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东亚地区率先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成绩令世界瞩目。“汉江奇迹”“亚洲四小龙”这些称号都记载着韩国曾经的辉煌。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韩国没有邻国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长时间的被殖民历史使得韩国没有像日本一样自明治维新便开始积累的现代化基础。并且在日本殖民时期，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规划是“北工南农”，导致韩国独立时工业基础基本为零，甚至不能与朝鲜相比。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间经济迅速腾飞，看似风光无限，背后却暗藏着种种的不堪入目。
韩国的发展之路
韩国自1960年代开始从进口替代转变为出口导向战略。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韩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是时期韩国主要发展轻纺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时韩国工业基础薄弱，资源短缺，资本缺乏，技术落后，市场狭小，只有低价劳动力资源可资利用。
恰逢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些低附加值技术密集产业进行第一次转移之时。1964年政府提出“出口第一”、“贸易立国”的口号，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基本国策，全面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为此，政府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对一些企业进行倾斜性扶持。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韩国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欧美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再次向海外转移。到1970年代后期，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因经济不景气而加强贸易保护，导致韩国轻纺工业产品出口市场被挤压。
同时，在国际市场上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又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激烈的价格竞争。韩国政府开始通过减免税收，政策鼓励等方式培养本国的大型财阀企业，加强财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主导引进技术和生产设备，建立研究机构，帮助企业学习、模仿和应用外来技术。
到1970年代末，韩国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低成本优势不再。1980年代开始，韩国因国内外的压力，引进技术难以为继。
一方面，由于政府过去突出重工业，经济结构失衡，而工资的不断上涨导致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支柱的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强对技术、知识产权和市场的保护，引进高新技术的难度加大，韩国政府再次开始主导经济转型，也就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此期间，政府提出“技术立国”，提倡和加强自主研发技术，将产业重点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政府和企业建立了大批研究机构，促进本国的自主技术研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1990年代以后，为了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韩国将信息产业定为新的发展引擎，重点放在电脑、生物工程、智力服务、电子、精密机械、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行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向高技术方向。
到1995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0037美元，1996年成为OECD 的第29个成员国，韩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富国俱乐部”成员，跨入世界发达经济体门槛。
进入新世纪以来，韩国在两次金融危机之中尽管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但很快恢复了元气，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但仍能稳步前进。实现这一成果，与韩国国内大型财阀集团发挥出的作用密不可分。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国财阀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积极作用。
财阀的阴影笼罩在整个韩国之上
韩国财阀仍然无孔不入，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不投靠大型财阀集团就无法继续发展。许多韩国财阀除了在自身发展的行业垄断以外，还将触角伸至各个行业，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排名前四的财阀集团三星、LG、现代、SK，平均拥有68家子公司。韩国前30位的财阀企业销售额占全国销售额的40%，其所拥有的资产总量同韩国每年的GDP相当。
过于强盛的权势和经济力量，又滋生了财阀的不法行为，而这些违法的财阀掌门人往往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就算被捕入狱，也会被各种理由特赦出来，这种情况的出现让法律在韩国民众心中的神圣性大打折扣。
在韩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下，任何的新兴企业想要分一杯羹都难如登天。一旦财阀感受到自己的企业可能会受到某家新兴企业的威胁，那么财阀集团将会动用自己的势力逼迫新兴企业退出该行业。
当新兴领域有较好的利润和前景时，那么拥有巨额资金的财阀集团，就会成立子公司快速占有该领域。
政商勾结依然是韩国经济的顽疾。一旦韩国经济不景气，总统也要出面同财阀联系，请求他们增加就业机会，稳定经济形势，而财阀企业利用和政府官员亲密的关系，不断获得更多的自身利益。
韩国财阀势力甚至不将政府放在眼里，三星集团的前董事长李健熙一度公开发表对政府的质疑与不信任，也因此获得了“经济总统”的绰号。尽管经过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韩国的市场环境和经济效率有所改善，但高债务的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
财阀把持下的韩国，经济已经无法像正常过一样发展。韩国财阀展现出“大而不倒”的强大势力，将自己的经营范围扩张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这些财阀并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能呼风唤雨。以韩国最大的企业三星集团为例，曾企图开通汽车业务，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被雷诺集团收购。
韩国财阀是军政时期政府为了快速发展而创造的工具，是特殊时代催生出的产物。但是现在的财阀已经不是政府的工具了，反过来成为了绑架政府、裹挟政府的资本力量，让韩国政府和民众深陷两难困境。
尽管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但是大量的成果被财阀等少数人群所获取。造成了分配方式的极度不平衡，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无法提升，消费带动投资的循环无法实现，这是目前韩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困境。
以住房为例，韩国目前有38万个家庭住在地下室或者天台上，仅在首尔范围内，这一数字就超过23万户，占到了居民比例的六成以上。韩国的阶级矛盾越发尖锐，这一点在斩获奥斯卡大奖的电影《寄生虫》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钱人居住在山坡上的别墅内，而大量的穷人却只能和老鼠、蟑螂一起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遍布韩国底层的“野生”基督教
在财阀横行无忌，政府毫无作为的情况下，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大量韩国底层民众投入了宗教的怀抱，这些宗教大多打着所谓“基督教”的旗号，实则为假借基督教之名的地方原生宗教。
以去年疫情期间，公然违反政府防疫政策，造成超级传播的新天地教为例。这是一个由韩国牧师李万熙于1984年创立的教派。从最初的120人起步，现在规模已经扩至近30万人，在全国各地设有12支教派、100多个分会，还有专属网站和电视台。
韩国基督教派几乎都视新天地教为异端团体。在2014年韩国基督教广播公司和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第一次发出了对新天地教的质疑，他们怀疑新天地教存在使用暴力、压榨信徒及破坏信徒家庭等问题。
2016年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对其他教会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提高对新天地教的警觉，因为新天地教宣称其他基督教会均无法实现自我救赎，并对其他团体展开攻击性的传教活动，暗地煽动分裂。
宗教乱象让韩国底层民众变得更加分裂，给本就缺少奋斗希望的人们又打上了一针麻醉剂。
教派分裂将政治空间升级为宗教力量的角力场，进步派和保守派均从自身的宗教利益出发，适时进行“政治改宗”，有选择地公开支持政党候选人，政治参与俨然成了宗教利益博弈的手段，而宗教渗入的隐秘性和巨大的社会动员潜能为韩国政局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不仅如此，一些基督教教派甚至将触角伸向了宗教政党建设，创立基督教政党锚定政治支点以放大传教竞争优势，为教会长期和深入发展奠定政治基础。将信众拖进了政教合一的迷思当中，在信仰崇拜的驱动下极易造就非理性的政治行动者，底层百姓正逐渐成为宗教上层人士的工具。
韩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虽有复苏，但其经济模式始终有诸多弊端。随着自由党文在寅当选总统，对财阀的改革又再一次大刀阔斧地展开。
但是以上提到的这些根本原因得不到不解决，无论决心多么大，口号多么响亮，财阀的地位都难以轻易撼动。韩国只能成为一个，看似风光无限，实则不堪入目的“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