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值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在地缘政治方面和在经济版图上全球正在经历巨变。同时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不平衡的情况，有很多国家也正处在抗疫的过程之中。这些也加深了世界很多地方存在的对彼此文化的误读，对“文化战”的错误认识造成了国内社会的撕裂和不同国家的分歧。所有这些因素都需要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学术和公共讨论以及国际对话。我想就文化议题讲三点。
第一，各种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尤其是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中，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以远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在恶化。当然，造成这种恶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绝非偶然的是，华盛顿的一些鹰派政客和舆论领袖持有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文明冲突”的概念。这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两年中，这个概念框架与政策走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些政策举措包括耸人听闻地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的“全社会的威胁”，歧视中国国籍的科学家和美籍华裔科学家，声称北京将大量的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视为获取情报和盗取知识产权的“武器”，并禁止或限制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约3亿人）访问美国。
好在拜登总统在就职后不久就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明确禁止对亚裔美国人进行种族歧视，同时也不应再错误地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但是过去几年美中关系的恶化已经演示了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一些错误理解所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第二，我想强调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当今的技术和信息革命，以及过去几十年来贸易和经济的全球化，使各国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这些跨国力量催生了“文化跨国主义”，主要是指通过跨国文化交流形成的共同认知和多重身份。有一点应当引起注意，全世界的学者很少使用“文化全球化”一词，这与经常使用的“经济全球化”一词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因为“文化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全球化指的是地方和国家规范与思想的扩散和融合，而文化则是指隐含在历史环境中的鲜明特征，也就是说文化必然是多样且不一致的。即使同一社会文化的民众也由于经历了不同的过去，包括不同的记忆、风俗和规范，由此也导致了进一步的文化多元性和亚文化的价值取向。
我今年4-5月将要出版的英文新书《中产上海：重塑中美交往》就是反映了以上的主题，参加今天论坛演讲的刁大明教授非常慷慨的同意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年内出版。本书通过对上海的高等教育、先锋派艺术、城市建筑和法律事务所等领域的实证研究，强调了中美文化教育交往产生的强大且具建设性的影响力和成果。这本书讲到了文化多元和包容的特征和重要性。作为中国1949年前受西方影响最多的城市和改革开放时期海外交流的领头羊，上海的开放和发展并没有显示出海内外文化最后会趋同，而是更加反映出不同文化是能共存的。
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今天的美国不应将中国的中产阶级视为对经济和文化的威胁，而应将其视为竞争者和互惠互利的合作者。 我希望这本新书能提供一个中美关系僵局中另辟蹊径的渠道。 以改革开放时期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及海派文化而著称的上海有助于重塑中美关系的未来。
第三，近年来中国学者和中国公众在不断批评西方的文化优越感、政治虚伪和道德居高临下。对于世界各地的学者，尤其是后殖民地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进行文化对话无疑是合理的。 今天我则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谈文化优越感。文化优越感不只是某个种族、族裔或国家所特有的。当涉及到自己的文化偏见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克服自身的文化优越感或自卑感。当今世界，政府对待社会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方式往往是衡量其国内政治和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指标，这适用于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
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我自然意识到美国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系统性歧视。但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惨死后，有如此众多的各个种族的美国人参加并支持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伸张正义的民权运动。不幸的是，这一运动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经常被错误解读，一些媒体将该运动的名字被翻译为“黑命贵”，也完全扭曲了这一民权运动的性质。
我们需要有一个能让大家进行坦诚、批判性和建设性对话的平台，其中人文、教育和民间的交流非常重要。这样的平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且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元和寻求正义与进步的共性。这也是在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从看似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差异中求同存异，并克服我们各自的偏见和短缺。我想引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作为结论：“文明不是国家的，而是世界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