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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徐鹏远
从拿到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片到正式公映，导演仇晟等了3年。这期间他经历了一系列变故，也体察到中国电影的下行趋势。他不知道自己会在这条路上坚持多久，但至少现在，他依然喜欢和电影相依为命的感觉。
2021年元宵节，电影《郊区的鸟》终于在国内院线公映，这是导演仇晟的处女作，此前曾荣获2018年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片。 这个春节，仇晟基本是在宣发的忙碌夹缝中度过。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经历，他倒挺享受这种感觉。
唯一让他有些始料未及的是，今年的春节档如此疯狂。本来想着元宵档期既能避开正面相遇，又能借点市场余温，但现在看来，院线留给他的空间依然有限。
不过，就算春节档没有这样持久的热度，作为一部新导演的文艺片，《郊区的鸟》也很难有多少票房惊喜。参考不久之前上映的《日光之下》和《小伟》，仇晟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悲观的预期：1%左右的排片，100万的票房，有可能连成本回收都无法实现。
时至今日，仇晟对此也不是那么在意了。最开始，电影计划2019年初上映，因未能及时拿到龙标作罢；8月定过一次档，结果撞上了《哪吒》《速度与激情》等大片，临时撤档，准备等到转年春天再说；谁知2020年，疫情来了。这期间，仇晟想过直接改成网络发行，在多个电影节放映过之后，他已经满足了，对于大银幕没有太多执著。就在即将下决定的时候，影院复工，于是出品人跟他说“我们再坚持一下吧”。
只是这份坚持，在现实面前难以避免的微不足道。上映首日，票房仅有2.3万。
《郊区的鸟》海报
01
电影行业这些年：投资、疫情与理想主义
出生于1989年的仇晟，原本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按照正常轨迹，他应该从事着与医疗器械相关的职业。但毕业那年，他却带着行李一路向南，到香港浸会大学转读电影制作的硕士。这是早在高中时就种下了的梦想，只因错过了当年的艺考，才延迟四年。2015年，他自编自导了一支37分钟的短片《高芙镇》，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女主角找了23岁的春夏出演——转年凭借《踏血寻梅》，春夏成为金像奖影后。
2016年，仇晟开始创作《郊区的鸟》剧本，并尝试融资。现在看来，他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行业的蓬勃时期：“那个时候，行业外的热钱很愿意去投资一些电影公司或者投资单个电影产品，大家也对新导演、新作品抱有期待。我们从2017年大概二三月份完成剧本，到大概六月份融到第一笔钱，十月份就开机了。”
2018年，《郊区的鸟》制作完成，仇晟又开始了下一部电影的剧本创作。有了第一次还算顺利的经验，他的心气也高涨起来，成本上做出翻倍的预算设计，结果寻找投资时碰了壁。“2018、2019这两年，电影市场的增速都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所以行业内可能攒了一些没发行的电影，但都没什么现金，行业外的钱也不怎么进来了。整个电影行业慢慢在往下走。”直到2020年初，仇晟才遇到一家公司愿意投资，快要谈成之际，却被疫情按下了暂停键。四月份再见面时，资方告诉他，公司改变了投资策略，不投周期长的艺术片，转而投资已经完成了的、下半年能上映的电影。刚刚出现的一点光明又灭掉了。
第一部作品尚未公映，第二部作品又面临胎死腹中的可能，仇晟陷入到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甚至一度出现腹泻、胸闷的生理反应。更窘迫的是摆在当前的生活压力，《郊区的鸟》筹备期间他投进了自己不多的积蓄，后期时又找家里借了钱来弥补不足，眼下不能再借钱度日了。于是，他开始尝试商业项目，加入了黄斌导演的《暗恋》（改编自八月长安IP《暗恋橘生淮南》）担任联合导演。项目收入足以保证他未来两年的生活无忧，在这个层面上，这不失为一条放在他面前的坦途。
仇晟参与的电影《暗恋》，计划今年上映
但仇晟却不想再做下去了，至少现阶段不会。“我觉得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在那个系统里尽兴，如果我太勉强去够那个东西，可能会受到很多限制。”如果需要，他宁可接一些收入没有那么丰厚的广告之类，“更短小一点，但是更好控制。”
即使只是在文艺片的领域内，仇晟也不想过早过快地跨过某条界线。“毕赣、忻钰坤、万玛才旦，他们已经越过了界线，当然有他们的不自由，但他们后面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是被产业所关注的，也会进入正常的市场流通。至少在现阶段，我并没有特别挣扎着要跨过那道界线。还是看以什么姿势跨过吧，比如毕赣的方式就有点措不及防，我也会觉得那种方式有点奇怪。”
类似的理想主义，大抵是每一个怀抱梦想的年轻人都会有的。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以理想的方式无限接近它，哪怕最终只是一场旧梦或者幻梦，甚至大部分人连做梦的机会都不曾拥有。2016年的FIRST训练营，一共有包括仇晟在内的8个年轻人参加，他们已然算是同代人中的前10%了，五年过去，只有4个人拍出了真正的电影；《郊区的鸟》的副导演是仇晟师弟，同样的浸会出身，同样的电影梦，如今的他却还没找到创作自己作品的机会，只能在各个电影剧组里做现场导演或是接一些剪辑的零活。对此，仇晟是清醒的，除了一些自认为的才华和能力，他承认自己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
02
借用拉丁美洲的手法，谈论不出中国的问题
在豆瓣电影上，《郊区的鸟》的评分只有6.4，远远低于仇晟的预期。“最早在FIRST电影节首映之后，那段时间我挺关注豆瓣评分的，我最早的预期大概是7.5，因为我没觉得它很难懂，而且价值表达或情感倾向上也不算特别有争议。但一开分，好像是6.9、6.8，后面又往下掉过一次，掉到6.2，最近是稳定在6.4。”这个不算小的落差，的确让他难过了一段时间，不过慢慢也就看淡了。但一些评价却始终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疼痛感挥之不散：“因为我自己觉得是怀抱着一个赤诚的心态去做片子，有人说我没有情感或者比较虚假，还是蛮戳痛我的。”
没有情感或者虚假，很大程度上跟叙述及表达方式有关。通常，情感爆发必须依靠铺垫和提示来实现，影像中的情绪需要动机，观众的情绪需要过程，否则便容易显得突兀、牵强、做作，甚至莫名其妙。仇晟显然在有意地试图突破这些。比如男主角生日的一场哭戏，短促、直接，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于是情感共鸣就自然变得有些困难。决定这么做时，仇晟就预料到了效果，他知道只要稍微调整一下剪辑或者前面多给一些信息就可以解决，但他希望自己能跳脱某一个动作和表情的字面意义，形成多义性——“字面意义就是在逻辑链上的统一。但我觉得他哭可能是感动，也可能是失望，又或者是一种出神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我想达到一种纯粹的哭。”在解释“纯粹的哭”时，仇晟使用了两个文学概念：“可能靠近加缪或者法国新小说的写法”。
连同诸如豆瓣评论中所言，《郊区的鸟》“轻而易举看出是侯麦+洪尚秀+阿彼察邦的集合体四不像”，其实恰好共同体现出这一代创作者的某种特质。比之于过往，他们成长在一个更开放更便捷的时代，很早便接触、吸收了大量的文学、电影等艺术经验，拥有着更为完善的知识体系。但这也可能是另一种陷阱，过多的概念有时会彼此干扰，进而阻碍自我表达，同时也阻碍着面向受众的有效抵达，通常所说的“概念先行”便部分地与此相关。
仇晟也有这方面的纠结：“我先有一个直觉出来，但我可能会太快地去分析它，是不是破坏了某种纯粹性或者是破坏了某种直接性？我现在也还不知道它对我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好像一直是一个有点无法摆脱掉的东西。”同时，便捷地看到全世界的艺术作品也可能会使得彼此界线越来越模糊。“中国电影可能借用拉丁美洲的手法，但好像谈论的就变成拉丁美洲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最重要的应该是面对当下问题或者周围具体问题。在这个里面有挺多诱惑。”
《路边野餐》剧照
在一定程度上，这已然成为这一代年轻创造者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当它被处理恰当时，自然会带来惊艳之感，比如当初《路边野餐》几乎获得一致的赞誉，当它没有被处理恰当时，便会落入沉溺自我、无病呻吟、故作深沉的批评。仇晟承认自己看问题的方式和关心的东西属于小众，但他觉得问题不在于小众，而是“在影像层面怎么样用一种新的方式给它弄成，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办法。”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造成口碑跟预期有一些大的分野的原因。”
03
每一代导演都在“弑父”，但这一代缺乏明确的美学主张
在许多叙述中，仇晟常常会与“杭州新浪潮”一起被提及。这个看似跟“法国新浪潮”、“台湾电影新浪潮”相似的称谓，其实不过是媒体的一个叙事策略或人为的绑定，唯一的连接只是几位青年导演（一般包括仇晟、顾晓刚、祝新、郑陆心源等）都是杭州人。事实上，此前他们之间连熟识都谈不上，更何况明确的共同理念和紧密的共同行动？
甚至在一些地方，他们还有着鲜明的异见。比如谈到顾晓刚的《春江水暖》时，仇晟就表示自己虽然也蛮喜欢这部电影，但某种程度上它是不真实的。“它保留了某种电影世界的完备性，但现在，人与人的交流方式其实很少用面对面说话来解决。《春江水暖》是一种选择，维持电影世界的纯洁性或者延续性，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事情都被晓刚放到一个言谈的、现实的空间发生，但我对这个东西保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
《春江水暖》剧照
在仇晟看来，顾晓刚的表达还是有山水栖居的概念，但自己对此并没有特别的信念。在《郊区的鸟》中，杭州不是西湖的临安，不是文人的江南，而是城市化前夜的郊区、破碎的拆迁现场和完全天然的树林，以至于如果去掉方言的台词，可以是任何一座中国城市。仇晟说，对于杭州乃至江南，自己更多的是一种焦虑，“我觉得江南这个概念挺强大，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陶醉其中，包括我自己在西湖边走，也经常感到一种舒适，但那个裂缝或者不舒服的地方还是能看到。”
这与他的家族认同感有关系：“我爷爷奶奶当初住在江苏的盐城，苏北地区，我奶奶的是米店老板的女儿，我爷爷是个混混儿，拐了我奶奶沿着运河下来，到了杭州北部的拱宸桥码头落脚，然后跑船运，在那边造了房子，定居下来。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半南半北的人。然后，我也特别明确地感觉，运河直直地插进杭州城，对这个城市有很大影响。杭州有西湖和周围的一群山，有田园的成分，但它一直是被人工的东西插进来的，一直是打开的城市。”
《铁西区》
当然，有些东西依然是相通的。比如《郊区的鸟》和《春江水暖》都涉及到城市改造和新杭州的建设，而在对时间感的呈现和表达上，它又和毕赣的《路边野餐》有着相似的处理。仇晟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他觉得对21世纪中国电影来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应该是王兵的《铁西区》。“《铁西区》分三个章节，叫工厂、艳粉街和铁道，我觉得基本上后面十几年的创作都可以被归在这三个大类里。工厂，讲的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失序，比如《钢的琴》这类片子；艳粉街，相当于附着于工厂的社区，它的崩溃以及变异衍生出一群无所事事找不到目标的年轻人，贾樟柯的《小武》《任逍遥》都是‘艳粉街’的故事；最后是铁道，包括上面的货运列车，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我想到毕赣的电影，他那个长镜头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还在继续开的失去了功能的火车，我自己也是，小孩子们跨过铁道，火车就开过去了，开头的时候火车在他们头上经过，某种程度上在浪漫化这个东西。”
只是局部的不谋而合，不代表整体的共同追求。仇晟说，今天的电影创作者不可能再像第五代、第六代那样聚到一起了，因为每个人要弑的“父”不一样。当年，第五代要弑的“父”是工具化的文艺，第六代要弑的是第五代和电影体制，仇晟觉得如今自己这代人没有那么明确的美学主张了，虽然某些价值判断是共通的，但每个人的取向不那么一样。
“那你的‘父’是什么？”
“相对而言，我觉得贾樟柯是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作者，但又属于拿起刀又放下的那种状态。尤是像《世界》或像《山河故人》这样的电影，向我们验证了在废墟上还可以跳舞、可以狂欢，他给我某种乐观的精神，这个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但这个‘父亲’自己否定掉了一部分，《江湖儿女》回到一个比较保守的姿态，讨论了一个伪问题。我好像愿意去把这部分捡起来去做一些发展。这个算‘弑父’吗？可能也不算，但算是某种反抗。”
贾樟柯
04
这一代青年电影人：更多呈现私我感受，无意触及复杂问题
尽管贾樟柯被仇晟视为自己某种意义上的“父亲”，但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成为第二个贾樟柯。“贾樟柯可以靠纯卖海外版权cover掉成本。现在，竞争激烈了，中国的片子多了，对外售价卖不了那么高；国内的物价也高了，卖出去之后收不回成本。《郊区的鸟》就吃亏了，去了电影节，但龙标没有及时拿到，所以那些声誉什么就转化不到票房。再一个，现在的监管也更为系统和严密。”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创作者的表达也随之产生了一些变化。在仇晟看来，贾樟柯的《天注定》还是一个刚烈的电影，不绕弯子，但刁亦男的《白日焰火》或者《南方车站的聚会》就是所谓的虚实相生了，这种风格的转向不一定是主动的。“我觉得《刺杀小说家》也很有意思，蛮当代的一个电影，雷佳音想要对抗的那个东西最后变成在小说世界里对抗，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
《刺杀小说家》剧照
仇晟清楚，自己甚至连转变的过程都不曾经历，就直接从转变之后起步。《郊区的鸟》涉及到了因修建地铁而导致地面沉降的背景，但他没有任何挣扎，非常自动地选择了一个超现实的虚写方式。“大家都迂回，然后产生梦幻，然后产生超现实的表达，后来超现实又被固化成一种风格。”
不过，他倒没有为此苦闷，他将之视为一种策略，就像第六代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策略一样。只不过，如今的策略看上去没有那么爽快、那么淋漓尽致而已，但不意味着一定妨碍表达的探索，或许还能提供更多的可能。他的下一部电影，依然是一个杭州故事，依然有一个梦境，但他想插入一段关于岳飞的往事，借此实现对历史与当下的一种勾连：“历史上的杭州安逸繁华，但它是一个赝品或者次品，是作为一个真正都城的备胎存在。岳飞死在这，好像他的英勇跟杭州有关系，好像他是杭州骨气的存在，但岳飞是死在监狱里的，跟杭州没啥关系。杭州人会很看重这个东西，好像他就是一个城市的脊梁。”包括再往后的计划，他想拍一部关于顾城的电影，回到诗人生命的最后六年时光，完成自己对历史的一次探索和解读。
仇晟计划中关于诗人顾城的电影《鬼进城》
这或许代表着青年电影人在厚重感和纵深意识上的一种觉醒。某种程度上，当下的青年电影更多地呈现着私我感受，而在久远时空的主动连接与深层挖掘上缺少自觉，即使是对现时的表现也是由“我”之视角展开，无意去触及更为复杂的状况。对此，仇晟也有所困惑：“我觉得也很奇怪，为啥大家放弃掉了，我也没懂，不光是客观条件的问题。”他觉得，电影还是要去回答问题才能获得持久燃料，如果拍电影只是讲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物，这个事情支持不了多久。
05
和电影相依为命的感觉
顺利的话，仇晟的第二部电影夏天时就会开机。之前跟家里借钱做后期时，母亲劝过他重新考虑职业选择，过上稳定正常的生活。他其实并不排斥那种生活，甚至可以接受找份普通工作坐下来上班，只是“情面”上有点抹不开。“说实话，我中学是一个蛮精英的学校，大学也是一个蛮精英的学校，同侪大多沿着既定的道路走，我有点像是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这时候你会有压力，就想在远方闯出一点名堂来，然后再见到他们。”
理想中，他想成为大卫·林奇那样的导演，可以退而小众，也能在工业体系里游刃有余。最近两三年，他经常会冒出来一些偏向viedo art或者装置艺术的想法，如果有一天对电影失去兴趣，或许会往那个方向转行。于他而已，电影不是唯一的表达方式，它只是承载了青少年时期的热爱。但他现在还不知道那一刻会在什么时候来临，至少目前自己依然喜欢和电影相依为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