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富豪”冯仑沉浮录，与他背后的四个男人

1982年，改革春风的号角吹遍了大江南北，18岁的马云迎来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他心想着，既然是高考，当然得考国内最好的大学，于是马云在填报志愿时淡定地填了四个字：北京大学。

这一年，出生于陕西的冯仑只有22岁，但他已经是中央党校的硕士，还是学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员。

那时候已经63岁的老教授一听到中央党校来了史上最小的学生，便嚷嚷着要见一见“最小的那个”，这一见，还在后半生里把自己的身份转变为冯仑的“干爹”。

从西安到北京，那时候党校里面大部分的研究生平均年龄超过30岁，这里是国内专门培养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冯仑年纪轻轻就踏进这大门，可谓是前途无量。但作为一名学生，面对着众多师兄他还是不敢造次，一听到校内有人要见自己，冯仑二话不说就去了前头。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想见自己的居然是中央党校教授、师级干部、还是自己未来研究生生涯的导师马鸿模。知道要见自己的人是导师，冯仑倒少了几分紧张，反而多了一丝好奇。

初见马鸿模时，冯仑看到他穿着一身黑衣、头顶光秃，但更让冯仑印象深刻的是导师嘴里还叼着一根粗粗的雪茄。能够在那个年代里抽得起雪茄的并不简单，冯仑顿时对这个打过仗的导师生出几分敬畏。

马鸿模起初并不是一个军人，年轻的时候在武汉大学念过书，后来本准备出国留学，但在抗战时期看到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他想到了千年以前的范仲淹在岳阳楼下喊起那悲壮而又感慨的一句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马鸿模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打算为国家出一份力。

马鸿模还真有几分能耐，转头就组建了一个武工队，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成为了解放军高级军官。

见到冯仑以后，马鸿模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最小的那个原来就是你。”此后研究生两年多的求学生涯里，冯仑专心地跟着马鸿模学习专业知识，还被他带到了学校里闲人免进的内参室，得以看到很多内部资料。

根据冯仑在《野蛮生长》中的回忆：“中央党校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就是内部资料（内参）阅览室。当时是按级别看内参，很多资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

研究生的求学生涯里，冯仑时时铭记“干爹”马鸿模的教诲，他废寝忘食，为日后参加社会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毕业后，冯仑先在党校当了一段时间教师，后来很快便去了中宣部和体改委工作。

到了1988年，海南省正式建立，也是同年，领导班子为了促进海南省快速发展，于是成立了一个改革发展研究所，研究所所长竟然是冯仑在中央党校的一位同事。

命运在紧要的关头再次向冯仑抛出橄榄枝，他主动请缨到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工作，凭借着令人骄傲的学历、加上在中央机关单位相关工作经历，同时还有前同事这一层关系，冯仑一去海南便担任研究生常务副所长。

眼看着自己仕途将会一飞冲天，可惜研究所处于“一穷二白”的阶段，竟然没有财政拨款。面对这种局面，冯仑再大的雄韬大略也无法得到施展。

闲不住的冯仑觉得自己不能无所作为，直到后来研究所有一批彩电批文，冯仑转眼之间把批文给了一个商人，于是自己也“意外”得到了30万元。

这一事件使得冯仑在体制内待不下去了。更为严重的是，他的职业生涯也有了污点，基本没哪个国家机关愿意对他开启大门。无奈之下冯仑只能去中国社会调查所干了3个月，工资少得可怜，这3个月加起来的薪酬到手不达100元。

仕途大门虽然关上，但那时候国内正掀起一股民营经济的浪潮，海南虽然成为了冯仑仕途的终点，却成为他创业的起点。

这一切，跟教父马鸿模的悉心指导密切相关。冯仑虽然不走仕途了，但马鸿模对他的影响却是持续的，在后期职业生涯中冯仑的许多言行都有着导师的影子。比如他文字功底深厚，表达富有逻辑，性格充满江湖豪气，又带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这些特点跟“土匪中的文化人”马鸿模极为相似。

多年以后，冯仑和他的“干爹”也成为了忘年之交。

冯仑在海南认识了不少人，其中一位就是南德员工汪兆京。汪兆京看到冯仑年纪轻轻便是研究生毕业，而是还在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待过，知道这人日后必有一番作为，于是他拍了拍冯仑的肩膀说道：“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样去了南德。”

冯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作为在海南待过的人，他知道听过牟其中的名声，也知道南德集团在海南的影响力。

在与冯仑的第一次见面中，牟其中并没有把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放在眼里，开口便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

不过在体制内待过几年的冯仑早已学会如何揣摩领导性情与意图，知道他爱谈时事后，很快地便帮牟其中把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从此以后，牟其中逐渐重用冯仑。“政务秘书”的位置还没坐热，冯仑马上就当了《南德视界》的“总办主任”，升迁之快让人咂舌。

不久，冯仑便发现牟其中在性格和理念上与自己截然不同，自己是正规军出来的，但牟其中是得益于政策而起来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就跟《水浒传》里面的宋江一般满怀英雄气概、兄弟情结，同时又比较独断。

牟其中自然也不信任冯仑，他看到南德世界三分之二的人都是来自冯仑推荐的“心腹”，心里更是多了几分提防。

好友王功权看出了冯仑的憋屈与煎熬，提议他学习春秋战国时期的鬻拳进行“兵谏”，不过计划还没具体实施，冯仑就对此摆摆手，担心自己会像南德飞机事件一样被老牟连夜抓起来捆在地下室。

冯仑以为自己放弃“兵谏”起码可以换来风平浪静，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牟其中还把自己“将了一军”，从四川调来亲戚以此平衡冯仑的“势力”。这时候，相对于热衷于权力斗争的牟其中，冯仑明显更希望把精力放在如何搞钱上面，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冯仑招呼都没打一声直接离开了南德集团。

以前是老板炒自己，这次是自己炒老板，冯仑的内心世界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后来他曾想向牟其中解释自己离开的原因，但牟其中屡屡避开拒不接见，冯仑见势，便喊下一句狠话：“活着就不见了”。

虽然那时候牟其中和冯仑闹得不欢而散，南德集团在人才流失后最终也走向没落，但牟其中的处事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冯仑。或许冯仑从牟其中的“专横、独断、不信任下属”的性格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后来在六君子成立万通公司时，冯仑为了避免自己步老牟的后路，于是把六个人股份平分，以给人兄弟一片和睦、自己慷慨大方的假象。

殊不知，冯仑此举让万通走上了与南德相似的命运，最终变得“土崩瓦解”。

离开万通后，冯仑清楚当打工仔始终逃不开被人管的命运，他想来想去，反正都是为了搞钱，还不如自己给自己打工。于是很快地在1991年，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这五个人拿了三万块钱成立了一个高科技联合开发公司，即万通前身，后来潘石屹也加入了进来。

王功权知道，这表面上是一家高科技公司，实际上不过是一家皮包公司。相对于冯仑“疯狂而野蛮”的本性，王功权显得更为沉稳，作为一个从农村走来的大学生，王功权有着冯仑所缺乏的忍让、严谨与冷静的精神。

公司最初由王功权当法人代表和总经理，但相对于更为擅长跟人打交道的冯仑，王功权认为他更合适当公司的老大，于是主动让贤，把boss位置让给了冯仑。

六个商业精英在海南成立的公司久久接不到公司第一单业务，但王功权敏锐地嗅到海南房地产的发展机会，认为只要静静等待时机即可。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和冯仑无意中知道一个8栋别墅的项目，只要拿下这个项目，倒手一卖，钱就能到手。

万通六君子意见不谋而合，话语之间就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然而他们账上只有3万块钱，这8栋别墅需要1800万，怎么才能使这3万短期翻600倍？

懂得资本运作的冯仑很快便找到了门路，他先是找到一家信托公司，开门见山便谈：“有一单项目，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

谈判的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对方很快便答应下来，冯仑计划中的下一步，就是拿这500万从银行贷出1300万，而这个关键步骤冯仑交给王功权去做。

他很清楚以王功权这样谨小慎微、成熟稳重的性格，只要事情交给他就能保证万无一失。

果然，信托公司承诺给钱后，王功权骑着自行车第一时间赶到，迅速拿到500万，然后从银行贷出了1300万。凑足了1800万，六人一次性买下8栋别墅，那时候海南省建省不久，得到国家诸多政策优惠，六君子手中的别墅转手间一售而空，这家皮包公司财政收入瞬间翻了100倍，成功逆袭为企业中的明星代表。

但是公司的运营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六君子的灵魂人物之一，王功权既担任公司经理，又担任着“丈夫”角色，平和内部各种矛盾与冲突。

这六人之中，冯仑为人谦和却也自视清高，潘石屹带着大家族中咄咄逼人的本性，易小迪超世脱俗、王启富谦直厚道敢爱敢恨、刘军胆大妄为，在面对不同的个体与复杂的个性时，只有忍辱负重沉着冷静的王功权能够平衡各种争执。

他最大的特点是充当“及时雨”身份，在万通的多个危机中挺身而出，迅速化解各方矛盾，

多年之后，冯仑说起王功权的作用时说，“一个组织里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死了。”

导致万通六君子分家的直接矛盾来源于冯仑与潘石屹不同的经营理念，冯仑认为万通发展模式太单一，仅仅发展房地产极容易导致公司破产，应该扩大经营范围，探索更多的发展可能性；潘石屹则不以为然，1992年由于两人早早地预感到海南房地产将会发生一场危机，六君子便举力把万通的发展放眼到北京，于是成功躲过了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尽管换了一个地方，潘石屹仍然认为万通最适合做房地产。

就在彼此经营理念存在矛盾之时，这时“横空杀出”一个女人，在某些程度上把冯潘二人的矛盾“升级”化，加上六君子在公司战略、目标、规划争执越来越剧烈，万通分家箭在弦上。

后来金星采访冯仑问道：“万通当年都做到了50亿市值，怎么又闹分家呢？”

冯仑无奈地打趣道：“都是女人惹的祸。”

冯仑口中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潘石屹妻子张欣。潘石屹与张欣在1994年一次偶然的契机中认识，那时候的张欣是一个标准的“白富美”：人长得漂亮、又是海归、还是投行出来的精英。

王功权回忆，那时候突然间听到他们恋爱的消息，其余五人毫无准备，而且更让人惊讶的消息并非是潘石屹“蛤蟆想吃天鹅肉”，而是张欣主动倒追潘石屹。

张欣深受欧美企业文化影响，认识潘石屹不久便意识到万通在管理分权中的弊端，有哪个企业像108个好汉一样组合经营呢？这样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过于强调平等、兄弟情，势必阻碍公司的发展。

张欣的枕边风没有白吹，潘石屹最终离开了万通，他是最晚加入万通的人，也是最早离开的那个。以后的日子里冯仑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兄弟也相继离开。

回首当年，虽然冯仑对最早离开的潘石屹颇有微词，不过这让他悟透了一个道理：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情谊来处理内部矛盾，而是要用商人的规则来管理公司。

以江湖的形式加入，离开的时候却丝毫不讲江湖情面，在分家的那天六个人举杯痛饮，虽然脸上已有七分醉意，但分家的时候却很清醒：六个人分了公司65%的股权，潘石屹拿走了北京的地，刘军重返高科技，而易小迪则去了深圳，王功权去了风投，徒留已是空壳和一堆债务的万通，但冯仑并不后悔，他认为组建万通的始作俑者是自己和王功权，王功权走了，自然需要自己去扛下这一摊子。

在此后的十几年来，冯仑依然带着万通继续探索，不过回忆万通最初的那些年，他的内心多了几分豁达，就如同他在后期给王功权发的一首诗里所述的一般：“横穿胶州，过临沂，下莒县，忆起万通举事之初，铭刻‘毋忘在莒’，庄敬以求自强，不禁胸中再点兵，万里江山一日收……”

留守万通的冯仑，并未按照他曾经的规划那样拓展公司业务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深耕房地产行业。

万通2001、2002连续两年获得“中国名企”称号，冯仑本人也连续两届获得“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的殊荣。直到2011年，冯仑宣布卸任万通地产董事长的职务，并逐渐淡出万通实际控制人的角色。而逐渐淡出商业环境的冯仑逐渐投身于公益活动之中，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不少书。

1995年至今，万通六君子已经散伙二十多年，但他们一有机会便聚在一起，后来冯仑在其自媒体账号《冯仑风牛马》中提到：“每年聚会的时候，大家经常开玩笑互相询问情况，没有一个人坐牢，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转移财产，没有一个人因为经济问题成为‘两院院士’（医院和法院）。”

尽管当时因为种种缘由导致彼此分道扬镳，但六君子的情谊依旧、胸怀依旧。

如今回首，冯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意气风发到如今经历世事后的平静寡淡，背后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房地产商业的发展轨迹，还有各种跌宕起伏的商人故事。在那个年代，企业不单单要面对业务的转型，还得面对商业文明的演变，同时商人本身要学会与时俱进，拥抱变化。否则在大浪淘沙之下，无论再光辉的企业也只能在时代的冲击中慢慢地被淘汰。

虽然如今各大富豪排行榜上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冯仑的名字，但他能够在左冲右突中及时上岸，已经是了不起的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