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作为社会性生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外，还有着强烈的精神寄托需要。因此，亲情、爱情和友情都成了我们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其中，亲情发于血缘，爱情倾向独占，唯有友情最为奇妙。在书本上说友情可以超越血缘、地缘的界限，可以无视性别、民族、政治、宗教的差异，是可与骨肉血亲相提并论之爱，而且还能够对所有人皆无条件的奉献、无障碍的交流，简直堪称集人间美德之大成。当然在现实中，有的朋友可以为了友情而慷慨赴死，有的哪怕跟他借个三五百块都难如登天，而在人情日益淡漠的现代社会，更有人给友情下了这样一个定论——不给朋友找麻烦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麻烦确实是现代人最讨厌的东西，所以总给别人找麻烦的家伙注定会被视为“渣友”，最终沦为孤家寡人也不奇怪。比如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有段时间突然频繁借钱，开始大家还能慷慨解囊，但很快就发现这货居然染上了那啥瘾，于是连块儿八毛都不再有人肯借给他。后来可能是有人不堪其扰，干脆把他举报给了公安机关，被抓去强制戒那啥去了。
按照现代人的价值观，这位朋友的做法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尽到了朋友的义务。但要是把时代背景换到古代情况恐怕就大不一样了——那位违法的坑货弄不好会成为无辜受害的正面人物，而举报他的那位朋友则可能被视为“渣友”，并在青史中留下骂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张俭。这货一生堪称坑友无数（其中大多数甚至连朋友都算不上），却被视为不畏强权、对抗阉宦的名士典范，受到万世敬仰。比如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临刑前所作的绝命诗中，还提到了这位东汉名士：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说起东汉一朝，真真堪称是一朵奇葩——除去开国之初的光武、明庄二帝外，剩下的11位皇帝登基即位时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5岁而已（汉桓帝刘志），还在吃奶的就有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庞大的帝国继续正常运转的同时防止“非刘氏而王者”，只好把小皇帝他妈请出来临朝称制。而在大汉朝能当上太后的压根就没几个是吃素的，更何况还有外戚干政的传统，以至于小皇帝长大后想拿回本属于自己的那份权力时，少有不经历腥风血雨的，通常还得借助宦官之手才能成功。而皇帝一旦雄起，往往也意味着又轮到宦官专权乱政，直到现任皇帝驾崩、又一位太后一边奶孩子一边临朝……如此恶性循环长达百余年，史称戚宦之争。
这样的东汉要是还能有个好，那就纯粹是见鬼了。
不过自外戚中的极品、跋扈将军梁冀败亡以后，外戚势力遭受了极大的打击。此后虽然还有窦武、何进这样的大将军号称总揽朝政，但实际上已经难以改变宦官一家独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外戚不得不与士人联合起来对抗宦官，结果不但被后者砍得人头滚滚，还以“党人”的罪名加以禁锢，使得无数士人终生不得出仕，简直是被收拾得欲仙欲死，史称党锢之祸。
士人固然是被阉宦全方位吊打，但在当时有远见的人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士人哪怕再怂再惨，也始终掌握着舆论的主动权，捧谁谁就受万众敬仰，倒谁谁就得臭名昭著。别看阉宦现在煊赫一时，但名声臭了那就迟早药丸，所以宁可牺牲眼前的利益得罪宦官，士人也是万万招惹不起的。
尤其是那些特别有名的、被吹捧为勇于跟阉宦斗争的“君子”们，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和“八厨”，更是万万不能得罪的主儿。所以当时的官吏、世家以及豪强们，面对眼前惹不起的宦官和将来必然更加惹不起的士人，宁可找块豆腐自己撞死，也不愿意跟他们有任何交集。
但有些事情，却不是惹不起就躲得起的，比如“望门投止”的张俭。
张俭，字元节，山阳郡高平（今山东邹城）人，自称是秦末诸侯、西汉开国元勋张耳之后。所以在凡事都得拼祖宗的东汉，张俭的老爹张成才能当上江夏太守，而他本人年及弱冠就被举为茂才，却因为看州刺史不顺眼居然就托病不应。
话说那可是举茂才啊！偌大个大汉朝一年也就十几、二十来个名额，一旦取中就意味着仕途亨通，有着极大的机会获得贵官美爵。不知有多少人拼尽一生挤破头也搞不到手的一个巨荐，张俭居然弃之如敝履，真不知道让人说啥好。
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已经50岁的张俭终于接受了山阳太守翟超的征辟出任东部督邮。说起督邮，有的朋友可能会想起在《三国演义》中惨遭张飞痛扁的那个倒霉蛋，也可能让人想起快递业……实际上督邮是太守属吏，主掌监察，即代表郡守督察诸县，是个可令千石县令瑟瑟发抖的狠角色。所以说翟超让张俭当督邮，代表了他对后者的一番信任与认可。
那么张俭又是怎么回报翟超的信任的呢？
山阳郡辖下有个防东县（今山东成武），是朝中大宦官、中常侍侯览的老家。因为侯公公正当红，所以其家人难免就为非作歹，为祸乡里，还被张俭逮了个正着，而且先斩后奏下了死手：
“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按照汉制，督邮作为一郡太守的属吏并非是朝廷命官，而是相当于太守的私臣、视太守为主君。因此按照正常流程，这事张俭根本就没资格做主，也没有上报朝廷的义务，只需汇报郡中等待翟超处置即可。
可问题是张俭压根就不是个正常人啊，否则哪能拒举茂才在家一蹲好几十年、直到知天命之年才跑出来当个小小的督邮？所以这家伙不但先下手为强弄死了侯览的老娘，还无视了自己的主君翟超，直接向朝廷越级举报了侯公公，甚至直接向汉桓帝刘志建议——侯览这个老阉货一看就不是个好人，干脆一刀砍死他得了！
不知道张俭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人家刘志再这么着也是一朝天子吧？要是连个小小督邮的奏章都亲力亲为，先不说会不会活活累死，他还怎么当一个快活的昏君？所以张俭的奏章理所当然没有被送到御前，还恰好被侯公公截获，这下刘志要是还能知道这码事就真是活见鬼了（当然，就算刘志看见了，最终倒霉的还得是张俭）。
不过侯览没有立即展开报复。毕竟侯公公也是见过大世面、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大人物了，对他来说，单单收拾一个张俭实在是缺乏挑战性，不如下一盘大棋。
侯览有个老乡叫朱并，此人跟张俭有仇，便在有心人的指使下也玩了一出越级举报，指控张俭与同郡的24人结党，试图谋逆！
张俭举报侯览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没有激起半分波澜。而朱并指控张俭结党的上书却火速出现在御前。于是刘志大怒，下令缉拿人犯并从严从速惩治，而且张俭的“同谋”很快从数十人蔓延到几乎整个士人集团。
张俭此举是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重要事件之一，牵连极广影响也极为深远。像“八俊”中的李膺、荀昱、朱寓，“八顾”中的夏馥，“八及”中的刘表、苑康、翟超，“八厨”中的王芬都受他牵连或死或逃或下狱罢官，其他莫名其妙因此卷入党锢之祸而死之人又何止万千？
不过，最先倒霉的可不是张俭，而是他的“主公”翟超。
话说这位堂堂二千石的山阳太守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还没搞明白咋回事就被槛车入洛了。而好不容易搞明白了到底是咋回事的党人领袖如太尉陈蕃、司空刘茂等人虽然拼命营救，最终却一无所获，只能在名誉上给予一定的补偿——回头看前面的那张表，里边的“八及”中那个叫翟超的，就是这位稀里糊涂被张俭坑死、又稀里糊涂的成为“斗宦君子”的前山阳太守。
在我的前一篇文章东汉朝的“主公”养成手册 中曾经说过，东汉一朝其实存在着一种另类的“二元君主制”，即当时的官吏和士人都有两个并存的效忠对象，其一必然是皇帝，其二就是“主公”。像本文中的翟超就是张俭所必须效忠的主公，而且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种非常正式的君臣关系，所以老张坑死老翟的行为绝对属于“背主”。在这种情况下，张俭唯有一死才能洗脱坑主的污名，否则就算人还活着，也得落得个“社死”的下场。
可张俭就是不走寻常路。这货一出手就杀了侯公公的老娘，还越级举报，算是跟宦官结下了不留半分余地的死仇，看起来刚烈绝伦。可一旦事发，包括他的主公翟超以及号称“天下楷模”的李膺等数百党人因此受害，阉宦势力愈发跋扈不可制。在这种情况下，张俭无论是坦然投案、担下所有的责任，还是逃亡在外的同时联络有志一同者继续跟宦官作斗争，都让别人没啥话说，最起码也算有始有终，像个爷们。
可他干了什么？闻风丧胆，千里逃亡，而且一口气跑到了塞外（今天的辽宁西部）。
张俭不仅跑了，而且还不忘一边跑，一边发挥特长继续坑人：
“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在这里，张俭还创造了一个新成语“望门投止”。啥意思呢？就是说在逃难或出奔时，见到人家就去投宿，只求暂时存身，根本不管认不认识对方，也不管会不会给人家带来灾祸。
而张俭也确实无愧于“望门投止”这个他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名号——他是真的不管别人死活，只要自己还活着就好。
大家都知道“孔融让梨”这个典故，却少有人注意到故事中孔融让梨的对象、他的三哥名叫孔褒。当然就更不会知道孔融不过让了个梨子罢了，而孔褒却为了自己的弟弟慨然赴死。
当然，这也跟张俭有关。
话说张俭一路逃亡，宦官派出的追捕大军当然也没闲着。他们抓不住张俭，可那一路上受不了这货“望门投止”而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向他提供过食宿或帮助的人家，统统该抓的抓、该杀的杀，灭门绝户都是寻常事。否则，怎么能叫“破家相容”呢？
某一天，张俭逃到了孔融他家。不过张俭并不认识孔融，只跟孔褒“有旧”，而后者恰好还不在家。在这种情况下，脸皮贼厚的张俭还是赖着不走，而且看孔融年纪小（才16岁）还不肯直言相告自己是个逃犯，只是“有窘色”（本段皆引自《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而已。年轻气盛的孔融自觉受到了轻视，就自作主张收留了张俭。
结果事情很快败露，在当地官员的暗中相助下张俭再次成功溜掉，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孔褒、孔融兄弟却被捕了。于是老孔家上演了一出可悲可泣的争相赴死的大戏——孔融说张俭是我收留的，砍死我吧；孔褒说张俭是来找我的，跟弟弟无关，砍死我才对；孔母说这俩傻蛋都是我生的，不砍我简直没天理……宦官倒是想灭老孔家的满门，可问题在于人家是孔圣人的嫡脉血亲，要是全砍死估计全天下的读书人都得炸毛。所以只能层层上报，让皇帝刘志拍板。
也不知道刘志是咋想的，下诏说砍死孔褒就算齐活，其他人就放了吧。
于是孔融从此天下闻名——这他喵的算啥道理？孔褒吃了个大梨，就能让尚是垂髫之年的孔融成名；孔褒替弟弟担罪赴死，然后年不及弱冠的孔融就成了大名士……孔褒上辈子到底欠了孔融多少钱，才在这辈子给他当哥？
说回到张俭。这货继续一边坑得新朋旧友家破人亡，一边鼓足余勇玩命往北跑。等跑到塞外终于安全了，这货也没有扯起“诛宦”的旗号联络四方志士、继续他未尽的大业，更没有拉起兵马跟阉宦集团正面硬刚，而是隐姓埋名，自此全无声息，仿佛他啥都没干过。至于万千人因他而死，更是假装不知道，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当起了鸵鸟。
张俭这一躲就躲了15年之久。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党锢解除，他才回到家乡继续隐居。在建安初年他还接受曹操的征辟再度出仕，不过仅过了1年多就死掉了，享年84岁。
实事求是讲，张俭想诛宦并没有错，那帮阉货也确实罪大恶极。可问题在于诛宦可不是宰鸡，那可是要震动天下、无数颗人头落地的大事啊！怎么不得从容策划、谨慎行事，起码也得召集同志并等待时机一举破之吧？就算格局所限、形势所迫管不得那么多、那么远，起码也得想好杀了侯览老娘以后该咋办吧？哪能只管杀不管埋、形势不妙就不管不顾的撒腿就跑，还拖那么多人给自己垫背：
“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啥意思？张俭一路逃亡，沿途帮助过他的十几个家族都被灭族。要知道东汉一朝世族、豪强势力强大，往往一城一县过半人口尽归一族也不是啥稀罕事。因此经张俭和阉宦这一路祸害，从山东到辽西的沿途郡县纷纷残破不堪。
出名我来，送死你去——这是人干的事吗？
话说张俭可不是啥事不懂、满脑子除了浆糊就是热血的精神小伙。他已经50岁了，在那个年头已经算是高寿的将死之人，即便在35岁还能过青年节的今天，50岁的人也无论如何不能跟幼稚冲动、不够成熟扯上边儿吧？那他的所为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定论呢？
我以为，张俭就是那个年代的天下最为自私自利之人。
这么说不是没有理由的。
与张俭案一起掀起第二次党锢之祸的还有大将军窦武诛宦失败身死一案，汝南名士、“八顾”之一的范滂也受到了牵连。督邮吴导奉命前去抓捕范滂，他很清楚范滂的无辜以及天子的乱命，但若拒诏别说吴导自己了，他的父母妻儿都得死于非命。可要是奉诏的话，吴导必然会被士人视为阉宦同党，从此臭名远扬。一时间进退不得的吴导只能把自己关在驿站中痛哭，范滂听说后非常自责，就跑到县里自首以释吴导之困。县令郭揖听说此事后，就解下官印绶带要跟范滂一起逃亡，却被后者拒绝了，理由也很简单，就是不想因为自己祸害别人。
千古艰难唯一死，范滂自然也贪生。因此在临刑前，他给儿子留下了下面一段话：
“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引用同上）
啥意思呢？范滂告诉儿子——从一个父亲现实的角度而言，他想教儿子作恶，因为这是个恶者福、善者祸的世道，但恶事终究是不该做的；从理智的角度，他想教儿子行善，可他范滂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不就是因为不肯做恶事导致的吗？所以范滂作为一代大名士、大学者，到死前却不知道该如何教导儿子了。
与范滂同样宁死不肯作恶的，还有同为“八顾”之一的巴肃。他面对朝廷的抓捕也是昂然自首赴死，并同样拒绝了县令弃官与其一同逃亡的建议：
“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引用同上）
当然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坚持敢于赴死的义士必然是少数，大多数人在生死大考面前首先想到的也是像张俭那样撒丫子跑路。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比后者更有底线。
比如同为“八顾”之一的夏馥遭到阉宦缉捕以后也选择了逃亡，而且像张俭一样，他所逃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都被收捕拷问。夏馥得知后并没有像张俭那样继续一路坑人，而是追悔莫及：
“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引用同上）
于是夏馥剃掉胡须、改变容貌，堂堂一个大名士不惜隐姓埋名去做了一个卑贱的仆佣，成天受烟熏火燎以至于容貌尽毁，也不愿意再祸害别人。后来因为身体单薄以及劳累过度，夏馥没熬过党锢之祸就早早去世了。
与范滂、夏馥这样的人相比，张俭难道不是天下第一等自私自利之人吗？他还有什么脸跟范、巴、夏等人同列？
可为啥这么个货色还能成为名垂青史的大名士呢？
原因其实很恶心。
首先，先甭管张俭是如何的敢惹祸不敢担责，但他这么干的目的是为了诛宦吧？谁敢说诛宦不对？谁又敢说中常侍侯览及他老娘不该杀？这货从一开始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因此就能为所欲为了！
为啥？因为儒家向来认为，作为君子就应当顾全大局，至于细微末节就不要斤斤计较了：
“子夏曰：‘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卷十·子张第十九》）
这就是所谓的“大德不逾，小节不拘”了——在当时的士人看来，诛宦当然是“大德”，至于因张俭望门投止而惨死的那些人自然就是“小节”。反正死都死了，还是别计较了。
其次，张俭掀起的第二次党锢之祸虽然害死了无数人，但也使得原本趋向和缓的士宦关系彻底恶化，再无和解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阉宦愈发肆无忌惮迫害士人，进而独揽大权，进一步的祸国殃民，终于引发了黄巾之乱。而一旦天下乱起，刘志生怕早就跟他离心离德的士人与黄巾合流，便不顾宦官的极力反对大赦天下，主动解除了党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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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党锢解禁之后，宦官势力大不如前，士人也对其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因大将军何进被杀，以袁绍为首的士人势力将宦官杀戮殆尽，在结束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同时，也开始大规模的给在党锢之祸中受害的士人集体平反。可是紧接着又爆发了董卓之乱以及随后的诸侯割据，所以这次对党锢之祸的总结和平反也是粗糙和仓促的。于是张俭干过的那些破事还没来得及去追究和反思，就被匆匆的盖棺定论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些因张俭“望门投止”而“破家相容”的家族的态度了。尽管被张俭牵累时，他们可能在肚子里恶狠狠问候过后者的十八辈祖宗，可如今家也破了、人也亡了，要是张俭最终成了个反面人物，那么他们家族的牺牲岂不就成了笑话？
所以，最热衷于维护张俭的，反而是这些被张俭祸害得最惨的那帮人，比如孔融。这个被张俭坑死了哥哥的大名士，不但亲笔替张俭撰写了碑铭，还将其夸得天花乱坠：
“桓桓我君，应天淑灵。皓素其质，允迪忠贞。肆志直道，进不为荣，赴戟骄臣，发如震霆。凌刚摧坚，视危如宁。圣主克爱，命作喉唇。”（《全后汉文·卷八十三·卫尉张俭碑铭》）
其实张俭的所为在古代士人中很有代表性。这类士人吧，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理想、没有坚持，更不能说他们天生就是坏人、天然就想作恶。可他们一旦自觉“大义”在手，就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其实这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旦惹出祸来或是面临逆境危局，他们要么是不知所措，要么是逃避责任，甚至会随之倒行逆施起来。
前者比如张俭，后者比如秦桧。
秦桧这个因为卖国求荣、戕害忠良而在青史上臭名昭著的奸佞，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曾是个热血的主战派？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国大举侵宋并包围汴京，并以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作为议和退兵的条件。在举朝上下一片妥协求和之声中，秦桧愤而上书言军机四事，认为女真人欲壑难填，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防备，不能无条件的退让：
“桧上兵机四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宋史·卷四百七十三·列传第二百三十儿》）
此后宋钦宗赵桓给秦桧加官兵部职方员外郎，随张邦昌处理向金国割地事宜。不过秦桧深以为耻，再三上书要求辞去职务。不久赵桓又召集百官商讨割地事，以宰相范宗尹为首的70人赞成，秦桧等36人则坚决反对。
此时的秦桧哪里像个奸臣、卖国贼？
然而在汴京失陷、秦桧随着徽钦二帝被掳去金国折腾一圈之后，他就被吓破了胆，随之在威逼利诱下向女真人屈服。其实这也不奇怪——正如张俭一样，让秦桧在远离现实危险的情况下行大义之事是没问题的。可一旦直面了近在咫尺的生死抉择，他们就会原形毕露或是性情大变，成为天下第一等的自私自利之人。
做个假设——要是张俭没逃到塞外就被阉宦抓住了，他会不会也像秦桧那样玩一出大变脸？
再做个假设——要是张俭以及秦桧上书的对象不是刘志和赵桓，而是刘彻以及赵大、赵二这样的明君雄主，弄不好张、秦二人还真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名士、名臣。
正如白居易的那首《放言五首·其三》一诗中说的那样：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