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一生以仕途为意，虽然在晚年他常以闲适、悠游的姿态和面貌表达人生志趣，其中忠州遭际深刻影响白居易的精神，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空乏其身”的效果，也在这种精神空白期形成了环境对人的全方位渗透。
经过对忠州诗歌文本的全面考察可以看出，白居易出刺忠州“虽然时间不长，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并留下不少的诗作。这些诗多是流连光景，诸如咏物、忆旧、慰赠、抒怀之作。但是他的感伤、闲适，并非都是消极避世；我们可以从中窥视他在贬官以后作为‘天涯沦落人’的生活情趣和某些政治抱负与思想情怀”。
在忠州创作的百余首诗歌里，以感伤诗和杂律诗为最多。其中，感伤诗占据了其一生感伤诗的很大比重，这是其他时期所没有的，而杂律诗又在忠州诗歌中占据大部分。因为际遇变化而产生的这些变化趋势，促使白居易精神取向发生转移，从而带动创作倾向的调整。而这些变化又融入时代变局的洪流里，反映了士人在时代变化中心态的式微。
感伤诗体现的意志沉淀
忠州时期，压抑逐渐主导白居易的诗歌基调，凝滞的语言，狭小的视野，所谓“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正是一个在境遇变迁中意志不断转移、心性逐渐沉淀的过程。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共有 215 首感伤诗，跨度从永贞元年（805）到长庆三年（823）。
以任职地域来看，地跨长安、江州、忠州、杭州，其中经行各地所作夹杂其间。但是忠州相关的感伤诗就有近四十首，时间跨度从元和十四年（819）到元和十五年（820）。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忠州感伤诗的数量明显在白居易感伤诗的总体中占据了重要比重。可见白居易在忠州期间经历了较为剧烈、持久的身心震荡，渴求与失望的情绪不断互相侵袭，左右着他的的意志。
忠州期间创作的感伤诗围绕着“境遇”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多种陈述，基本可以看作白居易在忠州期间情绪的主要基调，期间作品均与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个人感怀、命运沉思紧密相关。
正如有论者所说：（江州）“冤屈抑郁并未因诗人的寄情山水而泯灭，只悄悄地潜伏下来，隐藏在‘闲适’的背后。江州时期以‘闲’为桥梁获得的‘适’，此时因‘闲’的失去而无法在心中构起通达的坦途。”对于这种困境的重现，白居易必然要重新寻找出口。
对于白居易寻找困境出口的尝试，有几篇题涉庄禅的感伤诗可与上述诗篇进行联合考察。如《不二门》：
两眼日将闇，四肢渐衰瘦。束带剩昔围，穿衣妨宽袖。流年似江水，奔注无昏昼。志气与形骸，安得长依旧。亦曾登玉陛，举措多纰缪。至今金阙籍，名姓独遗漏。亦曾烧大药，消息乖火候。至今残丹砂，烧乾不成就。行藏事两失，忧恼心交斗。化作憔悴翁，抛身在荒陋。坐看老病逼，须得医王救。唯有不二门，其间无夭寿。
又如《我身》：
我身何所似，似彼孤生蓬。秋霜剪根断，浩浩随长风。昔游秦雍间，今落巴蛮中。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寥翁。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
上引几首诗也都呈现了前述的境遇特征，不同的是这几首诗中对此进行了升华，抽象出身与心的问题并进行了深化处理，作出了方法论的导引，即内求于心。虽然这种自我导引具有尝试性质，但作者频繁提及，正说明他依赖于此，并的确在这样的方法中得到了些许慰藉。
此外需要提及的是，审视感伤诗中部分诗的情绪色彩，并非消极情绪主导。如《东坡种花二首》其一云：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天时有早晚，地力无高低。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游蜂逐不去，好鸟亦来栖。前有长流水，下有小平台。时拂台上石，一举风前杯。花枝荫我头，花蕊落我怀。独酌复独咏，不觉月平西。巴俗不爱花，竟春无人来。唯此醉太守，尽日不能回。
其二云：
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漠漠花落尽，翳翳叶生初。每日领童仆，荷锄仍决渠。刬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小树低数尺，大树长丈馀。封植来几时，高下随扶疏。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氓俗苏。
种植花树反映了作者的喜好，且后一首有为政爱民的情感流露。
由此可见所谓“感伤诗”正如白居易所说的“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而不应该被字面意思或者大多数感伤诗的色彩氛围误导进而将其理解为“伤感”的意思。忠州感伤诗之所以消极色彩浓厚，正是在苦闷的境遇下，内心实实在在被不断侵扰牵动，意志不断转移、沉淀，诗歌负载着低沉、苦闷、压抑情怀所致。
杂律诗流露的情韵变化
从白居易对于杂律诗的陈述“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与对于感伤诗的陈述“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来看，这两类诗歌实际上有相似的生成机制，都是“感发”“感遇”之作。
区别在于杂律诗是感发于“一时一物”“一笑一吟”，而感伤诗是外物牵动内里而引起境遇之叹。前者是即时情绪的表达，后者是深沉持久意志的表露。
白居易在写作《与元九书》的时候，虽然提到希望后之编者删去“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之多的这类诗歌，但是忠州期间又继续大量创作这类诗歌，并且后来的生涯里这些诗歌留下的数量堪称巨量。这一状况与其“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在《与元九书》中，作者对于其讽谕诗的看法如下：
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白居易对其讽谕诗如此看重，但是此后却很少以这一类型入诗。由此可见，《与元九书》反倒成为贬官江州的白居易对讽谕诗创作进行的一次总结，又成为杂律诗大量创作的一个开端。
自此，讽谕诗渐少而杂律诗继续大量创作，出现这种创作状况，其中原因不得不与白居易的际遇变化所引起的情韵乐趣变化进行联系。
讽谕诗发挥功用的场所是在朝廷中枢，而他也提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离开朝廷，则兼济的环境不复存在，这样的工具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即使忠州时候所作《鹦鹉》《蚊蟆》等诗歌具有讽谕诗的痕迹、色彩，这也不过是在过去创作模式的惯性下产生的、旨在自我警醒的篇章。白居易早接文场，以文才拔擢而参政的同时，将讽谕诗作为政治情感与力量的补充，并放在极其显要的位置。因而一旦不能继续使用这种工具，其诗歌创作的重心就必然要发生转移。
在创作重心的转移伴随着政治参与权的转移过程中，讽谕诗失去环境而不能继续创作。在诗歌与政治这个二者伴随变化的过程里，政治参与权的转移，即参与权的被取消，诗歌的转移方向必然要被其左右，尤其当江州的久久期盼换来忠州的失望和前途未卜时，潜在的政治参与权也进一步被湮灭在了际遇的叠加中。
因而忠州时期杂律诗和感伤诗创作成为主流，其中又以杂律诗占据最大比重，这就暗示了白居易兼济独善之志的表现空间被暂时取消了。这种状态下，白居易流于生活的所遇所感，以高频率的吟诗来填充新生活，凭此安顿灵魂、慰藉自己。
虽然杂律诗创作在白居易一生全部创作中占据多数，但是忠州时期体现兼济之志的“讽谕诗”以及体现“吟玩情性”、具有独善之义的闲适诗这两个类型创作的减少，意味着白居易持续进行的兼济独善价值取向被遏止住了。
其从容尽失，方寸大乱，因而杂律诗的创作也就意味着情韵价值的剧烈波动，作者的意志被击垮，只能以一时一地的忧乐为选择。这不仅是环境际遇的问题，实则更揭开了忠州境遇下白居易精神领域的悲剧色彩，其在忠州所能选择的东西与实际渴望的生活形成的矛盾，持续展现着这种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