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从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全方位深入推动。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准确认识人口在我国的双循环中的历史作用，科学研判人口发展新形势对双循环格局的影响，积极以人口发展促进双循环发展。

人口因素在国际大循环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种基本方式，其相对重要性是由发展环境和发展模式决定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内，在特殊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上属于内循环模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国出口货物和服务额占GDP比重不足5%，国际循环的作用极为有限。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我国的国际循环强度有所提升，出口货物和服务额占GDP比重逐步提高至5%。可见，当时国内循环居于绝对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国际循环地位开始提升。1980年代初，我国出口占GDP比重开始超过美国，本世纪初开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06年达到36%的历史峰值，之后趋于下降。2019年我国出口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27.2%降为18.4%，高于美国，与日本相当，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际循环强度趋于下降，国内循环强度明显升高。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大循环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因素在我国双循环格局特别是国际大循环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加之特殊国际环境，我国的国内循环占据了绝对主体地位。随着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日趋增大。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1970年代的56.5%提高到1980年代的63.1%，开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90年代开始高于高收入国家，到2010年达到73.3%的历史峰值，由此形成了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抚养负担低的人口红利期。在此背景下，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成功加入WTO，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以国际大循环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人口大国的普遍经验

国际循环既是国际合作形式，又是国际竞争形态。一般来说，人口小国与人口小国之间、人口小国与人口大国之间的竞争程度较弱。人口小国的经济体量较小，经济增长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对于人口大国而言，其较大的国内市场能够支撑专业化生产与市场分工，对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近10年，以出口占GDP比重测算，世界各国的国际循环比重均值为29.8%，对应的国内循环比重为70.2%。其中，人口规模小于100万的国家的国内循环比重均值为37.1%，人口规模介于100万至1000万的国家均值为48.5%，人口规模介于1000万至1亿的国家均值为65.7%，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均值为76.5%。可见，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其内循环比重越大，且居于主体地位，这对于我国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口发展新形势要求确立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是全球发展格局演进的重要驱动力量。近百年来，世界人口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转变进程不平衡，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持续走低，亚非地区的世界人口重心地位日趋提高，人口作为生产和消费主体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驱动下，发达国家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凭借人口红利逐渐成为“世界工厂”，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9.8%，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既面临人口众多的压力，又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突出表现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8.9%升高至2019年的12.6%，总抚养比从34.2%升高至41.5%，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趋于减弱。在此条件下，依靠劳动力成本低的国际大循环竞争力已经不可持续，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成为必然选择。

积极发挥人口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能动性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从人口角度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补齐人口领域的短板，发挥人口因素的主观能动性，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深化人口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口既是消费主体，又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供给侧看，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足，有9亿多劳动力，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超过1.7亿人，研发人员总量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人口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刚超过60%，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50%，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约仍未完全消除。为此，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落户渠道，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同时，继续提高人口素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此外，要积极发展托育、抚幼、养老等事业和产业，积极发展医养结合等，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增强公共卫生服务，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发挥超大人口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我国拥有14亿人口，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7.4%提高至2019年的57.8%。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还有较大空间。目前，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55%，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南非、印度、俄罗斯的平均水平均超过70%，我国居民消费还有较大潜力。为此，一是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挖掘人口城镇化的消费空间。随着更多流动人口转为市民，将带来消费规模和结构的显著变化。二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即便城镇化率达到80%，我国还会有3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三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能力。要强化就业导向，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二次分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解决好医疗、保险、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

作者王钦池，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