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吉林的街头鞋匠）
事情发生在伪满初期，吉林三岔河一带，有一户姓刘的地主。当家的名叫刘廷举，和两个弟弟住在一个大院里，他们家有七八十垧地（1垧约为1公顷，即15市亩），除了家里人之外，还雇了一些伙计帮忙干活。
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土匪多，大大小小的绺子都喜欢绑票，主要目标就是刘廷举这样的地主家。要是屯子里没有联防队，好家伙，那土匪就是隔三差五的来，有时候一天都能来好几伙——所以，但凡是个地主，都要把自己武装起来。
刘家的大院自然也修了炮台，买了一些长枪短枪，雇来的伙计轮流站岗，防着土匪砸窑。
有一天，刘廷举的二弟廷洲拎着枪在院子里巡视，走到后院的时候，忽然听到有动静。墙外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好像有人用铁锹在挖墙。廷洲赶紧上了墙头，探头一看，还真有几个人正在外墙挖洞。
这还了得，廷洲大喊一声：“什么人，想干啥？”外面人回答说：“就是找你的，你下来！”不用说，肯定是土匪来了，廷洲看土匪还在挖，举枪就打。土匪立刻开枪还击，一枪就打在了廷洲的肩膀上。
还是土匪“管亮”（枪法好），廷洲受了伤，身子一歪就从墙上掉了出来，几个土匪赶紧过去把人绑了。此时，听到枪声的刘廷举带着儿子拎枪来到后院，土匪已经挖了一个洞，钻进来两三个人。父子俩举枪就打，几个土匪吓得又钻了回去。
外面的土匪不甘心，一大群人还想继续打，刘家人也不是好惹的，拼命抵抗。刘廷举和儿子一人占一座炮台，居高临下打了起来。土匪人多，眼看着占了上风，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号声，知道这是附近的官兵，于是骂骂咧咧地撤了。
（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花舌子）
过了大概半个月时间，家里忽然来了一位陌生人，这人说自己是外乡人，路过一股土匪的窝点，被要求捎个信，土匪让刘家赶紧准备赎金，把廷洲赎回去。刘廷举一听，千恩万谢，还专门摆了一桌酒招待这个人。
不过，到底赎不赎人，刘廷举还没拿定主意，所以没啥动静。就这么又过了一个多月，上次那个捎信的人回来了，催促刘家赶紧准备钱。刘廷举这次确定了，这个所谓的外乡人，其实就是土匪中的“花舌子”。
正儿八经的土匪大绺子，都要配备“四梁八柱”，也就是各方面管事儿的人，这个所谓的“花舌子”，就是外四梁之一。说白了，花舌子就是联络官，负责去肉票的家里催赎金，讨价还价。
花舌子的任务可不简单，嘴皮子必须好使才行。土匪要的赎金，一开始都很高，家里人不一定舍得出。花舌子就要劝了，比如说：“你家摊上事儿，我也挺同情的。但是，把人先赎回来才是大事儿，有了人就不怕没钱……”连哄带骗加吓唬，尽量多拿一些赎金。
来刘家的这个花舌子就说了：“你家廷洲肩膀上有伤，那儿缺医少药的，要是不快点赎人，恐怕命就没了。”那确实，廷洲肩膀上挨了一枪，直接被绑到了土匪窝，那里还真不舍得用药。
很多当年被绑票的人回忆，肉票受伤太正常了，比如为了更快转移，肉票被绑在马上日夜行走，大腿都给蹭烂了，生了一堆一堆的蛆，土匪不舍得这些人死，也不舍得用药——于是就用火在肉票的大腿上烤，火一烤大腿滋滋响，肉票疼得哇哇喊爹娘，惨急了。有什么办法呢，土匪天天被围剿，哪有多少药给肉票用？
所谓“小项”，就是准备些诸如烟土之类的小礼物，先送给土匪，表示自己正在筹钱，希望能善待肉票。刘廷举派过去的，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姓姚的伙计。
姚伙计跟着花舌子来到了土匪老巢，见到了“秧子房掌柜”。东北土匪把肉票叫做秧子房，关押肉票的地方就是秧子房，管理肉票的人自然被称为秧子房掌柜了。这个人物可不简单，必须心狠手辣才行。
土匪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绑票。所以，秧子房掌柜的责任很重大，权力也很大，他说折磨谁就折磨谁，送“小项”少不了他。姚伙计来了土匪窝之后，秧子房掌柜不让他进屋看，只能隔着窗户远远地聊两句。
姚伙计趴窗口一看，里面地上躺着一个人，蒙脸盖着一条被子，小声说：“老姚，快叫当家的拿钱来赎我吧，我有病，说话都吃力了，声音都有些变了，快不行了！这里难受啊，快告诉我家里人，花点钱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姚伙计听这么一说，赶紧安慰说：“二东家放心吧，我回去就告诉当家的，让他赶紧筹钱，你放心吧，你老婆孩子都好着呢。”说完，姚伙计就回了家，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这个刘廷举吧，本来已经决定早一点赎人，现在听说廷洲病重，反而犹豫起来了。为啥呢？因为他也听说过土匪折磨人的办法，自己的弟弟能不能活着回来不一定，别到时候人财两空。
被绑来的肉票，都要被严刑拷打一番，目的有两个：首先是逼问家庭情况，有多少地、多少钱、多少枪、多少烟土，把这些问清楚了，才能定个价要赎金；第二个目的，就是让肉票给家里写信，写得越惨越好，让家里赶紧赎人。一旦花舌子把信带了过去，肉票就要苦苦等消息了。
为了防止肉票逃跑，土匪除了日夜看守，还只给肉票一点点吃的，不能让他们有力气跑。有些绺子还会“熬鹰”，更折磨人。所谓熬鹰，就是在转移的过程中，一旦停下来，土匪就让肉票围坐一个圈，中间烧一堆火。然后，给肉票一个铃铛——每人摇5下，然后传给下一个，不准停下来。
又饿又累的肉票，困得眼皮都睁不开，还要强打精神摇铃铛。一旦谁打了个盹忘记摇铃，土匪就会一顿打。据说有人太困了，一头栽进了火堆里，烧了个满脸花。平时关在秧子房里，也要“熬”，不准睡觉，一旦打盹被发现就是一顿毒打。人要是被这么折腾几天，困得晕晕沉沉，让他跑也跑不动了。
叫秧子，指的是折磨肉票。不听话的，或者是家里送钱晚了，就必须要打一顿。有时候用棍棒直接打，有时候吊起来打。更狠一些的是压杠子，或者绑起来灌辣椒水，然后压肚子……总之，各种各样的招儿都有。
要是遇到长时间家里不来人，土匪着急了就“抹尖子”——也就是割下一个耳朵，送到肉票家里。
（民国坐轿子出行的地主）
廷洲的妻子心里着急啊，但是说了也不算，于是偷偷告诉了自己的亲弟弟董万宝。董万宝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逼着刘廷举赶紧拿钱赎人，不能让自己姐姐成了寡妇。刘廷举无奈，只能把钱凑齐，让姚伙计送了过去。
但是，姚伙计出发十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家里人四处打听，毫无音讯。刘廷举着急上火，没想到又有了新麻烦：姚伙计的老娘，这么多天没有儿子的消息，找刘廷举要人来了。一听说儿子去土匪窝送钱去了，老太太又哭又闹，逼着刘廷举把儿子还回来。
刘廷举无奈，只能先把老太太送回家，给了一些柴米先安慰安慰，另一方面继续派人四处打听。
到了秋忙的时候，县城驻军一个姓鄂的营长，有一天带着20多人出城遛马，刚到城门口就看到3个人鬼鬼祟祟的，当时就把他们拿下了。一审问才知道，这3个人是三岔河李大当家绺子的人，就是他们绑了刘廷洲。
这个土匪李大当家的，其实也住在三岔河一带，而且家里种着五六十亩地，也是个地主。但是，每年种下庄稼后闲着没事，他就召集一帮土匪，开始绑票勒索。李大当家的本来打算绑了刘廷举的儿子，所以那天派人挖墙洞，准备偷偷进去。没想到被廷洲发现，阴差阳错地绑了回来。
其实，这个廷洲受了枪伤，拉到土匪窝已经奄奄一息了。土匪又缺医少药，没几天就把廷洲埋了。但是，李大当家的又想弄点钱，于是让人假扮廷洲，骗过了姚伙计。
（民国时期某地主大院）
原来，这个姚伙计四处打短工，曾经到过李大当家院子里干活，自然认识这个地主。两人第一次没碰面，这第二次见了面，李大当家的就想了，这被人认了出来，以后恐怕要出大事啊！于是，他嘱咐说：“你回去不要说出来！”姚伙计赶紧说：“知道知道，一定不说，这不是小事。”
李大当家想来想去，觉得这事儿不好办，于是告诉姚伙计让刘家再多拿几十颗子弹，才能放人。姚伙计一听，就起身回去了。他刚走一小会儿，李大当家越想越不对，于是起身追了上去，抬手一枪把姚伙计打死，直接埋在了路边。
这事儿算是弄清楚了，鄂营长直接带队来到了李大当家的院子，此时他已经回家，又成了正儿八经的地主。官兵抓住他一审问，啥都招了。村里人按照李大当家交待的地点，挖出了姚伙计的尸首。
最终，抓住的土匪全部都枪毙了。至于刘廷举，乡亲们都认为他轻视人命，贪图钱财，也有责任。为了平息众怒，刘廷举给姚伙计备了一口棺材。
这就是一场土匪绑票的悲剧，刘廷举确实太抠门了，但实话实说，这种花了钱人没回来的事情，也很常见。那个时代嘛，就是这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