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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要同情,只需要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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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字路口 2021-03-02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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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2年12月21日,是传说中玛雅人预言的人类末日。

这一天,世界即将毁灭。不是因为核战争爆发,就是因为全球强烈地震引发的大海啸。

在西方,不少相信这一预言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有的买了大量能长期保存的食物,还储存了汽油、武器甚至生化防护衣;有的则在自家房子底下挖了地窖,还准备了一艘独木舟。

一位著名科幻小说家甚至离开了老家英国,迁往东欧的小国斯洛伐克。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生存的几率更大;另外一名树木整形专家则买了不少枪和子弹,等待人类退回狩猎时代。

这一天到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地球的另一侧,真把这一说当回事儿的人没有几个。很多人付之一笑骂两声扯淡,继续干活。

饭都刚吃饱的人,没什么心思替世界的毁灭操心。

这一年,整个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还有整整9889万。

如果把这些穷人看成一个国家,那么在全世界的213个国家中,人口超过它的只有11个。

而且,这已经是在多年奋斗后,中国的贫困人口第一次降到1个亿以下。

这个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一步一步地跋涉。光北京,每年就有10万家以上的公司成立。

就像这一年的一个夏日,一家启动资金80万的小公司在北京悄然注册,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它的创始人,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作为一个北漂,他曾被索要高价的出租车甩在路边,误了飞机。

他创建这家公司的初衷,只是想解决北京打车难、出租车服务差、漫天要价的问题。

9年后的2021年2月25日,还是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大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到这一天为止,中国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滴滴公司的创始人程维,此刻就戴着大红花,站在台下。

包括中国在内,任何一个国家在消灭贫困的路上,都曾走过一条无比坎坷的道路。

消灭贫困,是政府、企业与民众三者的一致努力,上下齐心、团结奋斗的结果。

今天,我们就来给你讲几个这样的故事。

02

在减少贫困人口的路上,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曾走过一段艰难的路。无一例外。

1967年的一个冬日,两个都姓朴的韩国男人见面了。

一个是汉城(现在叫首尔)大学农学院的教授,一个是大韩民国的总统——朴正熙。他主动约了朴教授,想谈谈自己发展农业的计划。

今天看来,这个计划平平无奇——用山坡地种果树,养牛,在沿海搞海鲜养殖。

朴教授无情地给总统泼了一盆冷水。原因之一是:

韩国人没几个能吃得起水果、牛肉和海鲜。

当时的韩国,是一个在世界眼中没什么希望的国家。

在东亚这个怪物房,相对弱小的朝鲜民族一直多灾多难。先是受到日本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又是连续三年的朝鲜战争,到处都是废墟。

全国250万户农民,大概80%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煤油灯。40%的村子连汽车都开不到。

精神低落颓废、不自信、听天由命的思想深深印在人们心中。男人们酗酒、赌博、打老婆,过一天算一天。

几年前,韩国的扶贫已经失败过一轮了。

朴总统搞了一个“国家重建运动”,派大量的工作人员去农村,教育农民们要勤劳、自助、存钱。结果,失败得很惨。

他这次终于明白了:

要改变穷人,就要给予他们一定的现实帮助,不能通过纯粹的精神运动。

这次,他先通过地方政府,一级级统计农民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结果发现了一个真理。

这句话,如今的中国人都知道:

要致富,先修路。

韩国农民最想要的第一项帮助是:“宽阔笔直的进村公路”,第二项是“跨河的小桥”,第三项是“宽阔笔直的村内道路”。

好嘛,前三项全都跟交通有关。那就这样。

政府数了一下,全国共有33000个村子。那么,给每个村子免费提供300多袋水泥。你们自己出劳动力,去修路吧。

当时韩国经济不景气,水泥产量过剩。政府趁机低价收购。

第二年,政府继续提供赞助。这次不仅给水泥的数量提高到500包,还多给一吨的钢筋。

但是,只给前一年修路修得比较好的村子,这些村子正好占全国总数的一半。

身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朴总统很清楚:

应该如何利用这个国家类似于日本的“耻文化”。

路修通了,拖拉机、插秧机就进来了,粮食产量提高很快,而且多余的农产品也能运出去了。

在第三年,政府又干脆把全国的村子划分成3个等级:自立村、自助村、基础村。

建设成绩优秀的自立村占总数的6.7%,可以拿到2000美元的奖金,继续修建村子。

同时,国家向这些村子优先投资,比如修建供电系统,电话线等等。

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原先是看村子的大小来决定先后顺序。这次政府告诉村民:哪个村子建设得好、村民参与程度高,经济作物种得好,哪个村子就先通电。

这样,为了通电,农民们拼命地干活,激发出了无比的热情。

落后的基础村占一半多。这些村子感到极度羞愧不说,还有人直接就搬家到了优秀的村子。

中央政府每个月都开一次会,了解每个月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讨论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

朴总统每次都参加,还会邀请两对奋斗比较成功的农民夫妇共进午餐,他们所在地的省长、县长也都一起来。

对官员们来说,跟总统共进午餐也是像做梦一样的事情。这又激励了他们,下更大的力气来推动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更多的成功农民典范。

整个韩国的村子都积极地参与起来了。仅仅3年后,自立村就占到了全国的44.5%,而基础村则降到了0.9%。

这场由朴总统发起的运动有一个很朴实的名字:

新村运动。

每天早晨,农民们都要去新修建成的道路上晨跑几圈,齐唱《新村之歌》。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正是朴总统。他年轻时曾在大邱师范学校读书,接受过音乐的基本训练。

不过,这首歌听着怎么都像要打仗的样子。

清晨的钟声响起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

咱们快快起床来

去建设我们的新农村

用我们的力量建设舒适的新农村

……

我们大家无比坚强,

英勇奋战,辛勤劳作

辛勤劳作,英勇奋战

创建我们的新祖国

用我们的力量建设舒适的新农村

新村运动进行9年后,韩国的人均GDP从286美元上升到1598美元,全国大多数村子的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同时,韩国第一次成为一个不需要进口水稻的国家。

原先韩国只有27%的农村通电,近十年后已经增加到98%。有了电,农村对电器的需求也增加了,电扇、收音机和电熨斗开始进入了韩国农村。

同时,村里人也更能走出去,到城市打拼了。这又促进了城市对肉、奶、水果等的需求,韩国人总算吃得起肉了。

原先一贫如洗的农民们获得了自信:

我们能做到,我们能生活得更好。

更搞笑的是,这一招还破除了韩国社会的迷信。

原本韩国农民想要修个厕所,都得请风水先生算算,定个吉利的日子。

结果,新村运动在所有的村子同时实施,从来没有什么不利的事情发生,风水先生就失业了。

随着新村运动进入尾声,茅草屋顶、煤油灯、男人背上背东西、女人头上顶东西、办事找风水先生等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都在韩国消失了。

根据韩国媒体的调查:新村运动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对韩国人自信心的提升作用,超出了汉城奥运会。

几十年来,全球累计有130多个国家来到韩国,考察和学习新村运动。包括中国。

中国访问团亲眼在一个村子里看到:有位74岁的韩国学者,每天早上都要起来跟农民们一起晨跑,风雨不误。他说,这就是新村精神。

这位韩国学者谦虚地说:

我们的新村运动,就是从中国的朱熹的弟子那里学到的。

03

1976年,位于南亚的孟加拉国陷入了严重的大饥荒。

连首都达卡、第二大城市吉大港,都出现大批逃难的饥民,政府成立了施粥所,但完全不足以应对。许多人活活饿死。

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受到了极大刺激。

在他的办公室向外望去,无数光着脚抱着婴儿的乞丐、睡在路边的孩子、肢体残缺的流浪儿……映入眼帘。人们早已麻木了。

孟加拉国的面积跟安徽差不多,人口却比俄罗斯还多。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移居美国,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都不如孟加拉国高。

这是一个产生了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国家,它的1亿多人口却有四分之三是文盲。

它又是一个极端多灾多难的国家,一场海啸就杀死15万人,一个地区一年竟然发了四次洪水,把一切席卷而去。

尤努斯感到极度羞愧:

我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我们在课堂上讲的一切,真的有价值吗?

带着学生,尤努斯去吉大港周围的农村做田野调查。现状震惊了他。

他们看到,有个在院子里做竹凳子的妇女,光着脚蹲在泥地上,指甲缝塞满了污垢,棕色的小手编着竹藤。

她一听到有外人的声音,马上躲进屋里去了,只敢小声说一句话:

家里没人!

21岁的她——苏菲亚.贝古姆,已经生了三个孩子。每天她就在家里编竹凳子。

她朝放高利贷的商人赊账,买来价值22美分的竹子和竹藤。编完把竹凳子拿给对方抵债,自己只能挣到2美分。

2美分,在当地大概能买4两大米。这就是她一天劳动的收入,仅够自己糊口。

尤努斯意识到:

商人在做这笔交易时,早就算计好了。给苏菲亚的钱只够她买材料,利润只够她糊口。这样,她不得不继续跟他们借钱。

本质上是一种强迫劳动,以奴役的形式。

苏菲亚一家是这样的,光在这个村子里,就有42户。尤努斯拿出27美元,让学生分给这42户人家。利息不要了。什么时候还钱再说。

多年之后,他在回忆录中说:

那42户人家拿到钱时的狂喜,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

然后他又注意到了当地帮稻子脱壳的妇女。

她们大清早就上工,用脚把稻谷的壳从稻杆上踩下来,一干就几个小时,还要去找墙上的突出物,用手指抓住才能保持身体挺直,避免摔倒。

这些妇女,有的寡居,有的离婚,有的因养不起而把小孩遗弃。她们每人每天干十个小时,可以拿回八斤米做报酬,价值大概40美分。

为了抢到一个靠墙的位置,以便能在干活时能倚靠一下,降低一点劳动强度,女人们竞争非常激烈。很多人天没亮就来上工,却发现别人来得更早。

尤努斯发现:

只要有一点钱把稻子买来自己处理,同样的工作量,她们就可以多赚四倍以上。

然而,她们没有本钱。

银行能不能贷款给这些穷人?尤努斯仗着自己大学教授的身份,去找了许多家银行。

他吃了无数次闭门羹。

——这些人大字不识,不会填贷款表格;

——她们拿不出抵押品,我们必须要抵押品或者担保;

——穷人没有信用,没有合作精神,无法做出理性判断,没有兴趣改变生活……

于是,尤努斯创建了一家银行,它就叫:乡村银行。

这家银行专门放12-15美元的小额贷款给穷人,不需要任何合同、任何担保。而且,它专门贷款给贫穷的农村女性。

它坚信:

穷人是有信用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几十年后的今天,乡村银行已经拥有了695万借款人,其中97%是女性。

它的坏账率不到2%,傲视全世界任何一家商业银行。

并不是穷人就更值得信任,也不是女性天生就比男性可靠。

而是经过许多次试错,用制度堵住人性可能出现的漏洞。

申请这家乡村银行贷款的女性,必须再去找四个人,组成一个五人小组,集体申请。但不能找家人,也不能由银行代劳去找人。

小组成立以后,每个人都要分别要接受面试,回答这样的问题:

你要钱是想要做什么?你怎样确定你能赚到钱?一旦同组的成员有还不上的怎么办?……

这样,选出真正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只有所有成员都通过面试,才能拿到贷款。

但,乡村银行只贷款给小组中的两名成员。如果她们俩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中还款正常,其他两个人才有资格申请贷款。组长则排在最后一名。

每笔贷款都自动被扣下5%作为小组基金,小组成员每周都要存一点钱到这个账户。作为一旦组员没还钱的应急。

只要有一名组员没还钱,全部组员继续申请贷款的资格就会被叫停。所以,全组人一定都会来帮助她,把生意做好。

然后,八个小组再组成一个大组,互相应急。大组组长跟银行会定期交流,就下一笔贷款如何申请、做什么、组员之间有没有坏账风险进行随时沟通……

用尤努斯的话说,乡村银行的600万多名女性客户,都有着大体相似的人生:

身为女性,她只听到别人一直说她不好,替家里带来麻烦,应该在出生时就弄死她或者饿死她等等,从来没有一句表扬或者肯定的话。

对家人来说,这个女儿只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和一笔待付的嫁妆。

今天不一样,生平第一次有一个机构愿意相信她,并且用钱支持她。

三十年后,乡村银行已经在全国有2343家分行,两万多名员工。

借到钱的600多万名女性们做了超过500种工作,从给稻谷脱壳、做冰激凌卖、养牛卖牛奶、养鸡卖鸡蛋、加工芥末油、种植菠萝蜜、修补轮胎、制造面包……应有尽有。

她们,至少改变了自己和身边1200万人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赤贫下去的恶性循环。

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已经被数十个国家所效仿,包括美国。

2006年,它和尤努斯本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尤努斯后来离开了乡村银行,受邀去英国当了一所大学的校长。他经常喜欢引用多年前自己的一句话:

我确定穷人会还钱。他们跟有钱人不一样,不会冒险失去信用。

因为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机会。

04

在消灭贫困这条道路上取得最大成就的,还要数中国。

2012-2021,9年时间,帮助9889万个穷人全部脱贫,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消灭贫困行动。

这条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在中国,消灭贫困同样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者团结协作的结果。

这次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除了国家领导人以外,还有约3000人参加。他们当中有村长,有军人,有女教师,也有互联网创业者。

为了帮助这个国家的穷人,他们都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前面提到的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滴滴公司的创始人程维,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次,他被授予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表彰称号。

参加了这次大会,程维感到非常振奋。

他说:

贫困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作为年轻的科技公司,我们能够参与其中,做出一点点贡献,也让我为我们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他创立的这家公司,目前承载着1300多万人的就业机会,其中有760多万名网约车司机。在他们之中,又有35万多人,是国务院扶贫办建过档、立过卡的贫困人口。

30岁的刘青云,就是这35万人中的一个。

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又在一线城市打工,手机号居然是青海的。

因为听说那里话费便宜,他就找人帮忙办了一个号,一直用着。不过到底便宜多少,他一直弄不清楚。

他常说自己,嘴笨手笨脑子笨,要不然也不会只读到初中就辍了学。

刘青云的家在一个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几乎一半人口都是贫困户,直到去年才脱贫摘帽。他初中毕业就来了一线城市,进了一家卖保健品的直销公司,很快结了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李善同在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研究时发现:

农民工其实是贫困人口中最容易受忽视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既脱离了农村扶贫体系,又不能加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

刘青云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直销公司也没法把他培训出来,一个月他只能挣到两千元。大部分人可能都无法想像,在一线城市,一家三口能靠两千元生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这样的日子显然无法持久。2017年,刘青云贷款买了一辆车跑滴滴专车,一个月毛收入在一万五左右,用三年时间还清了全部车贷。

接下来,他准备再跑几年攒攒钱,就回老家买套房,或是开个店。

他对我说,现在是他这辈子收入最高的时候,对生活很有满足感。

他打听过,如果去给私人开车,一个月最多只能挣6500元,远不如开滴滴,更没有滴滴有时候给的许多照顾。中秋给月饼,过年给茶叶,生日给蛋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有一个“可行能力理论”:

贫困不仅仅是因为收入低下而表现出生活窘迫的状态,更是因为能力匮乏而缺乏可持续谋生的内生动力。

只要给贫困者相应的能力培训和组织,他们就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表现。

这只是滴滴扶贫的许许多多举措之一。

——它有自己的电商APP“橙心优选”,已经在27个省市上线,帮助贫困地区的农产品直销;

——它有自己的共享单车“青桔单车”,已经捐赠给7个贫困县,供那里的民众使用,减少他们的出行成本;

——它还有众多的司机关爱基金、司机困难救助基金、司机子女教育基金……

滴滴公司扶贫工作的一位负责人 告诉我: 滴滴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收集统计贫困地区的司机信息时,都非常注意方式和方法。

因为,这些出身贫困的司机师傅,一般都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赚钱。

但他们的自尊心普遍都很强,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文中刘青云为化名。部分参考书籍及论文:

《穷人的银行家》 【孟加拉】穆罕默德.尤努斯

《韩国新村运动及启示》李山水

《不忘初心 进无止境》【美】亨利.福特

《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韩】朴振焕

《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扶贫论文集)》

《韩国全国大扶贫》清源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李其荣

《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收入与公共服务》李善同

《新的人口变化背景下的 就业和社会保护》国际劳工局 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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