛盾。诗中写道：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李泌于收京后“固辞还山”，是当时的一件大事，故此处“隐士”即指李泌是肯定的。李泌是肃宗朝真正的“张子房”式的人物，从马嵬坡分兵到收复两京，肃宗的每一个胜利，都和李泌分不开。但杜甫对他的丰功伟绩只字未谈，只提出他归隐一事，这其中大有文章。

李泌归山肃宗是有责任的。公元757年9月，李泌提出辞归时对肃宗说：

“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

这就明确表示他担心肃宗会像勾践那样杀功臣，并透出李辅国等企图加害于他的消息。这显然是对肃宗的试探。如果肃宗真像他说的那样：

“岂有如朕而办杀卿耶？”

他完全有力量为李泌创造条件，让他继续为相。“然奈何泌反复数百言，而肃宗终不喻耶。于是固请而必去矣”。

其实肃宗哪里是“不喻”，他这时从心里很希望李泌走开，因为李泌妨碍了他。李泌于肃宗朝有两大功劳：

“作群臣奉笺以迎上皇，使肃宗得上保其父……下保其子。”

而实际上这所谓两大功劳，正是肃宗必去李泌的原因。自从“玄武门之变”以来，唐朝几任皇帝几乎都不是按封建传统法制正常取得皇权的。后来是皇帝与太子之间矛盾重重。

玄宗时矛盾尤为尖锐。737年他黜杀太子瑛改立肃宗，肃宗在东宫时又“势几危者数矣”。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蜀，给肃宗造成夺权之机。

但玄宗并不甘心失掉皇位，他想利用房琯的诸王分制之策“以分太子之权”，使肃宗深感不安。李泌为肃宗“上保其父”，自然不会令肃宗高兴；另一方面，肃宗在得到皇位后，也开始嫉恨起太子。

尤其他看到李俶功高业大、百姓崇服，心中颇不舒服。于是犹疑反复，对李俶的封赏由楚王到成王迁移不定。李泌又“下保其子”，更使肃宗恼火。所以他才听任李泌归山。对这种宫廷秘史，杜甫只提归隐一事，让皇上自己去反省。

杜甫在《洗兵马》中这样话里有话地责备肃宗不止这一处。如说“成王功大心转小”，就是通过成王的谨慎来反映其内心的不安，据说李泌曾嘱李俶委曲顺之以保住地位；再如“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二句，也是“以颂寓规”，希望肃宗“昏定晨省”，克守子道。

但不久，玄宗就被软禁了起来，只是成王因善于韬晦，仍被立为太子，唐王朝最高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从此愈演愈烈。

唐肃宗一心早成大功，不仅对外失策，对内也有许多不当。尤其突出的是他的滥封滥赏以及他的用人问题。757年4月，肃宗下令：

“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

收京后，此种情况更加严重。另外，唐肃宗还以降将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子七人皆除显官”；至于自我标榜为“拥戴元勋”的李辅国更是势倾朝野。当时，“人竞乘时以希高位，而不知所厌止”。

杜甫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对那些投机小人非常厌恶。因此，他在诗中尖锐地写道：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杜甫认为，两京虽已收复，战乱并未平息，当前根本不是滥行封赏的时候，更何况在收复两京的过程中，这些攀附者没有立下丝毫的功劳。如此不加区别地封赏，势必会使功臣不贵、小人不贱，继而造成“贤者不为尽节，怨乃以生”的局面。

这不仅会使“中兴”之业功败垂成，还将使朝政趋于腐败。在这一点上，唐朝是有过深刻的教训的。安史之乱的爆发就和唐玄宗晚期滥封滥赏有关。在当时杜甫就说过“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并于《丽人行》等诗中一再抨击“请公衮衮登台省”，“炙手可热势绝伦”的现象。

此时，他害怕肃宗重蹈覆辙，所以他以夸张的手法，把滥封滥赏的局面写得十分严重，以图使皇上觉悟，刹住这一歪风，免得朝廷大权落在小人手里。

然而，肃宗当时已被一伙小人捧得飘飘然了，杜甫的这番逆耳之言根本不起作用。结果政权终于落在了李辅国等人手中，朝政日益腐败。

杜甫向皇上做了这四方面的“谏议”之后，于长诗结尾处，突然渲染了一番“祥瑞”气象：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传说虞舜时，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又传说王者刑罚中时则银瓮出。杜甫用这类典故写时事，似乎是对肃宗朝的高度赞誉，可读起来却和前面的内容很不协调。

可不是吗？杜甫把一个存在着那么多问题的朝廷比作圣世，实在让人难以信服。而这正是杜甫的用意所在。

收京后，肃宗“颇好鬼神”。于是，当时各郡县官吏争相效仿，搞得一时乌烟瘴气。杜甫以为，一个明智的君主，即使胜利了也应安不忘危，何况目前尚有这么多的问题。这时候搞迷信谶讳，不仅是自欺欺人，而且能削弱斗志，给小人以可乘之机，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所以，他有意识地用前后矛盾的写法，让皇上自己去体会其中的劝谏意义。并且作为鲜明的对比，指出什么是当务之急：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这里，杜甫终于正面提出了劝谏的最终目的，希望皇上识别轻重、为民造福，早日实现真正的中兴。

杜甫在朝廷上下一片欢呼声中，能提出如此尖锐、深刻的谏议，实在难能可贵。特别是他在房琯事件后，处境已很不妙，而仍能不顾个人安危，以诗歌为谏议，更令人钦佩。

遗憾的是，他和他的“谏议”都以同样的悲剧命运告终，唐室“中兴”的幻想也最终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