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作为贾府的“公子哥”，不轻视女性，不薄待丫环，特别是对林黛玉的爱情，纯粹高洁，尤其可贵。但是，即此而称之为“叛逆”，却远远不够。
历史上的叛逆，总得有点宏大的政治理想，有点桀骜不驯的性格，有着愤世嫉俗的行动，对于和他的自由倾向相抵触的事物敢于抗争的。宝玉却没有，最多只有一点内心不满和行动上的逃避而已。
有人说，他不是有反对科举、反对忠君的言论吗？我认为那是不自然的，仿佛是作者在出面替他说话。宝玉一生在香闺中过着风月诗酒生活，极少不接触社会，不留心政治，根据什么反对科举？只在他老子客厅里见过几个请客，听到一点酸腐的言谈，怎么能够洞察“国贼、禄蠹”之害？
他对贾雨村有反感，也不像是针对那贪官的罪恶，只是看不惯那种官场的俗态。而对于和贾雨村罪恶有直接关联的呆霸王薛蟠，因为是他表兄，就不但不嫌弃，而且感情很好，甚至对英莲的屈辱，冯渊的枉死，全然不闻不问。可见他对官方真正的邪恶并没有什么憎恨。
他和他老子贾政，思想倾向应是对立的；然而见了面，他不但不敢发一句牢骚，而且恭顺无比，甚至挨了毒打也只会哭，毫无怨言，毫无不悦之色，连“腹非”都没有。这样把父子天伦看得神圣不可侵犯，实在不像个“叛逆”者所为。
他私下在姊妹、丫头中间鄙薄功名利禄的言谈，是空洞无物，苍白无力的，因为他并没有真实情感。至于他攻击“文死谏，武死战”，则更无来由，而且可笑。这话原是《红楼梦》作者从李贽言论中借来的，但拿它放在宝玉嘴里说出，可谓不伦不类。
李贽曾说，战国时期，许多才智之士都到秦国去了，然后“屈平始以死谏显于楚，李牧始以死战显于起”，死了也无济于事。这种话绝无是非原则，纯是以成败论人。屈、李是卓越的人才，他们出于爱国热诚而“死谏、死战”，决不是愚忠愚孝，更不是沽名钓誉。对于这样的人，名士李贽是不应该轻言菲薄的，少爷贾宝玉更是不该鄙弃。
事实上，有些昏君、暴君拒谏，避战，杀戮功臣，反诬他们为沽名钓誉，彰君之恶，真是冤枉！
而且，李贽的有些观点本是混乱的，如他赞成卓文君，却也为节妇烈女作传；他重视气节，却也极口誉扬冯道；当他要推崇才智之时，就把所有忠君爱国而失败的人完全说成因为无可奈何而杀身殉名，这是极不公正的。国难当头而反对“死谏、死战”，那么究竟赞成什么？是赞成消极逃避或屈辱求和吗？是静待昏君自行变为明君，敌人自行退却吗？
况且，封建时代也有不少优秀人物，或能治理国家，或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科举出身的人中也不乏其例，岂能一概抹杀？岂能以宝玉这样的人来菲薄那些有用之才？
作者介绍宝玉，曾说他“不肖无双”，“于国于家无望”，“叛逆”论者认为这是“寓褒于贬”，但不知有什么值得“褒”的。
宝玉，前人赞为“怪之情者”，其实首先是一个“色”字。他之好色，极为广泛。除了对黛玉钟情，不仅取其色相之外，凡是年轻貌美的女子，他无一不爱。
才女钗黛，自不必说；丫环如晴雯、袭人、金钏、柳五儿，优伶如芳官、龄官，亲戚如尤氏姊妹、秦可卿，皆在爱中。听说夏金桂貌美，很感兴趣。甚至从未见面的秋芳，有人来给说媒，闻其美貌，也心向往之，连他素所厌恶的秋芳之兄传试，也不得不加以礼遇。
贾政让他歌咏林四娘，因为林四娘是个美人，他也就忘了这是一个“武死战”的将军了，于是精心为之，极口称赞。但这首诗，要点不在歌颂林四娘的忠勇，而是着力写出“丁香结子芙蓉绦”的华饰，“浓桃艳李”的姿容，“霜矛雪剑娇难举”的柔美之态，仍是从好色出发。假如描写对象不是个美女而是个彪形大汉，宝玉就无从下笔了。
宝玉爱女人，说她们是水做的，远胜于泥做的男性浊物，这被认为突出的叛逆思想。宝玉不歧视和虐待妇女，自然是好，不过这也是他性情宽厚之处，并非以男女平等的理想为指导的。
封建时代，女子是男子的私产，即生活资料之一，根本无权处理自己的命运。高贵玩物，会受到主人的宠爱和优待，因为需要她们承欢，也就不免要取悦于她们。南齐的第六位皇帝萧宝卷怕潘妃，挨揍不敢还手，只希望打得轻一些，这正是蒲留仙说的“畏其美也”。
宝玉从好色出发，甚至表示愿为所有的漂亮姊妹而死，也正是这种心理。他有男女平等思想吗？同是女子，他也不是一样对待。丑的，老的，或者出嫁了的，他就不喜欢，以至厌恶。
晴雯，因为是个绝色女子，受了诬圈、迫害，他表示悲痛；如果傻大姐被逐，他便将无动于衷，或者不屑注意。李妈妈是他的乳母，他见了就厌恶，这不仅是嫌她唠叨。
一般说来，作为一个公子哥儿，宝玉是善良的，不同于淫滥、薄幸之辈；但也有些地方，他和那些纨绔子弟并无两样。例如调戏了金钏，又甩手溜掉，致使金钏受辱自尽。他对柳湘莲介绍尤氏姊妹说：
“我……和他（她）们混了一个月……真真一对尤物！”
这纯是浪荡公子的口吻，对于破坏尤三姐的婚姻很起作用，虽然他并不自觉。至于他和冯紫英、薛蟠等人相聚吃花酒，就和一般世情小说所写的才子无甚区别，不大像个叛逆。如果说不爱读经、无意科举的人就是“叛逆”，那么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徒，那些专以吃喝嫖赌为务的浮浪子弟，岂不都成了“叛逆”了吗？
宝玉受到压力、处于逆境的时候，总是忍让、屈从，或者逃避。晴雯是宝玉最爱的奴婢，当她遭到谗谤和打击，染病在床，被王氏严令驱逐之时，宝玉以掌上明珠的身份，连一句好话都不敢说，听之任之。这莫非是反对“文死谏”的具体表现吗？想起他平时那些无知而自命不凡的牢骚，行为却如此卑怯，岂不令人失笑？
再说林黛玉，宝玉对她一贯钟情，那是没有可说的。但在他们的婚姻悲剧发生之前，作者给宝玉巧妙地安排了一场神秘的病，使之昏迷不醒，从黛玉“焚稿断痴情”直到“魂归离恨天”，他一概不知，这就给他开脱了责任。
其实宝玉之为人，即使不病，在家长面前，无论心里多么委屈，也决不放为保护黛玉而出头抗争的。假如他清醒，眼看黛玉惨死而无所表示，则太不像话。
宝玉出家，似乎是他“叛逆”的顶峰，但这仍然是逃避，不是抗争。佛祖出家，是有济世之志的。为了追求一个高尚的理想，不惜抛弃富贵荣华，长期甘于清苦而不灰心。不论他那济世的药方是否灵验，总是其志可嘉。
可宝玉“志”在哪里？只想到自己的风月繁华生活不能延续了，就愿意化为飞灰，随风飘散，或者让姊妹们的眼泪冲去，落入东洋大海……这算个什么“叛逆”之志呢？他出家的思想基础，似乎也很薄弱。
贾宝玉，一个温室里养大的娇儿，离开奴婢一天也不能生活，出家之后如何打发岁月，很难想象。所以只好认为他来历不凡，终于被一僧一道带走，还原为青埂峰下一块石头而已。
由此看来，作品所写的宝玉，确有爱自由的率真性格，不以富贵骄人，不尚虚伪，更无机心，是个宽厚善良的公子哥儿；但与桀骜不驯的人物相比，还不是一个类型，很难走上真正的叛逆之路。名之为“叛逆”，实在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