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居士”白居易一生以仕途为意，其中忠州遭际深刻影响白居易的精神。在此期间，被动的视角转换，引起白居易对自己的思考。在苦闷中，他自我安慰、自我反思，加之环境的压力，共同磨砺了他的心性，促成其人格个性的成型和政治理念的成熟以及创作实践的深化。
心态的改变
白居易横跨长安到忠州各期的持久困惑、人格特质的主动变革、自我成熟的记录，在江州、忠州的巨大打击下催生了对这些困惑进行彻底解决的动机。他寻找身边可以长久以来的事物，包括对自身精神的种种矛盾作出解释。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确找到相对永恒的事物作为精神持久寄寓的支撑。白居易在忠州的寻常生活里找到永恒的依靠，从今往后，即使际遇再变迁，因为有了颠扑不破的生活哲学，便不再会发生剧烈的精神危机，不会产生无所得的空虚之感。
伴随着忠州几次波折，白居易的视角在变化，审视自己和审视外界的眼光都在不断随着环境转移。政治成熟、个性成长，在这个期间的打击和被动接受中不断完成。怀着热切盼望赴任的白居易，满满热忱，过去的政治实践中事与愿违，是真实受到了打击，失败的情绪笼罩在他心头，江州的等待终于迎来新的希望。
白居易的喜悦中充满难以掩抑的兴奋，这是忠州之任带给他的第一次内心波动。这时候他的对内审视视角依然是承接长安的积极有为，并接续江州的期盼，总体是热情重燃和毫无保留的兴奋喜悦。
随着对现实的认清，白居易的视角极有可能存在一个短暂的游移期。他茫然无措，直观的失望情绪下，他可能极度想要尝试找到一个解释以安慰自己。但是事实就是逐渐清晰、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忠州地区本身乏善可陈，怎样解释也无可附加意义。这个游移期迅速过去后，白居易完全沉浸在消沉氛围中无力自拔。
虽然内心也知道不可以这样，但是江州那种惯性又回来了，顺着环境来安排生活成为唯一可以选择的状态——因为未能与预期生活契合且环境不足以做到自洽和自我慰藉。
这个时候，一切的行为动作都是忠州境遇为主导而兼有最初兼济意志的余绪。但是最初进取意志、乐观情绪在此失效，导致心态的失衡，境遇带来的感受不断充斥白居易的内心。自身际遇的没有希望，恶劣环境超出内心准备，焦虑无着，导致眼光的浅近。
这时候的视角就是最初意志弱势与境遇强势造成的眼前景物、情事、记忆众多的抒写，记录的是眼前心中最直接的感触。从白居易急切求进的心态来看，当没有希望闪现时，便无法看到未来，视角凝滞在当下无法灵活转换，更不必说在各种层次中拓展延伸。
这样的凝滞状态，导致了诗歌境界的狭窄，产生了看似朴实少文的枯涩句子。其实这类诗歌所承载的，正是这种状态的写照。当然，不可否认其才华的延续，使得他在本来高超诗艺的惯性下依然能做一些人所共赏的诗篇。
未变的意志
虽然在忠州负面情绪充斥、心态持续消极，但是白居易最终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夏天离开忠州。从这一年春天诗歌所呈现的精神气象来看，白居易有了情绪的突然好转，很大可能是经历了冬天的老病折磨，春天气息和景象使其情绪好转，又甚或是得到将被援引的暗示，否则难以突然好转、积极用事。这个期间，他主动投入生活，更多地调整自己而不是在政事上有什么作为——因为地域限制本身就不具有大开大合式的施政空间。
此段时间，他逐渐努力在物质匮乏的忠州寻找人生慰藉。与过去联系外界少量的友人不同，这个时候他种花植树，开辟眼前的生活空间。
而白居易在忠州后期情绪好转，并非是要远离政治，反而是在稳定心绪中流露出为政的理念。这个时候白居易趋于平和，是因为际遇变化的几次冲击造成的不可抵挡的压力，以及被动中的成长，形成了一种动力，促使白居易可以积极审视过去、当下和未来。他不再那样的急不可耐，而是“忠州且作三年计”，对于忠州任满三年有了一定打算，只要能再次“出泥拔尘”，那么继续“ 西笑问长安 ”也不在话下。所以忠州后期时的状态，其实是内心定力逐渐增加、进取力量逐渐积蓄的表现。
这个时候白居易可能对政治的热情有稍许的自我辨别意识，对于自己遭遇中的种种，不能适应的种种，处处需要人援引的种种，不由己的种种，过去或许存在幻想，但是在这个时候的一系列现实面前，不可能没有反思，反思中对自己的认识会更切合实际，产生对自己更接近客观的评价。对于影响自己意志的各种因素的反思会更清晰，包括自己仕途的优劣势。
在从畿县到京城再到江州、忠州的这样一个过程里，白居易都是相对弱势的性格反应，相对被动的接受顺应，情绪相对负面、低沉、消极。经历忠州这个打击阶段，白居易不可能没有一种全新的对自我的认知评估。在忠州充满期望下饱受打击的经历，白居易更深刻地体会这种困顿，更加铭记这种无奈，进而在步入朝堂后，能够更加谨慎、珍惜隐忍良久、得来不易的改善境遇，所以这也催生了白居易主动对早期的创作惯性进行了刻意调整。
正如《与元九书》中宣誓总结的：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白居易持续着诗歌实践的标准。但是这种标准背后是白居易理想化的呈现，是对先秦两汉时代的儒家诗乐理论的一种迎合、追比。如此隔空远绍，就难以避免地出现不切实际的问题，继而影响白居易诗歌价值的倾向。
同时，在这种理想化的追求之下，白居易在诗歌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被相应放大。先于白居易的盛唐诗人，其诗歌实践是继承而开拓于前代的。
白居易其时，虽然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但是李杜所具有的开拓能力以及李杜达到的巅峰状态，是后来之人难以追及的。这个时候，白居易的开拓成为一种审时度势、顺应自身际遇的选择。
在往日“系于意，不系于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写实理论指引下，其写实效果呈现为“质而径”“直而切”，但在忠州期间的创作成果，写实特质的指向已经从君臣物事向自身现实处境倾斜。
弃作讽谕诗后，尤其在忠州厄境中，过去讽谕诗的求真精神和激烈的表达转化为对当下自身处境的极其在意。在此之下，忠州时期的写实倾向便进一步内转，并且着眼于对情绪流动中一丝一毫变化的书写。
忠州的生活给予白居易差强人意的审美体验，竹枝词的哀怨使得人置身于其间而无从逃避，但是它毕竟陪伴诗人度过了最艰难时候。白居易对于竹枝词的逐渐接受、改造，是其审美价值转变的明证。
白居易往日作品所谓的“写实”，要么传达讽谕意旨，要么传递清空闲远的生活乐趣，然其四首《竹枝词》却一改前态，直接将眼前哀怨的苦调融入情绪的抒发，变“理想政治和理想生活”的写实为“当下眼前自我情绪”的写实。正是这种“调苦”“词苦”的艺术在忠州“夜静山空歇又闻”的随处渗透中，不断提醒白居易审视自我处境，促使其对诗歌写实意蕴的理解发生变化。
其立足自身现实处境的书写，更能传达其忠州的真实意绪。所以，即便白居易在忠州的诗歌与他其他时期的诗歌存在一定距离，但仍得到学人的称道：“情感深沉，风格清新，语句平易，是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上向民歌学习的一个极好证明。”融入竹枝词的过程，白居易对于诗歌意旨中雅与俗的概念有了更深、更广的体会。
诗歌写实内蕴的这种转变，也意味着他在逐渐承认当下处境，让理想落地，变为一种更加关注自身状态的一种创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