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在北京郊区汤山温泉宴请梁启超,座间只有后来带头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杨度作陪,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远离市区的密会,目的是拉拢梁启超拥护袁世凯做皇帝。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中记载了这次密谈的情况:

“(袁克定)谈次历低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

从梁启超的这番记载里可知,当袁克定让梁启超表态赞同袁世凯做皇帝时,梁启超表示了明确的拒绝,并因之感到祸事将近,于是立刻搬家至天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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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正是袁世凯加强独裁逐步得逞,而使他卖国面目大暴露从而声名狼藉的“二十一条”交涉尚未到来,袁世凯的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又是袁世凯要做皇帝的风声还未传开的时候,就把他袁家如此重要的“开国”大事先来和梁启超密商。

这就当时活动于北洋政府官场的头面人物的一般情况来说,不仅不敢表示反对,甚或受宠若惊,积极拥戴,以冀捞一个“开国元勋”到手;如他梁启超这样老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且可借此以“求贯彻将来之理想”,或托词“求贯彻将来之理想”以自辩解。

然而梁启超不是这样,他对袁克定(以及杨度)明白无误地表示了不赞成。这虽是朋友小聚,觥筹交错之间点到为止的表态,然而却是非同小可的表态,这是面对最大权势者的顶撞的表态,这是关系到梁启超的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安危的表态。

这样的非同一般的表态,决不是酒席上的偶然决定,而是和他平生的抱负和理想,以及与此俱来的相当自负的性格紧密相关的。他是一个有主张有作为的人,他主张立宪政治,即资产阶级宪政制度;他有作为,从汤山小宴表态起,一直到把袁世凯送进棺材,他是出了很大力气并起了很大作用的。

他在汤山密宴之后即移家天津,脱出袁世凯的视线之地。继即南下省亲,归过护宁,和袁系大将坐镇南京的冯国璋商定:

“相约入京力争,六月遂北行。住京旬余,晤袁氏数次。袁氏语我及冯将军,皆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冯将军据以宣布于各报,谓此议可暂寝矣”。

从策略上看,梁启超的这一着是很妙的,他拉上冯国璋一起进京面找袁世凯表态,迫使袁不能不说假话,又把袁的这番假话经由冯国璋而不是他宣示于天下。在后来,这就成了揭露袁世凯虚伪诡诈的一个有力的例证,也是扩大冯国璋和袁世凯之间的裂痕的一个重要因素。

接着梁启超就进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正面斗争。1915年8月初,古德诺说中国“不适用共和”的谬论见报,8月中旬“筹安会”开始活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公开上马,梁启超立即写出了那篇传诵一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这时,梁启超的态度,有很多进步人士还不清楚。因而,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徐佛苏、袁思亮还跑去见杨度,要求让梁也参加这一活动。当汤觉顿、蹇念益带着杨度的委托到天津见梁启超时,他们看到的是梁的大文《异哉所谓国体向题者》,带回的是梁给杨度的绝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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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得悉梁的文章后,也有几分惊慌,认为这位舆论“骄子”一发言,不啻金鸡一鸣,对他犹如投了一颗大炸弹,因而赶忙派人找到梁启超,以20万元巨款收买梁启超,要他放弃发表这篇文章。他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

袁马上又派人找见梁启超,施以百般威逼利诱,但都没有动摇梁的立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的要害是反对变更国体,即反对改行帝制,尽管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这篇文章多采取同古德诺、“筹安会”所散布的谬论进行辩论和对“今大总统”进言的口气,但其词锋所向是反对袁世凯作皇帝,这是明明白白的:

“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弊,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之良图,实所未解。”

这里明显地揭露了袁世凯之改行帝制是恢复君主专制的实质。

“论者如诚以希求立宪为职志也,则易为在共和国体之下,不能遂此希求,而必须行曲以假途于君主?吾实惑之。”

此话更揭露了帝制论者所说的君主立宪的骗局。

袁世凯自己并未说要称帝,在此以前反而多次表示他决不作皇帝。梁启超文章中就此着实地将袁世凯的军。他问道:若改行帝制,则将来由谁来做皇帝?“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则今大总统朝甫息肩,中国国家暮即属扩”,是万万做不得的。

“若即欲求诸今大总统耶?今大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铸,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渐兴,而大总统偶有所闻,辄义形于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坟上。由此以谈,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

而帝制论者竟欲使今大总统作皇帝,这简直是“侮辱大总统”。抑扬顿挫,极尽文字揶揄之妙,而使袁世凯哭笑不得。这样的辩难和揭露,讽刺加挖苦,对准备即将称帝的袁世凯迎头一棒,给袁的政治打击是很大的。

当袁世凯帝制的锣鼓敲得震天响时,梁启超也就毅然让他的名文与读者见面。它好像一声沉雷,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梁启超这样的名人发出如此强烈的反调,在当时引起各界的注意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