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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腐败窝案,都是滥权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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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击空 2021-03-04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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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6 月4 日, 外逃近两年的安徽阜阳市国税局原局长柴国良, 欲从加拿大温哥华乘机潜入国内, 在广州白云机场被缉捕归案。在柴国良外逃前后, 阜阳国税系统的系列腐败案件被挖出。一个上至市局局长下至一线税管员, 囊括市、县、乡三级的国税贪腐网络形成, 规模在全国国税系统罕见。

安徽阜阳市检察机关重拳出击。该案有18 人落网, 查出贪腐数额近亿元。这起腐败窝案的案发, 起于阜阳市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妻子“杀女举报丈夫”的悲剧。

妻子“杀女举报丈夫”引出国税窝案

2013年5月3日晚, 地处阜阳市繁华地段的中央豪景小区发生一起命案:住户应某将13岁的女儿勒死在家中。作案后, 应某打电话通知其夫——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

应某为何要杀死亲生女儿?据知情人透露, 其夫杨东升早在阜阳市下辖的界首市工作时, 就另有情妇和私生子, 调阜阳工作后, 仍长期在两个家庭间周旋, 应某对此无法接受, 精神崩溃。为了报复, 应某向有关部门多次举报丈夫的贪腐行为, 同时产生了“全家同归于尽”的极端想法, 于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花季女儿。案发后, 应某被鉴定患有精神疾病。

惨案的发生, 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同时也令杨东升的贪腐问题公开。杨东升深感末日来临, 仓皇出逃。其实, 早在一个多月前, 阜阳市检察院在办理另外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时就已经发现该市国税系统存在问题, 正暗地里紧锣密鼓收集相关证据, 不敢打草惊蛇。没想到, 一起事发突然的“母杀女”事件让侦办提速。

案情就是命令。办案机关根据相关线索将杨东升的“铁哥们”——阜阳市颍州区国税局局长方伟 (副处级) 控制。方伟到案后, 在交代自己问题的同时, 不但提供了抓捕杨东升的线索, 还检举了其他数人涉案金额共达2000万元以上的经济问题。2013年8月的一天, 阜阳市颍泉区警方经过缜密侦查, 在温州市鹿城区一小区内将潜逃外地的杨东升抓捕归案。

方伟、杨东升的落马揭开了阜阳国税腐败的深重之盖, 二人的案情牵出众多行贿人, 这些行贿人的供述又牵扯出更多的国税干部。这期间, 陆续有阜阳市国税局总经济师韩卫东、经开区国税局局长海军、颍泉区国税局局长王若冰、颍州区国税局副局长徐乃峰、颍东区国税局插花分局局长周天跃等人落马。

2013年这一年, 阜阳掀起的国税反腐风暴在国税系统可谓波浪滔天, 惊天动地。反腐风暴自然也惊动了远在三百多公里外的铜陵市国税局局长柴国良。柴国良虽然已从阜阳市国税局调任铜陵三年多, 但昔日部下接连落马, 让其感到形势不妙, 惶恐不安。这一年的八月, 柴国良居然也出逃了, 在马来西亚隐匿长达两年之久。

2015年6月4日, 柴国良持假护照欲潜回国内, 在广州白云机场被边防警察查扣。很多人恐怕难以理解, 柴国良为何要回国。其实, 除了想“隐身”回国打探消息的原因外, 贪官在国外的日子也不好混, 不如来个痛快了断, 这是柴国良潜意识的回国动机。柴国良归案后向办案人员交代:“我从境外回国, 下了飞机即被司法机关控制, 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深知迟早会有这一天, 躲是躲不过去的。回想起在国外逃亡的日子, 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孤独恐惧, 整天想念我的小孙子, 思念之苦不能言表, 不如早点回来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样我还能有早日和家人团聚的一天啊。”

至此, 一个上至市局局长下至一线税管员, 囊括市、县、乡三级的国税贪腐网络已基本清晰。

2015年2月14日, 杨东升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犯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十三万元。同日, 同案审理的方伟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

从2013年5月杨妻“杀女”案发, 到柴国良的最后落马, 案件经过一年多的侦查、起诉及开庭审理, 截至2015年12月,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阜阳市国税系统系列腐败案件中的15人已作判决, 尚有3人仍在审理之中。

阜阳国税系统系列腐败案件, 震惊社会。在大力惩处的同时, 人们不禁要追问, 众多手握税收监管大权的税收“守望者”, 是如何腐败堕落的?

“我说了算”, 放“贪”出笼

在阜阳国税窝案中, 杨东升级别不是最高, 涉案金额也不是最大, 但他的贪腐轨迹颇具有代表性。

53岁的杨东升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界首市顾集镇农村, 家境普通的他通过勤奋学习考上了县城高中。1982年, 高中毕业的杨东升赶上了税务系统招考的好时候, 通过招干考试成为一名税务干部。

工作之初, 他积极上进, 埋头苦干, 不管是对纳税人, 还是同事、领导, 都热情诚恳, 出色完成税收任务。凭着自身努力, 杨东升很快博得领导器重。1993年3月, 刚满30岁的他被任命为界首市国税局西城税务所副所长。由于工作业绩突出, 接下来不到两年时间, 他又被调到界首市国税局颍南税务分局任副局长。仕途进步, 权力更大, 对一名公职人员来说是一件好事, 可以更好地施展拳脚, 履职尽责, 成就事业。但纵观杨东升的腐败史, 更大的权力却变成了他人生中的一把双刃剑, 就是在这个“分局副局长”的岗位上, 杨东升攫取了他工作后的第一笔不义之财。

那是1995年, 离春节只剩几天。对界首某食品厂负责人于某来说, 年关是道难过的关。年一过, 国税局就要核税, 单位即将缴纳巨额税款。食品行业本身利润就薄, 蛋糕还要切走一块, 于某当然舍不得。谁能帮忙挺过这一关?于某花脑筋动心思, 觉得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平时为人“义气”、干事热情实在, 容易接触, 是个“目标”。何不正好趁拜年之机请他高抬贵手?

于是, 于某带上两箱自己厂生产的麦丽素巧克力和5000元现金, 直奔杨东升家。杨东升绝不会为两箱巧克力所动, 但5000块钱确实让人诱惑, 这对当时一个月工资仅有几百块钱的基层税官来说, 相当于半年多工资。他半推半就, 忍不住上了钩, 攫取了工作后的第一笔不义之财。年一过, 于某的食品厂顺利过关, 少缴了许多税。

权力为何在这里变成了双刃剑?杨东升案发后的供述可以找到答案:“我们国税局每年过完年都要对辖区企业核定税款, 在我的辖区, 纳税企业交多少税, 都由我说了算。”可见, 是权力点燃了杨东升的贪欲之火。但权力本身没有错, 错就错在“都由我说了算”。

杨东升就是从1995年这个春节开始一步步走向更大的堕落, 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腐败分子。从法院判决书可以了解到以下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和细节:杨东升的受贿犯罪历程从1995年春节到2012年9月份, 时间跨度长达17年多。在这17年间, 杨东升单独收受、索取24人的贿赂176笔、328万元, 最大的一笔20万元;伙同方伟共同收受5人贿赂85笔918万元, 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商人徐某, 共向杨东升、方伟行贿28笔、410万元, 向杨东升单独行贿6万元。杨东升收受的钱财大部分是为当事人谋取国税业务利益。他的受贿地点主要在办公室, 同时还利用春节等传统节日收受他人以“节日看望、人情往来”为由的贿赂, 如2005、2006、2007三个春节期间, 杨东升便在家收受贿赂21笔30多万元。

伴随杨东升十七年的不间断受贿, 他的职务逐年进阶, 从第一次受贿时的分局副局长, 升至阜阳市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 边腐边升。手中有权就是好, 大小开支都能报。除了受贿杨东升还犯贪污罪。1999年至2002年期间, 杨东升伙同单位女会计肖某多次到外地旅游, 旅游涉及的所有费用, 两人直接从单位报销, 就连景区门票, 也找来其他发票冲抵, 后来, 干脆采用虚报的方式直接套取公款。三年时间里, 杨东升伙同单位女会计肖某利用报销方式共同贪污公款9.63万元。

权力用得棒, 月进十几万

比杨东升年龄小四个月的方伟, 案发前系颍州区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 在调入阜阳市区工作之前, 两人是十几年的国税局同事, 而且方伟一直是杨东升的领导, 同时也是“铁哥们”。杨东升调到阜阳后, 特意把家安到和方伟同一个高档小区——中央豪景小区。

杨东升与方伟俩的关系, 用他们的话就是一道战壕一条战线, 好到穿一条裤子, 一个鼻孔出气。即便是方伟和杨东升共同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 也没有相互推诿、相互埋怨, 更没有鸣冤叫屈, 而是很仗义的“认领”了自己在共同犯罪中应当承担的那一份责任。当然, 这也得益于反贪局侦查人员取证到位、案件扎实, 也由于公诉人的当庭指控缜密严谨、以法服人, 使得方伟、杨东升只有认罪服法。

如前所述, 在他们之间, “骗税”既是公开的秘密, 又是联手的生意。方伟不仅个人受贿1318万元, 还与杨东升共同受贿918万元。杨东升、方伟共同受贿的行贿人, 多是从界首来阜阳投奔二人开公司挣钱的, 虽说方伟也认识这些人, 但是出于谨慎的性格和对杨东升的信赖, 他并不和这些人直接接触, 而是由杨东升出面转达这些老板的诉求, 并由杨东升打电话和老板们约好地点拿钱, 杨东升再将分给方伟的钱送到其车里, 简要说一下这是谁公司的钱。在方伟的记忆中, 分得最多的一次有十五六万元, 最少也有两三万元。具体多少次, 对受贿老手方伟来说早就没有概念了。

除了在税收方面做文章, 方伟的手伸得很长, 利用局长的身份影响帮人介绍生意从中得利。阜阳市某五星级酒店外墙装饰工程本已确定施工方, 方伟打电话推介商人付某的公司, 酒店负责人考虑“国税局长的面子要给”, 改与付某签订合同。经查, 方伟多次为付某介绍生意, 收其贿赂19万元。

办案人员粗略计算了一下, 方伟受贿行为始于2006年, 持续到被有关部门查处前的2013年5月份, 作案时间正好八年。在此期间, 方伟单独收受44人403笔贿赂, 平均每年收受164万多元, 平均每个月收受13万多元。真是权力用得棒, 月进十几万。

充当保护伞, 坐收保护费

一些不法商贩为偷税漏税, 刻意在税务机关寻找自己的保护伞, 而无良的税官, 也乐意有人月月进贡、岁岁来朝, 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肥了个人损国家。阜阳市颍州区国税局分管业务的副局长徐乃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法院审理查明其143万多元受贿款中, 相当一部分就是每月坐收保护费的赃钱。

商人孙某在阜阳市颍州区登记注册了七八个医药公司, 主要经营中药材、农副产品购销生意。因为国家有政策, 农副产品的收购不用交税, 企业在收购农副产品时可以开具农副产品收购发票用以抵扣进项税, 如果企业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就可以少缴税或者不缴税。孙某的公司对增值税发票和农副产品收购发票的需求量比较大。为了在税务机关寻找靠山, 孙某攀上了徐乃锋这棵大树, 从2009年4月到2011年3月, 每月固定送给徐乃锋1万元现金。

后来, 从2011年4月到2011年12月, 孙某“进贡与业绩”挂钩, 把每月进贡给徐乃锋的钱增加到了2万元现金。2011年年底, 徐乃锋不再分管孙某经营的公司涉税业务审批权, 含金量也随之下降。不过孙某也算是讲“情谊”的人, 心想不定哪天又能用上这尊神, 仍然按照老标准每月1万元现金继续进贡给徐乃锋, 直到公司注销不再经营。

2013年中秋节前, 在顶头上司方伟已经案发接受检察机关调查的情况下, 徐乃锋仍利令智昏、顶风作案, 在办公室收受时某贿赂1万元。贪钱如痴的徐乃锋从时某一人处即受贿16.7万元。

2015年3月20日, 徐乃锋案经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 维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从局长到科长都出了贪官

杨东升一伙开空头公司骗税, 徐乃锋坐收保护费, 真是令人发指。而这些腐败税官中居然还有人主动上门, 自报家门进行权力寻租, 主动索贿。海军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该人履历丰富, 先后担任阜南县国家税务局局长、界首市国家税务局局长, 2011年3月起升任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局长 (副处级)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海军涉嫌受贿罪一案时, 公诉人指控海军索取和收受商人张某人民币126.8万元、美元5000元和价值498842.94元人民币的奥迪Q5汽车一辆, 为张某实际控制的四家公司谋取利益。其中, 海军主动索取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5万元。

海军主动索贿主要是发生在房地产项目楼盘销售结束后进行所得税清算时。作为税官, 他不在清算环节, 秉持公正, 恪尽职守, 居然利用此机主动上门推销自己, 大捞好处。

按照国家税收政策, 房地产项目在楼盘销售结束后要进行所得税清算, 即总销售额扣除成本后的利润按照25%的比例计算所得税, 所得税的多少取决于利润的多少, 而利润的多少取决于成本的多少。颍南明珠小区是安徽省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的项目, 所得税清算由项目所在地阜南县国家税务局负责实施。2005年12月, 时任阜南县国税局局长的海军找到该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先是假惺惺要求借款20万元, 然后再暴露出其虎狼之心——主动寻租。表示可以在所得税清算时给予特殊照顾, 少缴纳所得税。他的这番赤裸裸表现, 让见多识广以逐利为本的开发商都大吃一惊闻所未闻。心里大概在想, 见过无耻的, 没见过这么无耻的。无奈只有答应海军的借款要求。海军让其妻子向该公司出具了一张17万元的借支单及一张3万元的收条, 分两次从该公司拿走20万元现金。

为开发商谋取同样的利益, 海军还收受了安徽省阜阳市某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6万、港币2万元、美元2000元。海军受贿的领域很广, 从公诉人当庭宣读的起诉书指控中, 可以得出其“闪转腾挪”的受贿空间, “为相关企业和个人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税务发票申领、核定企业税负率、税务检查、补缴税款等方面谋取利益, 收受财物价值785.398万元人民币、1.2万美元、2万港币、9000澳元”。由于海军案件重大复杂, 法院尚未宣判。

在18名贪腐税官中, 职务最高的是市国税局的一名领导, 市局班子成员、总经济师韩卫东。他犯罪事实均发生在他基层任职之时, 也是利用职务之便, 帮企业免税收钱。如阜阳一香料企业数次被查账发现共需补税、罚款60多万元, 因企业老板长期向市国税局总经济师韩卫东行贿, 经韩打招呼全部免除。

除了这些, 韩卫东还吃拿卡要。韩卫东利用阜阳经开区一房产企业有求于他, 助自家亲属以120万元的价格, 购得该企业开发的市场价约190万元的别墅一套。其妻女开的车, 春节海南游的花费, 以及家中衣柜、木地板、空气清新器等, 都由各类企业埋单。

杨东升、方伟、徐乃锋、海军都是各个局的局长、副局长, 他们受贿, 属下的小科长们也不闲着, 也有不俗的表现。肖英, 是阜阳国税系统落马贪官中年龄较小、职务较低的女税务干部, 长期担任阜阳市颍州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二科科长, 主要负责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源管理, 具体负责应缴税款催报催收, 处理一般性涉税违规行为等工作。就这么一个小小科长也长袖善舞, 利用职权受贿。经法庭审理查明, 2007年10月至2013年9月, 肖英利用其职务之便, 为他人在一般纳税人认定、协查进出口货物税收复函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中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50多万元, 被阜阳市颍东区法院以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细说阜阳国税贪官的最后归宿

阜阳国税系列腐败案件从2013年开始, 办案机关汇集全市侦查、技术力量, 动用大量的警力和资源, 采取反贪案件领办、交办、指定管辖等侦查一体化方式, 根据税务人员贿赂犯罪非孤立性的特点, 深挖窝案串案, 达到扩大办案规模、提高办案效率、节省办案资源的效果。据统计, 18名国税人员的贪腐案件, 分别由七家检察院立案侦查、起诉。2015年10月16日, 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 对安徽省铜陵市国税局原正处级调研员柴国良以涉嫌受贿罪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是这起窝案中最后一名被押上被告席的贪腐税官。除了杨东升、方伟、海军、肖英、徐乃锋外, 阜阳国税系统贪腐窝案的其他犯罪涉嫌人, 也早已陆续被押上了被告席, 接受法庭庄严审判, 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处。 (如左图所示)

从这份黑名单可以看出, 在阜阳国税系列腐败案件中, 职级最高的是柴国良 (局长) , 职级最低的是肖某梅 (科员) ;在已经判刑的人员中, 刑期最高的是杨东升 (20年) , 刑期最少的是石某灿 (有期徒刑二年, 缓期执行三年) ;受贿数额最多的是方伟 (受贿1318.1万元, 共同受贿918万元) , 受贿数额最少的是石某灿 (4.6万元) ;受贿跨度时间最长的是杨东升 (17年) , 最短的是董某侠 (2年) ;年龄最大的是柴国良 (60岁) , 年龄最小的是肖英 (45岁) 。

案件之后, 检察官如是说

当2015年日历将要全部翻页时, 阜阳国税局窝案, 18名罪犯除个别案件尚未审判, 基本上都各自领刑, 尘埃落定。几十册乃至上百册卷宗均整理归档, 即将成为历史资料。可采访这起窝案, 人们的心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解脱不开来。18名税官的贪腐罪行仍像一具磨盘一样压在人们心里, 沉重之极。一个问题会让所有人发问: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犯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犯罪的根本原因?其实答案并不复杂,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那就是:权力太大, 无人监管!

这起窝案共有18人落网, 其中包括两名市局领导, 五名区局“一把手”局长, 五名区县局副局长、分局局长和数名科长。他们就是没有用好权力惹了祸, 以权换利、滋生腐败、贪得无厌, 侵害纳税人利益的同时也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个人涉案金额最高的达2200多万元。尤为恶劣的是, 多名国税人员利用手中权力监守自盗, 内外勾结骗取税金。本案中多名干部受贿时间长、贪腐手法“简单粗暴”, 却长期得不到查处, 不少人“边腐边升”, 反映出当地国税系统内部对“权力”监督的低效与失灵。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用好了可以造福于民, 用不好会给群众带来损失甚至灾难, 也会把权力的行使者推向人民的对立面。

这些腐败税官们作案时轻狂贪婪肆无忌惮, 案发后, 也深知后悔, 痛苦。真是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不管是杨东升, 还是柴国良, 大都有一个从第一次接受钱物的忐忑, 发展到无所顾忌的疯狂敛财, 从刻苦勤奋的业务骨干到为人不齿的腐败分子, 从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到流浪天涯的逃亡者的悲欢人生的曲线。通过案件的查处, 我们看到了贪腐背后的信仰缺失、制度弊病、监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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