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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我正式离任宜都市长到巴东上任县委书记。车行至野三关镇泗渡河，一出隧道，眼前是亚洲第一高度的特大桥，桥面下560多米的深谷，两旁雄健的山的轮廓，茂密的森林，山涧的清流，雄壮美丽的江山让人震撼。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命运中最大的挑战就在前面虎视眈眈地等着我，我即将与它猝不及防地相遇。
到达县城的当天下午，我的第一件事是和县长刘冰在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刘冰年长我8岁，在巴东多年担任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此前当地都是传闻他将按惯例接任县委书记，但是省委考虑到巴东那几年连续发生轰动全国的恶性群体事件，社会生态有问题，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选干部异地到巴东任县委书记，考察时强调了一个条件“到边远贫困地方任职选年轻干部”，我当时是全省比较年轻的县市长，于是被选中。所以我到巴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本来做好了准备接任县委书记而又没有接上的老县长交心。县长给我介绍了巴东的情况，并就最近要紧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但是自始至终他的脸没有放下来，没有一丝笑容，明摆着就是不高兴的样子。
头两天时间，我白天密集地跟32名巴东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一个个分别谈话，晚上分别上门拜访5位在巴东退休的正县级领导，了解巴东的县情，也了解巴东班子情况。大家普遍士气低迷，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有几位直接说巴东这个地方这几年像是中了魔咒，每年发生一次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而且很巧合地都是发生在每年的五六月份，个别班子成员干脆直接跟我预测下一次惊天动地的恶性事件可能是什么事。即将退休的时任政协主席林庭芳同志的一句“看你这么年轻单纯，我真怕他们欺负你”，让我印象深刻。尤其特别的是，有7名县级班子成员跟我谈到巴东的刁民很多，让我要有思想准备。
陈行甲（来源：巴东网）
回到人民群众中间去，最重要的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想问题，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最关注最头疼的问题。我抓住了两个全县老百姓最关注的痛点—出行难和办事难。
针对老百姓出行难，我把到巴东后的第一年确定为“交通建设年”。我下大力气争取省州交通部门的支持，集中全县的资源狠抓交通基础设施改善，那段时间几乎每两个月新开工一段主干道的改造加宽和刷黑升级，双神线、太溪线、巴野线、大清线、巴鹤线，五个大段覆盖了397公里巴东南北大通道，交通建设年的年味浓，我提出的“三横一竖”丰字形交通大格局在两年内初步形成。
针对老百姓办事难的现象，我探索设立行政时钟，限时办结，超时默认的制度。巴东对已经纳入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机构且审批权限在县级及以下层面的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按照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实行“限时办结、超时默认”制度。第一批将林木采伐许可证、村民宅基地审批及初始登记、食品药品流通许可证等人民群众很关注、很恼火的事项纳入“限时办结、超时默认”事项进行试点。
凡是无正当理由超过承诺时限不能办结的，县政务服务中心予以确认为“超时默认”，并自然赋予申请人相应的许可权利，同时按情节对经办人、分管领导、主要领导追责。在我下决心动真过硬处分了一个超期办理服务事项的林业局干部之后，行政时钟的作用开始充分发挥，干部对于来办事的老百姓，别说吃拿卡要，就是拖拖拉拉都不行。
然后是保障社会治理中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让老百姓真正“当家作主”。在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是第一关。如何精准识别“谁穷、谁不穷、谁真穷、谁最穷”，群众心中有杆秤，朝夕相处的乡里乡亲最有发言权。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评定，从过去的村支部村委会提出名单报乡镇政府和县政府认定，改为全体老百姓集体讨论确定。
针对巴东大山区“看山跑死马”的实际，为了方便老百姓，确保每家每户至少有一人到现场参加，我根据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的体会探索了“屋场院子会”的开会模式，我亲自设计了屋场院子会“八步走”的开法。全县12个乡镇所有村组以屋场院子为单位，共开了5000多场会，到场的老百姓共12万人。大家集体当面锣对面鼓评定贫困户，从会议通知记录到会场签到记录，从群众发言记录到最后公示记录，全部有档案，可追溯。所有流程公开，在全体群众“眼皮子底下算账”，精准程度大幅提高。全县的屋场院子会核查调出建档立卡贫困户5780户14017人，重新调入建档立卡贫困户5810户14752人，收集村民意见建议近6万条。
2016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6分多钟的时长报道了巴东的精准识贫屋场院子会，刷新了整个湖北上《新闻联播》的单条时长纪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讲：“要和老百姓一起算账，要让老百姓认账”，我可以自豪地说，这一点巴东彻底地做到了。
其实，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动用大量的人力、占用大量的时间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当官的有没有彻底地、真正地面对全体老百姓的勇气，有没有面对过去可能的失误甚至错误的勇气，有没有面对可能爆发的复杂矛盾的勇气。这件事我是想清楚了的，“打墙不坏头一板”，精准识别这一关不过硬，后面的精准扶贫举措都是瞎扯，所以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推行到底。我亲自带头，到茶店子镇的教场坝村三组实地参加那里老百姓的屋场院子会，老百姓当着我的面吵了大半天，我就自始至终坐在老百姓中间见证，最后终于吵出了结果，3名本来不穷却在贫困户名单里的人被拿下，5名原本不在贫困户名单里的真正的穷人进入了贫困户名单。
我很自豪的一件走近老百姓的事，是信任人民群众，赋予全体老百姓公开评价干部的权利。干部的表现好不好，民心是杆秤。一个干部只有群众说好才是党组织信任的理由。
有些干部只看上级脸色、不看群众需求，只联系上级、不联系群众，对其工作评价也是年终由领导说了算，形成领导认为好、群众感觉差的状况。我在巴东的探索是县委委托第三方独立开展民意调查，通过移动、电信和联通三家公司，将全县所有群众的电话号码采集进了数据库。第一批群众评价干部的电话访问随机打出去48000个，有效接通了28000个。
这次的民意调查针对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分别问老百姓5个问题：“1. 你找你们乡镇书记（镇长）办事，或者听说别人找他办事，他的态度好吗？2. 你对你们书记（镇长）在给你们解决实际困难方面还满意吗？3. 你们书记（镇长）经常到村里或农户家走访吗？4. 你感觉你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两年有没有提高呢？5. 你见过或者听说过你们书记（镇长） 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吗？”这5个问题分别对应“德、能、勤、绩、廉”五个考核维度，老百姓不同的答案对应相应的分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基数够大，结果就一定是公正的。调查结果出来与我平时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信陵镇综合排在第一，这个镇的书记、镇长平时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上、作为上确实是不错的。巴东把民意调查满意度作为组织评价考核干部表现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县委出台制度规定，在可比较范围内，对群众满意率排名后20%的单位不得评先表模、领导干部不得提拔重用， 就算你有再高的学历，有再大的领导为你打招呼都不行，用这条制度卡死群众评价不好的干部的晋升之路。对民意调查满意率达不到60%，群众意见较大的领导干部必须作出调整。
这是一个倒逼干部眼睛朝下的探索，效果是积极的。曾有一次我中午从绿葱坡镇路过，给镇党委书记田恒勇打电话约一起吃午饭顺便听听最近的工作情况，竟然被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原因是他约好了下午2点去枣子坪村开群众会，不好跟群众爽约。我后来在大会上表扬他，他在接电话的瞬时反应是选择去赴人民群众之约，而不是留下来陪我这个可以决定他升迁命运的县委书记。这就对了，我们共产党的执政伦理是为百姓执政，我们是人民公仆，既然是仆人，就该看主人的脸色。主人有时可能没法选择仆人，但是至少让主人有实实在在地评价仆人的权利，让主人可以给那些不顾主人感受的恶仆差评，通过影响这些恶仆的晋升之路来逼着仆人看主人的脸色。我这个尝试是想试着在管理干部上靠制度设计，不靠道德号召。
我感受很深的是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中都强调了“不得买官卖官”，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买官卖官呢？
我想是因为制度方面的不足让他们可以卖可以买。手握重权的领导一言九鼎，点谁是谁，收钱又是私底下一对一，只要谨慎一点巧妙一点，被发现的概率其实不那么高，能卖为什么不卖呢？想当官的下属只要搞定个别主要领导就可能升迁，能买为什么不买呢？不靠制度，只靠道德上的号召，反而像是在提醒某些人，让他们明白原来官是可以卖、可以买的。巴东当时的这个实践，至少往前走了一步，就是在我们还做不到让民众把他们认可的干部推上去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从制度上让群众把他们不认可的干部拉下来。让那些老百姓眼中“莫名其妙”的干部买官不那么好买了，也让想卖官的县委书记不那么好卖了
我在巴东的5年多时间，对巴东干部的最大影响是扭转了全县基本的政治生态。我到巴东之初就在大会上对着台下的干部， 也通过直播的镜头对着全县的干部群众说我不会收大家的钱，我甚至在我的宿舍外安装了摄像头，告诉大家在非工作时间我不会在家里接待干部。
可是很明显大家不相信县委书记会真的不收钱。当年底春节前仍有一些干部试图给我送钱，而且还是我认为能力很强的综合素质不错的干部。这是尤其让我难过的地方，就是大家已经不相信了，就像不相信猫儿不会偷腥一样不相信县委书记会真的不收钱。
我听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跟我讲，过去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办公室有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就是只要一进入腊月，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还有县直各局的局长就开始络绎不绝地来找书记县长汇报工作，大家在县委书记或县长办公室对面的秘书办公室排队喝茶等候，每一个等候的人都知道这屋子里的人是来干什么的，彼此心照不宣，一起喝茶聊天气氛十分融洽自然。
然后大家逐个进书记或县长办公室“汇报”一两分钟，汇报内容不过是奉送一个信封，送的不脸红，收的更不脸红。
至于单个信封的厚度，在我后来抓了那么多干部之后，根据他们的交代可以看出信封里面内容的进化轨迹，2006年底给书记县长拜年的信封里装的还是5千元，2008年底就有部分干部上了1万元，到了2010年底，可能考虑到2011年是换届之年，信封里面的厚度升级，有部分干部送的信封里开始上升到2万元。
事实上，这还不是买官的钱，大致可以理解为保官的钱。其实这些进入腊月到书记县长办公室外面等着进去汇报一分钟献上信封的，还真的只能算是和书记县长一般关系的干部，真正关系好的干部是在大年二十九或三十那天翻山越岭驱车几百里赶到时任书记县长的老家一起团年的，这样的干部不在少数。通常是书记县长在邻县老家里春节团年饭要摆好几桌，接待这些“忠诚”的部下来朝拜。
那么一般的书记镇长和局长们是否可以不送呢？
据我观察，过去送的应该是多数，不送的是少数。有一个退居二线的局长后来跟我倒苦水，说他曾经有一年春节前后家里有事，忘记给领导拜年，结果等到正月初五在街上碰到了主要领导，他主动跟领导打招呼说新年好，结果领导笑眯眯地跟他说了一句“你的年过得很好嘛，忙得没看到人啊”，吓得他赶紧回家准备了1万元，当天晚上送到这位主要领导在巴东的宿舍，领导笑眯眯地收下了，他才算心里踏实了。
我后来在2015年春节前的人代会闭幕式上透彻地谈了这个问题，按照以往惯例，讲完就由县委办公室整理出来挂在网上。因为说了很多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这篇讲话很快“火”了，微信朋友圈很多人转发。
关于春节前工作安排，我给全县干部提四点要求： 一、深入做好干部结亲活动（内容略）。二、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内容略）。三、扫干净，摆整齐，守规矩（内容略）。四、过好“廉”关。春节将至，迎来送往、拜年送礼的高峰时节也将来临。按说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六条意见、州委四个不准都已明令再三，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还会为“拜不拜年，送不送礼”纠结呢？这说明在这些明令下面还有很深的潜规则。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谈谈我的看法。
我到巴东来的第一年春节，曾经有个乡镇党委书记正月初二给我打电话，说已到了宜昌我家楼下，想来给我拜年，我当时说谢谢，电话拜年就好，面就不见了。随后该同志又发短信，说就给我带了两只腊蹄子，就表示个心意，而且已经这么远来了，希望我体谅。我当时就回信“心意收到，东西就不用了”。
事情的结果大家也可以想到，这个同志肯定是扫兴地回去了。而我呢，一天都在纠结：大过年的，人家这么远来了，饭都没请他吃一口，礼数不到啊；再说我其实很喜欢吃腊蹄子，就算接受他几只腊蹄子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吧？而且不是说“水至清则无鱼吗”，你搞得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有谁愿意靠近你呢？
结果果然如我所担心，这个同志随后见到我就有些尴尬和隔膜，虽然工作很努力，但是很少到我办公室汇报，也几乎没跟我交过心。今天这个同志就坐在下面第一排， 你的工作、人品我很欣赏。但是我知道你心头也许有个没放下的包袱。还听说一件事，前年腊月二十九或是三十，我们有个局长驱车到县外给领导拜年，回来高山冰雪，险遇车祸， 据说当事人后来跟人说起历险经历时还差点落泪。你说当天要真出了事，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有的人可能把春节视为融洽上下级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结“兄弟”、拉“圈子”以期得到提拔重用的机会。有的人本不愿送礼，但担心不拜年送礼会被视为另类，更担心“送了未必能看出效果，但不送立马就有后果”，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送礼的队伍中。还有的人“过去年年拜年送礼，今年突然不去了，总觉得欠了人家什么”，同时又担心“你不送别人送，自己不是吃亏了嘛”。有些人还可能把送礼当作与领导关系的试金石，比如一个送礼者同时给书记和镇长拜年，书记没收，镇长收了，送礼者就会想，书记是不是不信任我？看来还是镇长把我当兄弟，今后就站镇长一边吧，对书记可要防着点儿……这些送礼心态我可能还没说全，大概人人共知的“潜规则”就是这么来的。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潜规则并没在我身上产生作用。我过去在宜昌得到提拔重用，从来没有给宜昌的历任书记市长和组织部长送过一分钱。省委把我跨地区交流到巴东，三年多来我也从没给恩施州的书记州长、组织部长送过一分钱。而且我以后也不会送，一是我没有送钱的动机，我从兴山县高桥乡下湾村三组走出来，能当个县委书记已是祖坟冒青烟，官当到多大算是大？以我这点底子，能当这么大的“官”，太够了！二是我也知道，就算你想提拔送钱也不顶用，踏实工作才是正道。
我今天和大家谈这些，是希望大家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我和艳平同志深入沟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带好巴东的风气！大家想啊，如果我不收，艳平不收，书记县长都不收了，那么你给别的领导送钱干什么呀？有什么用啊？
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同事、朋友之间正常的人情往来我也常有。来巴东三年多，我赶过20多个人情，同事的红白喜事我也去过，一般是200元至500元，只上过一次1000元，就是畜牧局长覃业东同志突然去世的时候，当时我非常悲痛。过去几年，我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是才东同志的岳母给我送的一罐豆腐乳，我说这些的目的当然不是希望大家给我送腊蹄子和豆腐乳，我家只有三口人，多了我也吃不了。再说，今年过年的豆腐乳县政府办的田爱翠大姐已经说好准备帮我做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完全出于感情的人情往来是社会的黏合剂，是美好的。我想说的是我希望和大家有这种美好的、没有负担的交往。我现在欢迎大家用短信、电话给我拜年，特别提倡微信，因为微信不要钱；我渴望将来在我离开巴东、不“管”大家之后，有人上门给我拜年。到时候我一定会热情地拥抱大家，亲自下厨炒几个菜，我们一起小酌几杯。
希望大家把我说的话听明白， 我们一起过好这个“廉”节！
有意思的是我在讲话中提到的政府办公室田爱翠大姐，那两天收到好多电话找她要豆腐乳，她开玩笑说“这下完了，光是买做豆腐乳的坛子我都要买穷了啊”。
我离开巴东之后，几年里先后有七个巴东的干部在春节前后跋山涉水到宜昌老家来给我拜年，我兑现了当初大会上的承诺，亲自下厨炒菜，陪他们喝了几杯。 本文节选自《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陈行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