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被捕前是有所准备的。她藏起枪弹、烧毁文件，使绍兴知府贵福无所凭证。面对清兵的来袭，秋瑾为什么不发动大通学堂学生起义，杀贵福而占领绍城呢？我认为秋瑾自有她的意图。
首先，这是秋瑾出于战略上的深谋远虑。
秋瑾与徐锡麟议定浙皖起义计划，其战略方针是按陶成章的思想，“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即原计划浙江方面，先由金华起义，处州随后响应，待杭城清兵出击金华时，即以绍兴义军渡江以袭杭城，军学界为内应。即用调虎离山之计，实现第一步目标，袭取省会杭州。
如果攻不下杭州，秋瑾还有一个补充计划，就是“返军绍兴入金华道处州出江西以通安庆”，与徐锡麟的安庆起义军汇合，再出击清政府的“心脏”地区。然而，金华等地革命党人未及起义即遭镇压。秋瑾面对金华府的起义部队已尽破坏，而处州府的起义消息还未到来，安庆起义也失败的严重现实时，当然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
但是秋瑾在得知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并没有悲观失望，她仍然派遣体育会学生二十多人到杭州，分头潜伏作为内应。这说明她依然没有放弃攻占杭州这个战略目标。她认为只要占领杭州，上海等地革命党人必起响应，再图发展还是有望的。
尽管当时大通学堂的革命力量，足以杀贵福而占领绍城，当时学生们也要求提早起义，而后再图其余，但是孤注一掷地占领绍兴，势必招致清军四面八方的围攻，使袭取杭州成为泡影。所以，秋瑾坚不同意立即起义，“必待嵊县之兵来，然后举事”。
十分明显，秋瑾在危急关头，既不感情用事，盲目冲动，也不消极悲观，坐守待毙，而是从革命的大局和长远利益考虑，冷静沉着，等待嵊县竺绍康“党羽万余人”到来，共同袭取杭州。
其次，秋瑾以为大通学堂作为革命机关尚未暴露，只要藏起枪弹销毁革命文件，便可无事。
应当承认秋瑾的这一判断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此前已有隐蔽无事的先例。1907年4月（也就是秋瑾被害的3个月之前），官府曾以“盘察仓谷”为名，搜查大通学堂。由于秋瑾预先将机密文件藏好，枪弹也转移到安全地方，等到清朝管来盘察者过来时，已一无所有，盘察官员徒手以归。
至于这次大通学堂遭难，事后证明并不是安庆起义失败的牵累。徐锡麟安庆起事在7月6日，此后数日，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及安徽官府尚不知大通学堂事。直到7月9日，由于武义龙华会员聂李唐等被捕招供，才得知大通学堂党人与武义党人“希图接应起事”的情报。但此时仍然不知道秋瑾等革命党人同安庆起义的关系，所以，官府只是推测徐锡麟“所开学堂之中，死党谅必不少”。
当然，事变的发展也有秋瑾始料不及的一面。由于聂李唐供出大通学堂司帐赵洪富为革命党，赵被官府秘密捉拿，以及胡道南告密、绍兴知府进省请兵与浙江巡抚的密谋策划，秋瑾都未及时发现。这也反映秋瑾对当时形势的险恶严重估计不足。
最后，秋瑾的目的在于保存革命力量。清军围攻大通学堂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死打硬拚，只能使革命学生遭到无谓的牺牲。所以，秋瑾令诸学生及办事人先走，自己则束手被拘。
作为革命的领导人临危不惧，宁愿牺牲自己，而去保全同志，十分难能可贵。秋瑾的血没有白流。由于保存了革命力量，革命党虽遭此挫折，而潜力依然猛进不已。她决心以生命来唤起民众。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评价她说：
“秋瑾大概也是这样想；中国妇女还没有为革命流血，请从我秋瑾开始吧！”
秋瑾在致友人信中也曾说：
“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她认为男子死于光复者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秋瑾被捕后，大义凛然，坚不吐实，壮烈牺牲，践履了自己的誓言。
如上所述，秋瑾在清兵围捕时，没有发动起义，而是束手被拘。但这并非消极地等待敌人的处置，而是有积极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