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美模式 ” ：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
本科教学思想及其特色初探
文 / 张爱国
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为浙江美术学院）于1963年开设了我国第一个高等院校书法篆刻专业（本科），该专业由潘天寿先生倡导成立并直接参与教学（教授草书），陆维钊（任科主任）、诸乐三、朱家济、沙孟海、方介堪等先生共同执教。
经过41年的发展，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法篆刻专门人才，至今已拥有博士、硕士、本科、专升本、专科、研修生、留学生以及函授等各个不同的教学层面，结构合理，形成了鲜明的教学特色，并由潘、陆、朱、沙等老先生奠定了既重传统、重基本功训练又充分注重并发扬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及其人文精神的教学思想，进而发展为处于全国高等书法教学领先地位的“浙美模式”，为全国各地的学院书法教学广泛借鉴和参考（它们对“浙美模式”或“因袭”、或“取其大意”、或“反其道而用之”，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切入和推进学院书法教学），对当代高等书法艺术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至今仍对我院的书法专业教学优势不甚了解或误解。比如，有些欲报考我院书法专业的考生，曾对笔者发问：“美院书法本科入学考试是否就是楷书考褚遂良，篆书考吴让之，行书考《兰亭序》……”，诸如此类的问题，让笔者啼笑皆非。
那么，中国美院的书法专业教学思想及特色究竟是什么？其教学主体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欲回答这两大问题，差可以用“浙美模式”来作答。必须指出，“浙美模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凝聚了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朱（家济）、沙（孟海）、方（介堪）等老一辈书画篆刻大家的心血。这既是“浙美模式”的一个生成特征，也是学院教学不同于传统师徒授受式教学、超越于传统师徒授受式教学的特色及优势所在。
同时，“浙美模式”的教学主体为四年制本科。概因本科教学实施于该专业创设之始，至今历时最久、招收人数最多、投入师资最强、体系最为完备、教学思想落实的最彻底、取得的规模效应也越来越突出，诚如章祖安老师所说：“本科建制是浙美书法专业真正优势所在”。（1）“浙美模式”的形成，具有原创性，也即是说，从这一专业创办伊始，就凭籍潘、陆、朱、沙、方等老先生的集体智慧，完成了自我设置。(2)这一模式不仅成为我院从事书法专业本科教学的指导核心，更以其包容性、多元性、可再生性而成为我院书法专业的一个传统、一种发展模式。因此，有关“浙美模式”的梳理、认识和研究总结将对我院书法专业今后的教学与发展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以下笔者结合学习研究及教学实践所得，试就“浙美模式”主要内容作一剖析，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师长及专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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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传统
重传统是“浙美模式”的核心思想之一，是老一辈潘、陆、朱、沙等先生的共识。可以说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我院书法专业的诞生。
“重传统”决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保守、陈旧和不思进取，在“浙美模式”中重传统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传统和创新。如潘天寿先生曾说：“中国是世界公认地文明古国，传统遗产之丰富、艺术成就之高深是世界上少有的。作为中国人应该花大力气研究、整理、宣扬我们的民族遗产，并从中推出民族风格的新成就，否则就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了。”（1959年在博物馆看书画藏品时对学生的讲话）（3）其一，“重传统”强调了艺术与人品、学问的统一，如陆维钊先生曾说：“要想把字写好，必先做个好人”；又说：“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求其风神者，当须先求人品”。（4） 这一点，即是“书如其人”这一传统书学思想积极的、正面的运用，所谓“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傅山诗句），亦是此意。对人品与学问的强调在今天看来，不仅仅决无过时，而是十分必要。
当今世界的社会与经济压力不断增大，社会竞争愈加激烈，传统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多不受认同，专业学习者的心理很容易失衡，这就更需要有这种正大的气象与信念来感染自己、引导自己、支撑自己，防止自己在专业学习上偏离传统的正道，走入歧途。
其二，“重传统”亦是强调“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如陆维钊先生60年代在给书法专业同学的讲话中，曾提出：“作为一个未来的书法工作者，必须有高尚的品德、分析问题的科学头脑、处理事务的能力和分辨美丑的眼睛”，（5）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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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基本功训练
重视基本功的训练是“浙美模式”的又一个核心思想，此处有两大问题必须说明：一、何为基本功？二、以临摹为主体的基本功训练方法。
先说“基本功”，“浙美模式”中的基本功不仅仅是指某一种或几种书体的临摹基本功，而是一个全面（如“诗、书、画、印”）的、循序渐进（不急功近利）的、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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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潘天寿先生曾说：“书法班真、草、篆、隶诸种书体都应学，这是基础，以后逐步从中选择一种多加练习，以求有所专长。”（6） 潘先生又说：“书法专业的学生，主要专业是书法篆刻，学点画，这对写字的用笔、造型也会有好处”、“文学课的比重要增强，使学绘画的学生古今书都读，能读懂古典文献，为以后的继承、研究打下基础……”（7）
此外，学养也是基本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刘江老师曾说：“加强学养也是多方面的，包括读书、行路和从姊妹艺术中获取借鉴。他（指潘天寿）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成就较高，不落小家门径（给一学生的信中语）’。又说：‘画画写字的人，不能局限于画、写一方面，对诗文、书法、画理、画史等方面的学识必须研究，学识渊博，见闻要广。行万里路，多接触大自然，增长见识，可开阔心胸’（1964年对国画系学生讲话）。”（8）
这种对基本功的重视到了什么程度呢？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潘先生曾说：“在校五年，主要就是打基础”（当时的书法本科为五年制）。又说：“基础要打好，底子要宽厚，再慢慢创风格”，因此“在校是打基础，专一创风格是以后一辈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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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以临摹为基本功训练方法的确立。陆维钊先生认为，“学习书法必须从临摹入手”。陆先生还说：“临帖就是要入帖，通过临摹，才可能逐步深入地认识临写的碑帖字的优缺点与长处”。（9） 但基本功的训练不是终极目的，不能为“基本功”而“基本功”，或徒有“基本功”而不及其余，或以“基本功”相炫耀、相自矜而不思进取。
因此，陆先生又说：“临摹是手段，是方法，是初学者不可缺少的基本课，但临摹不是目的”，“掌握了基本功，广为吸收，方可变法”，“变法与创造才是学书的目的”。（10） 基于这样的“目的”，陆先生还主张学书应碑帖齐下，认为“碑可强其骨，帖可养其气”。由此，碑帖并举已成为“浙美模式”中一个重要的教学思路及传统被延用至今。
不仅如此，在培养和训练基本功阶段，还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因为学书者的天赋与兴趣不一。故陆先生说：“历来书体多样，好尚各异，甲所爱者，乙未必爱；甲所宜者，乙未必宜，应各从学者之所好，而不要强行学某家某体。”（11） 对传统与基本功的真正理解与重视还明确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潘天寿先生强调的“学生应临古人名家范本，不应学教师的作品”。这同样成为“浙美模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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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只有将学生引导至传统的汪洋大海，才能眼界开阔，思路明晰，才能真正的理解传统、尊重传统、重视传统，才能真正认识到创新之不易、原创之大不易而突显出传统的高、精、深、雅——光彩照人！气象万千！学生的目光才不会仅仅局限在自己的老师身上，这一点至今仍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
再者，基本功的训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中国书画艺术的特点决定的。“浙美模式”充分尊重这一客观规律，将基本功的训练作为一个长期的、不断积累的过程来对待，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全面合理的基本功结构（如潘先生强调的“诗、书、画、印”不要“三绝”要“四全”等著名观点，此不赘引）、着眼于厚积薄发、着眼于大成，而不仅仅是争一朝一夕之短长得失。
这是“浙美模式”中的又一大特色。从1963年招收首届书法本科以来，我院书法本科“文革”前招了两届，“文革”后自1985年恢复本科招生以来招了12届，至今共招了14届（其中4届尚在读），共培养了100多名专业人才，其中大部分都活跃在大专院校、艺术研究、出版、文博等专业岗位并卓有成就，“浙美模式”的规模效应正在充分显示出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效应”还会更明显、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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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分注重及发扬中国书法的艺术性
刘江老师所撰《中国书法教育的奠基者——陆维钊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初探》一文中曾提及“他（指陆先生）在《书法欣赏》的提纲中，将书法开始阶段是文学发展，逐渐衍化为书法艺术分为三个阶段：即符号明确能看懂意思是第一级；第二级是求美观，即整齐、匀称、统一，以达到更好的宣传交际效果；第三级是第二级的再加工、艺术因素更丰富，可比之为有生命的东西的姿态、活动、精神、品性的美，他这个欣赏的三个级，也可说是书法学习的三个阶段，循序渐进，不可超越，方能稳步前进。”
无独有偶，潘天寿先生也曾说：“吾国的书法，自周秦以来，就为广大的群众所公认为艺术品之一，与绘画艺术有并列的地位。印章自元明以后，西泠八家、邓派、徽派，也与书法相似，成为一种独立的篆刻艺术。这些自成系统的独立的艺术品种，构成我国传统艺术上辉煌的成绩，而且是相互关联而分不开的。”（见《潘天寿谈艺录》）
上述陆先生这段话，讲得明白晓畅。其中的第三级就是对中国书法艺术性的强调和阐释。这一观点非常重要，这说明，尽管潘、陆、朱、沙等老先生本人的学问人品深醇，也很重视道德文章、修养学识，但他们并没有“以学问代艺术”，或径“以学问为艺术”。而是在强调学问修养的同时，也强调书法的艺术性及其独立的品格。这就比仅仅强调做学问，甚至以学问代艺术来得客观、合理和高明得多了。这同样是“浙美模式”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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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朱家济先生本身学问极好，修养一流，但他从不以此炫耀。李文采先生曾撰文指出“今人多以为书法技法仅仅是一种技术，作者只有将书法以外的‘内蕴’输入作品，才能产生书法艺术。因此又以为书法技法理论是低层次的理论，阐述‘书法内蕴’才是高层次的理论，于是前天论书与儒，昨天论书与道，今天论书与释……有永远也论不完的‘书法内蕴’。朱先生恰恰相反，只教书法技法，不谈这些内蕴。这不是因为朱先生不善于谈这些‘内蕴’，而是因为这些书法以外的‘内蕴’与学书其实并无关系。”（12）
不仅如此，“浙美模式”中的本科教学自创设至今即以书法篆刻两大艺术门类为实践主课，以至于“浙美”培养的本科学生无一不能治印，这一特色本身也彰显了这一“模式”对书法、篆刻艺术性及各自独立品格的注重及发扬，它至今仍是我院书法专业教学不同于师范类或综合类院校书法专业教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显然，在“浙美模式”中，不仅仅有强调学问修养的一面，更有强调书法本体、书法艺术表现的一面，这是“浙美模式”不同于其它许多学院教学模式的又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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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极力弘扬中国书法的人文精神
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它与汉字书写唇齿相依，合二为一体，遂又与汉文化相融合。也因此，书法既要充分发挥其艺术性，同时，又要着力于充分发挥其中国人文精神，才能真正做到内外双修，才能让书法艺术达到内在精神和外在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才是真正高级的书法艺术。
前文所引潘、陆二位先生议论较多，其所论也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一问题，此处再引沙孟海先生那篇著名的《与刘江书》作一申述：“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作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当前书法界主张不一，无所折中，但如启功先生有学问基础，一致推崇，颠扑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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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上海滩上轰动一时的人，技法上未始不好，后来声名寂然，便是缺少学问基础之故。这点我们要注意”。又说：“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各位研究学习，第一要虚心，我们几个人多少有一日之长，趁现在集处一堂，可以共同研讨，同学之间也各有短长，可以互相切磋。第二要有大志，常言道‘抗志希古’（古是指古人的长处），各位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胜过老一辈，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潘、陆二位先生创办这个专业，有远大的理想，可惜他们已不在人间，现在书法专业只我们一校，国家赋予的任务甚重，我们要特别珍重。”（13）
这两段话，前者论人文，后者鼓精神，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奋不已。尤以其中“要虚心”和“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最能凸显中国艺术之人文精神，发人深思。
这种精神在潘、陆、朱、沙、方等几位先生身上都有本质一致、表现各不相同的充分体现，他们的书艺及言传身教本身也成为一种精神积淀、智慧结晶，成为“浙美模式”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他们的艺术及精神不仅不朽！而且还将继续激励着后继者们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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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美院书法专业三十年概述》，载《新美术》1994年第1期。
（2）具体教学内容请参阅《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教学大纲》，见王冬龄老师编著的《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美术卷•书法篆刻》一书。
（3）、（6）、（7）、（8）转引自刘江老师《我国学院书法教育的倡导者——潘天寿书法篆刻教育思想与实践初探》一文，载《潘天寿研究》第二集365、362、363页。
（4）、（5）、（9）、（10）、（11）转引自刘江老师《中国书法教育的奠基者——陆维钊先生书法教育思想初探》一文，载《浙江近现代书法研究文集》第3、4、5、8页。
（12）见《书学晋人——朱家济书法教学方向》，载《潘天寿与二十世纪中国书法》。
（13）《沙孟海论书文集》574－575页。
西湖十景篆刻品鉴
苏堤春晓
庚子冬月老爱治石。
花港观鱼
庚子大雪，老爱拟汉封泥意作于湖上乐夫雅楼。
曲院风荷
庚子元宵老爱挑灯作。
三潭印月
庚子初秋，老爱作于湖上。
雷峰夕照
庚子正月拟古玺印式，老爱于湖上乐夫雅楼。
南屏晚钟
庚子冬至前三日作，老爱拟汉瓦当形意于乐夫雅楼。
双峰插云
戊戌十月老爱于乐夫雅楼。
柳浪闻莺
戊戌小寒后一日，老爱制于湖上乐夫雅楼。
断桥残雪
子杭小友存赏，丁酉小雪作西湖十景第二方，老爱于湖上乐夫雅楼。前作未能称善，因拟石门颂笔意复作。丁酉腊月廿八日，老爱于湖上云何亭。
平湖秋月
即兴为周君学弟作西湖十景组印，此第一方也，时思琪学弟同观。丁酉秋老爱于湖上乐夫雅楼。
张爱国，别署老爱，1967年生于江苏淮安，本、硕、博皆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师从王冬龄教授，200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日本岐阜女子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兰亭书法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浙江省书法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浙江省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首任研究员、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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