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全国两会上，教育成为焦点，校外培训的发展成为热议话题。
来 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记 者丨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张雅婷 王俊
编 辑丨包芳鸣 林虹 黎雨桐
“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表示。
“培训热”背后，不难看出家长的焦虑，深受“唯分数论”的影响。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校外培训机构自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人们应当视其为“提分”还是“满足多样需求”的工具？
图/新华社
监管加码难“退烧”
武汉11岁的霖霖（化名）从一年级到五年级课外培训没有断下过，周末两天时间，她要上数学、英语、舞蹈等多门课程，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北京6岁的城城（化名）还没上小学，数学、英语、编程、篮球的校外培训已经安排上了。
“上午奥数，下午外语，一周七八个补习班，逼到最后没了兴趣，也就没了学习。”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在“委员通道”的一番话，引起了广泛热议。
其实，政策层面对校外培训的治理，从上世纪90年代逐渐开始展开，自2013年以后逐渐加码。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薛海平2020年的一篇论文统计，从2013年开始，治理校外培训的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已近50份。
尤其是2018年相关举措频繁出台，当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对校外培训重拳出击；5月督导各地公开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派出7个督察组开展督查；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这也是第一个国家层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系统性文件。
上述《意见》的监管要求更为细化，具体到“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
记者注意到，自2018年起，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中，对校外培训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三令五申。
不断加码的整顿力度，是否能为校外培训降温？自2018年监管趋严后，校外培训行业开始整合与出清。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30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050所，存在问题机构272671所，已完成整改104711所，完成整改率38.40%。
不过，让校外培训真正“退烧”并非易事。上述调查报告显示，在小学阶段，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占家庭校外支出的86.9%，初中阶段占81.3%，普高阶段占87.3%，可以说家庭很大一部分校外支出都投入在了校外教育上。
贩卖焦虑的广告
“剧场效应”，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如此解释校外培训“退烧”难。
“剧场前面人站起来了，后面人就要站到凳子上，前面的人补两门，后面补三门，逐步加码，教育效率没有提高，水平还是原地踏步，学生的焦虑反而增加了，出现内卷情况。”
而在校外培训机构漫天的广告中，不乏“你的购物车里有孩子的未来吗？”“你不来补课，我们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者”等营销点，不断贩卖着焦虑。
图/某培训机构广告海报
去年“鸡娃”战线曾引起广泛讨论。霖霖的妈妈王女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现在高中太激烈了，如果分数不够就上不了高中，所以初中的娃压力很大。为了能在初中抢占优势，从小学就要开始发力。
生活中，家长们最多谈及的就是孩子的教育。虽然霖霖还在读小学五年级，已经有不少初中生家长向王女士传授经验：“抓紧时间培，拉课快，初中数学难”。
浙江大学教授吴华告诉记者，校外培训源于两种需求，一种是补偿性、补充性需求，学生没听懂或者没听够，需要在课外再来加强。第二类是竞争性需要，大家都在为下一步为升入更高一级学校获得竞争优势，想通过参加校外培训来获得这种优势。
“竞争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对校外培训有需求。”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涛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高度筛选性社会，存在一定的阶层分化。而教育体系从985、211、双一流，到不少省份开始进行普通高中与职业教育分流改革，使得焦虑下移到基础教育甚至是学前教育。
“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表示。
陈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破“家长焦虑”，这背后有两层意思，一是社会问题，家长“跟风”严重；二是资本问题，校外补习机构之所以如此火爆，以及存在诸多乱象，问题根本就在于“资本的逐利性”。就是习总书记说的，“打着教育旗号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校外培训过热背后隐含着资本逐利的逻辑。胡卫提到一组数据：2020年，培训业中面向K12的机构数量和学生规模占比分别达到25.8%和18%；在融资额最大的10笔交易中，涉及K12的有8起；而市场估值最高的10家“独角兽”教培企业，涉及K12的就有6家。
陈涛表示，资本市场抓住了中国家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社会心理，推波助澜。
“教育是为树人，资本风投进入必然导致校外培训机构数量、规模急剧扩张。”胡卫说。
“提分”还是“满足多样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表示，课外班乱象已形成了由补习机构、线上教辅平台等相关群体组成的利益链条。政协委员李剑萍提到，很多线上培训机构花巨资在营销广告上，教育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实际上，今年初，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这个难题破不了，教育的良好生态难以形成。
尽管乱象丛生，但校外培训热度不减。特别受疫情影响，学科类线上培训报名人数可观。
“不想输在起跑线上。”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中学的升学体系以分数为标准，参加校外培训主要为了提分，抢占下一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既往20年的基础教育发展，是一种不均衡、不公平的方式，尽管近几年进行系统改革，但以往的发展习惯仍裹挟着社会的“唯分数论”思想。
具体而言，他认为目前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主要为三个方面：一是制造教育焦虑进行恐吓营销，催生攀比心理，例如“你来，我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二是超前、超时、超标教学，干扰正常的教育教学生态；三是在线教育的相关问题，例如教学资质、收费退费难题、虚假宣传与承诺等。
不过，随着2020年10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校外培训的主要功能或将随之改变。该方案对学校、学生、教师的评价均进行改革，不以分数、成绩、升学率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要求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正如习近平提到，“教育，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
“当前学校的课程教学，还在有限范围内，而孩子的个性成长发展富有多样性，校外培训能从多角度、多方式来满足学生的多样需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如果按照上述方案对教育评价实施相应改变，聚焦提分功能的校外培训机构，则会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补充。
在线教育企业松鼠AI与作业帮方面均向记者表示，满足部分个性化需求，比如补差补缺、素养提升等，是校外培训应实现的主要作用。
“培训机构给了孩子机会，可以选择适合自身学习能力、教学方法的老师。教育应该是千人千面的。”松鼠AI创始人栗浩阳说。
图/图虫
政协委员建议：与全日制教育合作
如何引导培训机构规范发展，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带来的提案中，建议政府购买服务，在校内消化培训“刚需”。
具体而言，胡卫建议，教育部门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培训机构为全日制学校提供优质规范的教育资源，在学校特别是薄弱学校的教学革新、课程研发、管理优化和课后服务等方面，以不直接面对学生的形式进行专业服务，在校内消化“培优补差”的“刚需”。
“过去，已经有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合作，例如学校采购校外培训的服务，但会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机构到校内开展活动，占用了学校的资源或者学校乱收费。”储朝晖表示，事实上，这样的看法是一种机械的思维，如果要做好育人的工作，本身就应将学校、家庭与社会等多元力量相结合。
例如，在学校缺乏的艺术类特色课程资源或对特殊学生进行特殊训练等方面，学校可以从需求考虑引入培训机构的相关服务。“如果这类合作符合各方利益，有相应协议的规范，其实是双方非常良性的合作。”储朝晖说。
同时，胡卫建议，鼓励和支持培训机构利用OMO、短视频、AI+等新技术、新业态，升级教育服务产品，降低教育消费成本，丰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另一方面，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也将成为未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的趋势。
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今年全国两会带来的《关于加强中小学项目学习课程建设的提案》中也提到，当前老师都是在传统的学科教学中培训出来的，请各类专家走入中小学，也是项目学习师资培训和课程开发的重要途径。
“从当前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出发，确实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比如社会实践、游学实践项目式学习、交互式学习等。”马学雷表示，对于企业而言，在同步学科类辅导的业务保证质量的同时，开拓新的素质类业务，将是拓展商业边界的重要途径。
图/新华社
关于“教育公平”
对于社会关切的“教育公平”问题，习近平表示：“教育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跟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密切相关。我们应该通过提升中西部教育水平来促进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通过解决教育不平衡带动解决其他方面的不平衡。”
据了解，我国中小学生12个年级有1.97亿人，超过70%分布在三线城市及以外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存在不均衡问题。
在线教育提供“AI+大数据+直播”等数字教育的技术解决方案，可以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成为未来深入推进教育普惠的方式之一。
“我们70%的用户来自三四线城市及以外地区，与中小学生的地域分布恰好一致。”作业帮表示，疫情期间，在线教育需求更大，企业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乐山市等地和中小学开展在线教学，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平台建设支持。
对于全日制学校的数据化、人工智能化改造等方面，栗浩阳认为，应该由校外培训机构实现更多助力。
“国家需要建设教育信息化2.0，但教育信息化的工作无法通过学校自己完成，研发经费非常高，科研需要的专家人才也特别稀缺，企业相对来说容易实现这些工作，再由学校进行采购。”栗浩阳说，松鼠AI已进入到几万家公校，为一千万的学生提供智能作业。
同时，他希望，校内外未来应有更深教研方面的合作，让校外培训行业的产品体系帮助政府共同实现教育公平化。
例如，可以将优秀老师的教学方法及路径，制作成知识点短视频，传送到相对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或者新老师较多的学校使用；或者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打造超级AI老师，扶助穷困家庭或者偏远地区的学生免费学习。“这可能比派一个好老师去支教的效果还好，因为能为当地持续性提供更好的教学质量。”栗浩阳说。
马学雷建议，企业应当通过教育科技的优势，反哺乡镇级或者中西部教育薄弱地区的学校教育，提供硬软件的多重支持，或提供相关教师资源培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本期编辑 黎雨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