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事变时，曹爽当时只有一个选择，当机立断杀掉反对者，集中兵力强攻洛阳，逼城中的曹氏开门，司马懿毕竟称病多日对城防不如曹爽熟悉和威望大，一旦破城，仗着皇帝与大将军之威与司马懿来一场火拼，如此胜负难料。其次，在这场战争中，透支的是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司马懿不可能看不到其他人也有利用这个事件趁势而起的可能性，但曹爽应该是没看到，或者说，没敢看到，他根本不敢想象要如何在天下大乱中孤身拼搏，然而这样的一个庸才和司马懿对抗，灭亡是迟早的。
再者，曹爽想拉拢各地势力，申明还政于君就可以了。而直接攻击司马懿意图谋反，矫诏太后，后宫干政。司马懿是站不住脚的。他本来就是谋反，兵变之后司马独大，取曹而代之是再明显不过的。司马懿发动政事的变化的时候经过曹爽府邸，曹爽的军队没有做任何阻拦，有人要射箭，被阻止，理由是事未可知。由此可见人心向背。司马懿写信是因为这个方式成本最低，为什么不试试，上兵伐谋，这也是司马懿的高明之处。
不管怎么分析，高柔、蒋济事实上就是公然支持司马懿了；他们做出这种选择后，如果司马懿失败了，他们也有可能被灭族的。所以，比较合理的推论应该是，曹爽执政时候，一个劲的排挤元老重臣，一个劲的把权力向自己小集团集中，让高柔、蒋济等人对自己的前途看不到希望，所以才决定挺而走险支持司马懿。两汉以至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权力，掌握在很大程度上小小的豪门手里，顶尖的阶层就是士族。朝廷更接近于联合国，或者如今日之董事会。
所以，高级官职只是士族家族亲自上阵参与政治博弈的一种方式，但与家族利益并无太大的直接关系。古代君王喜欢提拔重用“宦官”“小人”“亲信”“亲戚”“幸臣”等等，主要就是利用底层地主士绅和军功将领，牵制平衡打击世家大族。从商鞅变法，到隋唐科举制再到九千岁魏忠贤，都是这个思路。所以，东汉、南北朝时期的士族，不仅垄断物质财富和文化思想，而且社会地位固化，甚至于在九品中正制度下，直接根据血统分配官职。
对于士族，做不做官，意义不大。只要那些精英、大佬们把持住朝堂大局，剩下的人可以看心情、看需要，随时任职。如，司马懿是士族代表，被迫放权后装病养老，但时机到了，立刻振臂一呼，万众归心，政事的变化夺取权力。一句话，大户人家不靠工资吃饭，他们本身就是国家的大股东。
与其说他们是主动支持，毋宁说是被劫持后别动表态而已，曹爽执政时得罪太多人，他们打的主意应该也只是支持司马懿和平解除曹爽的权力，没料到司马懿做得那么绝。事实上，桓范突然冒死逃出洛阳城，拿着全家人的脑袋支持司马懿时，司马懿感到恐惧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因为真有人上窜下跳的支持曹爽。
而曹爽愿意对赌，司马懿就算能取得胜利，肯定也会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洛阳似乎支持者，但挟帝走旧都，天子在手，便名正言顺。以皇帝名义号召地方势力勤王，同时许以高官厚禄，以此对抗洛阳反叛。司马懿手中不过太后懿旨，在晋国疆域内，那些三公九卿能比得过天子圣旨？况且面临蜀吴虎视，能不能马上发兵还两说，就算发了兵后方是否稳固？这不比回洛阳等司马懿发落强万倍？即使最后失败也不失其枭雄之名，所以曹爽自身性格问题还是决定因素。