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时期，唐文宗十分注意文化发展，推崇科举文化，重视史书编修。他本人十分好学博识，史载其喜爱清峻高古的五言诗。因为上自帝王的喜爱与提倡，下自民间私家藏书风气的盛行，尚学重史之风在大和年间逐渐流行。
在此种风气影响下，“排斥轻艳浮华之风，而回归大历之清雅明净，至此已成为当时诗坛的一种普遍趋向。”士人追求才学博识，自然冷落浅易或浮华诗风。敏感严峻的政治局势又使得主导大和诗坛的为官文人不断增强独善其身意识，在诗歌创作上从广阔天地、民生百态缩小至群体小我、赏玩宴饮，从而形成了平淡闲适的大和诗风。这是大和诗人诗风转变的整体倾向。
刘禹锡在《酬湖州崔郎中见寄》（节选）一诗指出此种创作倾向的转变：
昔年与兄游，文似马长卿。
今来寄新诗，乃类陶渊明。
磨砻老益智，吟咏闲弥精。
岂非山水乡，荡漾神机清。
崔郎中即崔玄亮，时为湖州刺史，为白居易同年进士，与刘禹锡交谊甚笃。刘禹锡与崔玄亮在早年未达时即相识交游。“文似马长卿”谓崔玄亮早年诗歌颇有司马相如风范，文辞富艳，弘丽温雅。如今诗风转向陶渊明的闲适平淡、省净高古。大概是受秀丽山水熏染，心中浮杂烦恼尽去，吟咏闲情日多而诗艺越精。
崔玄亮诗风的转变并不是个例，大和诗坛的这批中唐耆老的大部分创作都体现平淡闲适的诗风倾向。例如刘禹锡《和令狐相公春日寻花有怀白侍郎阁老》诗道出了大和文人的日常活动以及闲适自得心情：
芳菲满雍州，鸾凤许同游。花迳须深入，时光不少留。
色鲜由树嫩，枝亚为房稠。静对仍持酒，高看特上楼。
晴宜连夜赏，雨便一年休。共忆秋官处，馀霞曲水头。
诗歌为大和三年应和令狐楚之作。该诗处处在写美景与闲情：嫩叶繁枝、鲜花百色的美好春景，与友人衔杯静对、特上高楼赏景的聚会活动以及春光明媚适宜秉烛夜游的浓郁兴致。哪怕是本该因友人缺席而惋惜感伤的情绪，也因为能够在迷人的曲江落霞中共同怀念友人而变得淡而远。
感情表达平淡却真挚，不需要过多言语的刻画。诗歌内容风雅恬淡，诗中人物悠然闲适，没有华丽藻饰，没有堆砌典故，没有仕途理想，似乎只是单纯记载一场佳日赏花活动与淡淡的想念之情。
大和平淡闲适诗风的典型体现当是白居易。他在大和三年请求分司东都洛阳后，该创作倾向越发明显。其诗歌书写闲适生活，抒发闲适心情，诗风无疑也是闲适平淡的。如果说刘禹锡的闲适诗带有几许清丽，那么白居易的闲适诗可谓是平淡自然。例如《临池闲卧》：
小竹围庭匝，平池与砌连。嫌多临水坐，老爱向阳眠。
营役抛身外，幽奇送枕前。谁家卧床脚，解系钓鱼船。
诗歌以平凡的辞藻，不过寥寥几笔便将绿竹环绕、池水涟涟的居住环境，临水闲坐、向阳而眠的日常活动勾勒纸上。后两联将抛却官场繁重事务的轻松，随时便高枕安眠、兴致来潮便垂钓的闲适直言脱出。简单平淡的语言，生动表现出悠景闲情、诗意人生。
其他大和诗人诸如张籍，其早期创作以反映民生疾苦的乐府歌行体为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大和年间在长安与白居易、刘禹锡、贾岛、姚合较多唱和往来，创作风格已然呈现后期特点，以吟咏性情、书写生活为主。王建在元和年间同样工于乐府歌行体，长庆年间担任京官连续创作近百首饱含感慨寄托的宫词。
直至大和，其诗歌题材以及采用诗体都开始发生转变，以创作杯光浮影的近体唱和诗、抒情诗为主，诗风亦转向淡然闲适。令狐楚“贵为元老，以篇咏佐琴壶，取适乎闲燕。”篇咏琴壶、取适闲宴，很好地概括了令狐楚始自大和时期的创作内容。宴游、酒会、声乐等生活琐事所呈现的闲适恬淡占据了其主要的创作因素。
当时甚有政治作为的重臣裴度不过也是“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平淡闲适的诗风是大和文坛的整体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